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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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批邓,沿着七·二一道路胜利前进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
八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象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在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指引下,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
八年来,我们学校在厂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教育革命取得了可喜成果。我校已经毕业的学生,回到车间后,在政治思想上是工厂理论学习的骨干,革命大批判的尖兵,反修防修的战士,在生产上是多面手,是技术革新的闯将。他们的成长,增强了工人阶级在技术领域里的优势,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巩固和加强了工厂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教育革命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宏大队伍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它对我们坚持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旧的上层建筑,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进行恶毒攻击,胡说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不能代替大学”,公然否定《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指导意义。邓小平对七·二一大学的攻击,激起了我们全校师生的无比愤怒,在全厂贴出了第一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揭露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否定七·二一道路的罪恶目的,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为其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大家还联系学校开办以来,社会上不断刮来攻击和非难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妖风,分析这一阵阵妖风的风源都是来自党内的走资派。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坚定地走七·二一道路,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同党内的走资派斗到底!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批判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学习了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提出七·二一工人大学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学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这样,学校不仅要在技术上培养学生,更重要的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学生,在工厂的大课堂里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做好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今年一月,根据工厂革命和生产的需要,我们组织全校师生到车间参加生产劳动。劳动期间,师生们与工人一起参加批邓斗争,一起谈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体会,互相交流思想,共同分析车间、工段阶级斗争的表现,提高学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四车间有一个工人过去生产上很能干,但缺乏阶级斗争观念,有“自来红”的思想,放松了思想改造,犯了错误。在这个车间劳动的工人学员,和工段的工人理论队伍一起,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看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危害性。学员们说,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工人不注意世界观改造也会蜕变成资产阶级分子,我们不仅要做到“手不减油泥味,耳不断机器声”,而且更要做到“脑不忘阶级斗争,当反修防修的尖兵”!
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我们为了坚持七·二一道路,与邓小平对着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培养与工人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不断地组织学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今年以来,我们着重批判了邓小平一伙鼓吹的“读书做官论”,批判他们散布的“培养工人农民,还办大学干什么”等谬论,使学员从思想上真正树立当普通劳动者的思想,以实际行动与工人划等号。工人学员们说:“如果我们在学校里不树立起与工人划等号的思想,毕业后就不能真正做到与工人划等号,即使是组织上服从了,思想上也还会有各种错误想法”。我厂四车间送来的一位学员,原是镗工。今年四月他回车间去的时候,发现车间里镗床工种缺人,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他就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车间加班劳动,直到完成生产任务。六月份,他和大家一起又下到车间劳动,那里需要就到那里,三个星期调换了四个工种,在每个岗位都干得很出色。车间黑板报表扬了他。他说:“要与工人划等号,首先要在思想上和工人师傅有共同的感情,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做到这一点”。上海沪东机床厂送来我校学习的一位工人学员,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厂参加劳动,不怕脏,不怕累,主动挑重活干。工人群众称赞他“念了大学没有变”!
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成为我们走七·二一道路,进一步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强大动力。我们除了要继续办好工科班外,还协助郊区人民公社办农机短期训练班,最近又开设了文科班,使七·二一工人大学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
回顾八年来的战斗历程,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一个接一个垮台了,而七·二一工人大学这株教育革命的新苗,却在斗争中茁壮成长。从八年前的一所,发展到现在,仅上海市就有一千八百多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七·二一道路越走越宽广。展望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辉煌前景,我们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决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与党内走资派斗到底,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光辉道路胜利前进!(附图片)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机修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师生,坚持开门办学,在车间一边参加生产实践,一边进行教学。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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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大学文科班要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
北京人民机器厂五·七工人大学党支部
我们厂的工人大学,不但设置了自动化、印刷机两个技术班,而且创办了政治理论、文艺创作和评论两个业余文科班。我们为什么要办文科班呢?
