197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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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险恶用心
吉林省电力局大批判组
邓小平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妄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他的反动罪行,必须进行批判。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就指出:“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毛主席还指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深远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搞“条条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交战线的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大搞“条条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管理体制改革,企业下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就拿我省电力工业发展来说,短短的几年,就新建了三个大中型电厂,省内原有几个电厂都进行了扩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全省发电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输变电工程发展得更快,新建成四条二十二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五百七十公里。新建了二十二万伏一次变电所七座。大量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闭着眼睛不看这些事实,极力抹煞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斗、批、改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他恶毒地攻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各行其事”、“搞乱了”。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把发挥两个积极性污蔑为“盲目的积极性”,胡说什么:“许多地方的工业管理机构不健全,业务人员太少,不能适应下放后的形势,许多事情没有人管,生产调度工作抓不起来,影响生产的发展”。他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下放后出现的大好形势说成一团漆黑,并利用手中的权力,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统统“收上来”。他究竟要干什么呢?
现在我们看清了,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是为他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服务的。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他重搞“条条专政”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
“条条专政”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根本对立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任何削弱、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言行,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我们实行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地方块块为主,就保证了把企业置于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把政治和经济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邓小平大搞“条条专政”,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他们不要党的领导,要谁的领导呢?只要翻一翻邓小平的言论就清楚了。他不是要请“隐士”吗?不是要重用那些“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吗?不是扬言“技术业务上不行,就让人家干”吗?这就充分说明,他重搞“条条专政”,就是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请出来,由他们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以便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专无产阶级的政。可以想见,由这些人来领导,必然要把社会主义工业引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这就说明,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还是搞“条条专政”,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邓小平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出发,既不相信各级党组织,更不相信广大工农兵。他搞“条条专政”,就是反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反对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是要两个积极性,还是只要一个积极性,搞“条条专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经验证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革命和建设就会受到损害。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条条专政”的压制和破坏,没有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办电的积极性,我省农业用电发展非常缓慢。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省电力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办电的积极性,实行群众办电,促进农电事业蓬勃发展。全省农村用电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八点二倍;农村输电线路的总长度增加八点五倍。农村用电面,公社达到百分之九十一,大队达到百分之八十四,生产队达到百分之八十二。农村小水电站的发电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十一点八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省农电事业的高速度发展,是对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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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靠什么
——批邓小平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反动谬论
银川橡胶厂工人理论组
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究竟靠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唯一正确的方针。邓小平疯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就打着“加快工业发展”的幌子,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拚命鼓吹“最可靠的”是
“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邓小平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污蔑我们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充分暴露出他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
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和掠夺别的国家,总是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对方的脖子,以便敲诈勒索,渗透扩张。邓小平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胡说什么要改变我国“技术落后”的状况,只有“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洋奴腔调,活灵活现。在邓小平眼里,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见了。他这种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反动谬论,并不新鲜,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人民公敌蒋介石都喋喋不休地叫嚷过。刘少奇、林彪也卖劲地兜售过。今天,邓小平又妄图用洋奴哲学,扼杀我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邓小平竭力鼓吹“引进”,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说穿了,还是搞唯生产力论,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如果按照邓小平这一套搞下去,让外国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只会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便不能自主。邓小平的所谓“引进”,加快的绝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
银川橡胶厂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懂得,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必须坚持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才是最可靠的。十年来,我们厂坚决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遵照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产量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五十。我们所取得的进步,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靠的是广大职工群众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自力更生干出来的,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我们厂一车间炼胶工艺,过去一直沿袭苏修的老方法,工序繁复,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很多地方极不合理。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大胆向外国的落后工艺开刀,大家群策群力,边生产,边试验,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实现了一项炼胶工艺的重大技术改革,把原来的五道工序,简化为两道,广大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事实告诉我们,崇洋迷外,只能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道路越走越宽广。一九七四年,国家急需几种特种轮胎,国外资产阶级妄图卡我们的脖子,要么把翻修过的旧胎冒充正品,要么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百般刁难。我厂广大职工对此非常气愤,坚决要求承担试制特种轮胎的任务。厂里成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试制小组,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会战打响了。广大职工坚决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在有关部门和兄弟单位大力协助下,我们先后解决了机头制造、模具加工、压密封胶等十几个难关,终于在短期内试制出“争气胎”,经有关部门鉴定,质量完全合格,新胎使用次数比进口轮胎平均提高了一倍。广大职工深有感触地说:“靠外援,越靠志越短,越靠人越懒;靠自力更生,越干劲头越足,越干志气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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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急风暴雨中前进
