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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工人党机关报强烈谴责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
号召人民大规模开展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电 日本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劳农战报》七月十五日发表题为《是“睦邻、友好”，还是军事恫吓？》的文章，强烈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益露骨地对日本进行军事威胁。
文章指出，苏联对日本的军事恫吓，已经发展到了使日本人民无法忍受下去的程度。
文章说：“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征候，（日本）工人阶级不能袖手旁观地忽视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民族独立和生存面临的威胁，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文章详细地列举事实揭露苏联军舰最近一个时期频繁地逼近日本列岛进行搜集情报等罪恶活动。
文章接着说：“面对苏联舰艇这种旁若无人的异常行径，我们不禁要问，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你们不久前不是在二十五大还通过勃列日涅夫之口声称什么‘我们认为苏日关系的准则，必须是睦邻关系和友好合作，而我们正是以此作为方针’的吗？”但是，苏联的军舰的活动却表明，苏联是在进行战争准备并对日本进行军事恫吓。
文章指出，尽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凶暴地在世界各地谋求霸权，并对日本进行恫吓，“但是，它的本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而且它正在不断地遭到沉重的打击。”
文章说：“日本的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的真正独立，战后曾一直与美帝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今天，对于威胁日本独立的危险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一定要给以坚决的打击。”
文章最后号召日本人民行动起来，“彻底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恫吓，大规模地开展收复北方领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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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通讯社和报纸揭露苏修推行新殖民主义
苏修利用“一体化”大肆掠夺蒙古保加利亚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和《团结报》七月十三日登载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的一篇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蛮掠夺蒙古。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通过所谓“一体化”，对蒙古丰富的资源进行越来越野蛮的掠夺，把蒙古变成了苏联资本主义经济的殖民主义附属物。
文章揭露说，苏联在“一体化”的幌子下，对蒙古进行掠夺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所谓的“蒙苏联合企业”。文章指出，这只不过是一个招牌而已，实际上这些企业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通过其所谓“援助”和投资，在蒙古建立企业和开发为苏联经济所必需的矿产资源。
文章指出，苏联在蒙古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勘探和采掘方面。苏联垄断了蒙古很大一部分矿物，以大大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
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竭力使蒙古经济日益单一化，特别是使它成为陷入重重危机的苏联资本主义经济的畜牧业附属物。苏联迫使蒙古加紧畜牧业“专业化”，以保证向苏联供应肉类、奶类和其他畜产品。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电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七月十五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对保加利亚进行掠夺和剥削。
文章说，苏修对保加利亚执行新殖民主义政策，通过生产“协作”进行掠夺。在“协作”的范围内将“共同”建立五十三个工业企业，生产莫斯科老板所需要的产品。这些工业企业将由莫斯科控制，并以对苏联有利的价格出售产品。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年，保苏“协作”的工业企业将增加一倍。其中主要是在苏联建设大型工业项目。保加利亚将被迫进行巨大的投资。
文章指出，保加利亚工人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严重剥削。现在有成千的保加利亚工人在苏联的科米森林中，在西伯利亚，在奥伦堡输气管建设工地上或在其它地方劳动。
文章揭露说，苏联利用对保加利亚的原料供应，不断增加对它的剥削和掠夺，通过掠夺性垄断价格攫取暴利。文章指出，去年，莫斯科修正主义者仅因提高石油价格就从保加利亚多获得了二亿五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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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美在大西洋争夺更加剧烈
美国启用B—52轰炸机监视苏联海军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海军加紧在大西洋的扩张活动，派遣了它的B—52战略轰炸机担负远程侦察任务，以监视苏联舰艇的活动。这表明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大西洋的争夺更加剧烈。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在七月十三日正式承认，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已开始在大西洋的广大区域进行侦察和巡逻活动。它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些飞机将在空中加油，因此能够飞越大西洋直达西欧的沿岸，“这些飞行将在大西洋各活动地区上空不时地进行”。它还说，这些海上侦察和监视任务是国防部的“各种力量相互支持”政策的一部分。
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这些B—52飞机主要从高空监视（大西洋）上的俄国军舰，而美国海军的D—3远程侦察机担负着从低空进行监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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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各界人士谴责宫泽外相鼓吹“两个中国”言论