历史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阶级斗争现实告诉我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打着红旗反红旗,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群众。我们深深地感到,不掌握革命的理论就不能识别、抵制党内走资派。我们还看到在社会上、工厂里,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反革命文艺向无产阶级进攻,毒害青年。严峻的阶级斗争现实告诉我们,必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的工人理论队伍,才能适应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需要,才能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阵地。因此,我们厂党委就决定创办工人大学文科班。
开始创办工人大学文科班时,有的同志说:“工厂是生产单位,工人大学办技术班就行了,何必还要办政治理论班,办文艺班?”我们认为,工厂绝不是单纯生产单位。工厂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阵地,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大学校。工人阶级也绝不是只会干活的“工具”,而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我们工厂不但要造出机器,还要培养出一支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军,造就出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工厂大学办文科班,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
我们的文科班为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创办,创办后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受锻炼。我们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安排教学,发挥文科的战斗作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文科班就根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需要安排了教学内容。学员在学校学习后,又抽出一定时间到各车间、班组去做辅导。他们边学习边编写辅导材料,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名词解释,编写问题解答以及“谈谈社会主义商品、货币、按劳分配”等辅导材料,召开专题理论讨论会,有力地配合了我厂理论学习的开展。在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发表后,文艺班和理论班就集中了一段时间,编写有关评论《水浒》的辅导材料,召开批判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大会,还多次在全厂和车间做辅导。在教育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打响之后,我们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及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深入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我们理论班和文艺班都安排学习了列宁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篇光辉著作,把批邓和学习马列著作结合起来,从而对“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带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大批判。
我们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按照毛主席关于“文科必须以社会为工厂”的教导,让学员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经受锻炼,发挥作用。在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文艺班学员张瑞敏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有一个纲,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怎么能讲三项指示为纲呢?”她在编写辅导材料时仍然坚持讲党的基本路线,讲阶级斗争,有力地抵制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邓小平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时,我们文艺班的学员和邓小平针锋相对,大唱革命样板戏,狠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以战斗来保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学员们配合阶级斗争和我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写出了大量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作品和批林批孔的文章,在首都报刊、广播电台上发表了三十多篇,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我们工人大学文科班办得更好,为夺取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而努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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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办好工人大学贡献力量
柳州机务段七·二一工人大学兼职教师 周树光
去年七月,我段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时,学校领导小组给我送来一张聘请书,要我担任金属切削课程的兼职教师。当我拿到聘请书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解放前,我父亲给资本家做工,当了一辈子睁眼瞎。我自己十二岁当童工,挨够了资本家的皮鞭。解放了,我们工人阶级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象我这样的工人怎么能上大学,更谈不上登大学讲台。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又发出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社会主义新型大学。这是教育战线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昔日的奴隶,今天要当文化的主人,要登上大学的讲台,要掌教育的大权!我深深知道这份聘请书的分量,决心为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为教育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金属切削”是门技术课,如何上好这门课呢?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使我认识到,技术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掌握技术的人与技术为谁服务,都是有阶级性的。用什么指导思想讲技术课,给学员打上什么阶级的烙印,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七·二一工人大学必须把提高学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上技术课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样,我在讲机床的维修和安全操作时,就结合自己在旧社会的亲身经历,控诉资本家只顾榨取工人血汗,不管人身安全,造成伤亡事故不断发生的罪行;用现在处处重视和强调生产安全措施,说明党和毛主席对我们工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在讲机床的类型和编号时,我把文化大革命后我国自己生产的现代化机床和旧社会极端落后的皮带轮车床作鲜明对照,用铁的事实狠批林彪、邓小平散布的“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颂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讲到车刀材料时,我大讲我国钢铁工人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指引下,冶炼出高质量硬质合金刀钢材,宣告“车刀靠进口”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跟学员们一道狠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黑货,树立“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坚定信念。学员们反映说:“周师傅给我们上的不仅是金属切削课,而且是生动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课,工人大学的课就应当这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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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大学
在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发表八周年的前夕,我们访问了大连海运分局七·二一工人大学。这所大学在斗争中诞生,在风浪中前进,已经走过了六个年头。他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办学方针,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蓬勃发展的祖国海运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工人大学生。
这所海上大学一直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一九七二年,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复辟回潮的妖风,说什么:“厂办大学不正规”、“质量差、水平低”等等。在这场斗争中,大连海运分局党委作出了加强领导,继续办工人大学的决定。去年,邓小平对七·二一工人大学进行了种种诽谤和攻击,妄图把这个新生事物扼杀掉。对此,师生们义愤填膺。年轻水手、共产党员刘连茂第一个贴出大字报给以痛击。“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经过几年来的斗争,工大分校由原先的十一所,发展到二十一所,工大在斗争中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大连海运分局主要担负着渤海湾的客、货、油运输任务。他们结合船舶航线特点,紧密联系实际进行教学。根据大连至上海航线距离长,陆标少,无论白天黑夜都可用天体定位的特点,重点学习天文。根据上海南水道复杂、来往船舶频繁的特点,重点学习避碰。又根据青岛、天津等航线的特点,重点学习地文、信号、船舶操纵等课程。有时为了便于教学,他们走向社会,把天文课搬到天文馆上,气象课搬到气象台上。当船舶进厂检修的时候,他们就抓住时机,边拆边教,边干边学。大家反映,这样教,学得生动具体,简明易懂,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快,记得牢。
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他们还结合实际生产的需要,为生产单位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难题。如他们到战斗二号轮和天山轮开门办学时,发现船上没有百吨吃水差表,他们就和广大船员一起,利用休息时间,通过计算做出图表,为船舶合理配载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几年来,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他们既当学员,又当工人,不但自己学到了本领,而且为生产单位解决了不少难题,推动了革命和生产。
大连海运分局七·二一工人大学,六年来共毕业了轮机、驾驶、船电等专业学员一百八十七名。学员来自生产第一线,又回到生产第一线。在生产实践中,他们认真看书学习,刻苦实践,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在革命和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年春运期间,新华工轮客运部是由工大一名教师和五名学员组成的,每个船次都有一千多名旅客,他们扶老携幼,热情为旅客服务。金忠远同志患重感冒,坚持不下火线,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在整个四十天的春运期间,他们六个人迎送近八万人次的旅客。他们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船上需要记车钟、要信号、管机器的人,他们就顶上,随叫随到,自觉地和普通工人划等号。同志们都高兴地说:“还是这样的大学生顶用”。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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