——记兰州石油化工厂一○三车间工人理论小组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事迹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石油化工厂一○三车间工人理论小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他们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前,朝气蓬勃,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去年夏季前后,右倾翻案风刮到了兰州石油化工厂。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厂企业描绘得一团漆黑,说什么企业管理“搞乱了”,“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要进行“整顿”,还鼓吹什么对工人要管得“严一些”,等等。一○三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李启荣听了以后,觉得味道不对。他重温了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并把理论小组的几个成员找到一起进行讨论。李启荣说:“为什么有人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企业出现的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说成一团糟?为什么有人看不到工人群众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家严肃地议论起来。一个同志说:“依着这些‘讲话’去办,不就是要恢复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那一套,整掉我们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吗?”另一个接着说:“谁要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一套,谁就是搞复辟倒退。”理论小组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第一、坚决抵制“企业整顿”妖风;第二、继续批判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第三、要协助党支部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弄清所谓“企业整顿”的反动实质,这个理论小组的同志反复学习了列宁关于“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管理也是社教”的教导。他们翻阅和摘录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有关企业管理问题的语录一百二十多条,围绕着要不要依靠群众来办企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靠什么等问题,进行了几次讨论。他们先后写出了《管理是群众的管理》、《管、卡、压的流毒必须肃清》等三十多篇小评论。小评论尖锐地指出,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是“依靠群众管”还是“管群众”,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谁想重新用管、卡、压来束缚工人,我们坚决同他斗到底!
理论小组的行动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支持。工人们说:“你们对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批得对,批得好。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就象密密麻麻的过滤网,滤掉了我们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滤掉了咱们当家做主人的权利。现在绝对不能走回头路!”
去年夏季,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也传到了这个厂。一○三车间理论小组的一位老工人听到后,马上意识到:“怎么三项指示都成了纲?”他提出应当进行批判。有人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你们也敢批!理论小组的同志不信邪,他们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反复琢磨“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新提法”。他们越学越感到这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对不上号,与党的基本路线对不上号。随后,他们向厂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厂党委书记明确地指出:“我们还是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提‘三项指示为纲’”。在党的领导下,理论小组坚决地抵制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后,理论小组的同志立即抓住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邓小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他们还同群众一起回顾了车间发展史,用生动的事实批判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最近,这个理论小组又同全厂工人群众一起,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本厂十年来坚持“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的经验,用大量事实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初步归纳为
“六批判六坚持”:批判生产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一长制、专家治厂,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批判管、卡、压,坚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批判走资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坚持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本报通讯员 《甘肃日报》记者(附图片)
吉林——北京171、172第二乘务组在列车上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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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辽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一○七队大批判组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大肆污蔑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攻击企业下放后“许多事情没有人管”,“抓不起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叫嚷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邓小平打算怎样“管”呢?就是妄图以“集中”“统一”为名,重搞“条条专政”。
“条条专政”是什么东西?它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削弱和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压制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压制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句话,“条条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所鼓吹的“条条专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业务部门的垂直领导代替党的一元化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把各级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一概排斥在外。搞“条条专政”,必然造成两个严重的恶果。
其一是,以业务挂帅代替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他们所管的“条条”里,不抓阶级斗争,搞唯生产力论之风甚浓。在邓小平看来,企业中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产品、原料、质量、速度、效率等等,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其二是,在企业中大搞“专家治厂”,大搞管、卡、压,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反对“鞍钢宪法”,搞“马钢宪法”的那一套,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企业的领导权重新掌握在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手中。
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条条专政”,就是这么干的。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奋起批判了“条条专政”,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整个工业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以便他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什么“集中”“统一”,邓小平决不是要把经济工作集中统一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而是妄图通过“条条专政”,实现经济管理上的高度垄断,以达到政治上搞修正主义的目的,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罪恶用心就在这里。按照他的一套搞下去,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搞垮社会主义经济,哪里谈得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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