不容违背日中联合声明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电 日本外相宫泽喜一七月十二日在同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谈话时，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关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妄图阻挠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鼓吹“两个中国”，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他的这套言论立即遭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说：“宫泽外相的讲话，进一步暴露了他企图维持台湾现状和鼓吹制造‘两个中国’的嘴脸。我们对他推行的这一政策表示坚决反对。”他还说：“宫泽外相违背日中联合声明，在事实上一贯反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他这次又表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说：宫泽外相的发言，“旨在阻挠美中邦交正常化。它暗示希望继续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事实上，要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固定起来。这是‘两个中国’论的立场”。
成田委员长指出，他的这一发言是“干涉中国内政，是践踏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声明的背信行为。”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宫泽外相的讲话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违反日中联合声明的。宫泽外相应当对他的讲话负责。”他说：“日中联合声明中决定了的事项，必须履行。”他强调说：“不管宫泽外相说什么，我们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努力促其实现。”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说：“宫泽外相的讲话，令人愤慨。”他说：“台湾省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何时用何种方式解放台湾，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插嘴。而宫泽外相的讲话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西园寺指出：“宫泽外相竟然把中国的台湾省作为一个‘国家’，这是蓄意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西园寺指出：“现在日本有一小撮人对中国的台湾省仍抱有野心，我们决不能让这一阴谋得逞。”西园寺说：“有志于日中友好的人士应当同心协力，大声疾呼，为彻底揭露这一阴谋而斗争。”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萩原定司说：“宫泽的讲话践踏了由日中两国政府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他指出：“在此之前，宫泽外相一直制造种种借口，使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拖再拖，这次的讲话完全暴露了他的真心。这是对期望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下去的日本人民的愿望的挑战。我们决不允许宫泽外相这样大放厥词，我们怀着满腔愤怒，追究宫泽外相的责任。”
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说：“宫泽的讲话表明，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日中联合声明，卖力地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冈田说：“宫泽外相的讲话，同最近日本司法警察当局与蒋帮勾结一起镇压旅居日本的爱国华侨的行径，是如出一辙的。”冈田说，“宫泽的这一做法代表了日本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的利益”，“要把日本引向歧途”。他指出，“日本有那么一小撮人至今仍抱有帝国主义野心，妄图攫取中国台湾省”。
评论家新井宝雄说：“正当日本人民渴望在日中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宫泽外相讲了那样的话，我们感到极大愤慨。”他说：“宫泽外相的讲话露骨地表明，他完全践踏了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和原则。他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仍抱着‘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放，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日本报刊对宫泽外相的言论也持批评态度。《东京新闻》指出：“日本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曾表示它要尊重中国方面关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主张。从日本的这一立场来说，宫泽的发言将被认为是干涉内政。”《读卖新闻》说，宫泽外相的发言“涉及了台湾问题”，“必将引起国内外的追究”。这一发言，“对于日中和平友好谈判，将带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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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农兵论坛
在漂亮的旗号下
上海汽轮机厂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多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控制和掠夺“经互会”其它成员国，施展了种种卑劣的伎俩，打出了种种漂亮的旗号。在最近举行的“经互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苏修头目重新弹起了那套人们早已听厌的“多边经济一体化”的老调。勃列日涅夫曾厚颜无耻地吹嘘，苏修“一贯注意在互利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基础上”发展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使“每个国家都有不少好处”。
但是，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列宁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从苏修叛徒集团残酷剥削“经互会”其它成员国的罪恶行径，不难看出，苏修许诺的对“每个国家都有不少好处”、“互利”和“国际主义”等等都是谎话。
人所共知，苏修标榜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就是逼迫一些东欧国家按照苏修的需要改组经济结构，把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纳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轨道，使之成为苏修的果菜园、畜牧场、原料供应地和附属加工厂。苏修还竭力鼓吹“劳动力的社会主义国际迁移”论，迫使东欧国家出劳力、出资金、出设备，在苏联境内修建工厂、开矿、伐木，敷设天然气管道等等。
修建从苏联境内的奥伦堡到西部边界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联合行动”、“共同投资”的招牌下，这条总长二千七百五十公里的管道，要由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五个国家分段负担，这些东欧国家除了承担六十亿卢布的投资外，还得派出二万多名劳动力。而苏修自己却只是“对线路进行地质勘察和设计工作”，建成后的管道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全由苏修一家独占。多家出力，一家得利，这就是苏修的所谓“互利”！
不仅如此，这条输气管道建成后，将为苏修增加一条掠夺东欧国家的渠道。苏修历来利用它对东欧国家的原料、燃料供应的控制，使这些国家处于对苏联的依赖地位。它动辄以停止或削减原料、燃料供应，卡东欧国家的脖子，施加政治压力。它可以任意提高价格，进行剥削。去年它用提高石油价格的办法，从东欧国家身上多搜刮到十多亿卢布。这样，多家出钱出力出设备的结果，等于使苏修一家得以铸造加强控制和奴役东欧的锁链。
对绝大多数“经互会”成员国来说，这种残酷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仅从经济方面而论，“一体化”越加强，“合作”越广泛，东欧各国的经济困难就越深重。例如，波兰为输气管道参加“共同投资”，就不得不放弃国内新的基建工程；捷克斯洛伐克去年从基本建设计划中削减了二十四个项目；东德国内有些设备由于缺乏劳动力不得不闲置起来，许多退休人员还得继续工作。
无数的事实证明，苏修名曰“分工”、“合作”、“互利”，实为老殖民主义的翻版，新殖民主义的典型。这种贪婪残酷的欺压掠夺，不能不激起“经互会”成员国的不满，促使他们对苏修的离心倾向日益增长。苏修越是加强控制，“经互会”成员国的反控制斗争就越高涨。到头来，苏修必将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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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舆论强烈不满苏联的经济掠夺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印度的经济关系中日益加紧其剥削和掠夺的同时，印度舆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了。一些印度报纸在列举苏联在印苏贸易中推行不平等政策使印度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后提出，印度对苏联的所谓“援助”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据报道，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并没有帮助印度发展经济，反而使印度经济遭受损害。苏联打着“社会主义”、“无私援助”的招牌，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答应给印度一百零二亿卢比贷款。这些贷款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九集中投入印度的钢铁、重型机器等极少数几个项目。苏联口头上说是为了帮助印度实现经济独立，但实际上这却是一条绞索，紧紧地控制着印度的经济命脉。由于这种“援助”脱离了印度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它给印度经济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格局，少数几项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印度迫切需要发展的农业和轻工业，而且形成了产品与市场脱节的后果。近几年来，印度重型机械、重型电机和钢铁等部门已经出现严重的设备利用率不足和生产过剩现象。象兰契重型机器厂这样的苏“援”重点企业，开工率长期达不到百分之五十。据印度官方材料透露，在十三个苏“援”重点企业中，就有十个因设备利用率不足和产品滞销等原因而年年亏损。
苏联对印度的贷款条件十分苛刻。这些条件不仅规定必须“专款专用”，而且不待“援”建项目建成投产，自装备交付之日起十二年内还清，缓免期只有一年。而这些“援”建项目常常是工程进展缓慢，一拖再拖。例如，被苏联吹嘘为对第三世界“无私援助的典型”的波卡罗钢厂第一阶段（年产一百七十万吨钢）的建设工程长达十一年之久，比原来计划延长了一倍。由于苏“援”工程进展缓慢，苏联已经答应的一百零二亿卢比至今还有将近三分之一没有动用。贷款偿还期限短，而苏“援”企业又长期没有利润可言，因此每年向苏联还本付息对已经很困难的印度经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直到一九八○年为止，印度每年要向苏联交纳的债款本息将达十八亿卢比上下。《印度快报》六月十七日指出：“苏联贷款的条件一直相当苛刻，比西方的条件还要苛刻。”
苏联通过“援助”贷款把大批在苏联已经淘汰、陈旧落后的机器装备以高价推销给印度，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在波卡罗钢厂，就有不少这种在苏联炼钢工业中已经废弃不用的技术设备，但这些机器的价格却高得惊人。据《印度时报》六月十八日社论揭露，苏联卖给波卡罗钢厂的机器比印度自己制造的要贵一倍。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借口印度卢比贬值，任意把在国际市场上不能自由兑换的苏联卢布对印度卢比的比价升值百分之三十多，并且要印度按卢布升值后的比价来偿还对苏联的旧债，从而使印度对苏联的债务（包括经济债务和军事债务）凭空增加四十亿卢比左右。这种行径引起了印度舆论的极大愤怒。《印度教徒报》五月十九日的社论指出，苏联这种做法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沙赫特片面地把马克升值没有两样。
苏印经济关系有着明显的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特点，它还表现在：苏联对印度的出口中机器设备一直占有绝大的比重，一九六○——六一年度占百分之七十四点四，一九七○——七一年度甚至占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五。苏联用这些质劣价高的商品从印度搜刮去的主要是农畜产品和工业原料。苏联每年从印度进口的黄麻、皮革、茶叶等十二种初级产品，占苏联从印度进口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最多的年份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同时，苏印贸易中的商品差价也证明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剥削的特点。苏联一方面把对印度出口的机器装备的价格尽量抬高，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压低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价格。黄麻制品一向是在苏联从印度进口贸易中占极大比重的一宗商品。在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二年中，印度向美、英、苏三国出口的黄麻制品，以对苏联出口的价格被压得最低。
近两、三年以来，苏印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印度不愿意再购买苏联要推销的机器等产品，而对于印度希望苏联增加供应的商品，如石油、化肥等，苏联又不肯扩大对印度的供应。另一方面，苏联想要增加从印度进口的农畜产品，印度的生产有限，难以满足苏联的要求。而对于印度希望向苏联出口的某些工业品，苏联的市场又不肯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官方和报纸指出，不打破苏印贸易的原有格局，两国的贸易就难望扩展。
尽管苏联宣传机器一再高唱苏印“友谊”，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援助”的幌子下对印度进行的残酷盘剥，对印度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害，这一事实已越来越为印度各阶层人们所认识，从一九七三年年底开始，在印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经济政策大辩论。许多经济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历数了苏“援”对印度的危害。印度经济学家梅达在《印度经济危机》一书中说：“五十年代形成的印苏经济合作关系已经发展到顶点，耗尽了潜力，要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