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
北京六一八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第二棉纺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这就揭示出《水浒》屏弃农民革命领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都要改变革命路线，而改变路线首先要篡夺领导权，这是一条规律。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正是写的宋江为了篡改路线而篡夺革命领导权。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都要推举出体现其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列宁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表现为尖锐的路线斗争。不同路线的代表人物，都要代表本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以便全面推行其路线，实现阶级的要求。在梁山起义军中，晁盖和宋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同宋江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晁盖掌握着领导权时，在梁山起义军内革命派同投降派这一组矛盾中，作为农民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派，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晁盖推行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既反贪官更反皇帝的农民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广大起义军将士们的政治情绪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派宋江不仅不敢贸然公开提出招安投降的政治主张，有时还要用坚决反贪官的姿态来迎合一下革命派的情绪。所以这时的梁山农民起义的形势大好。很显然，宋江要想实现投降朝廷这个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就必须首先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在宋江篡夺了领导权以后，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投降派，就转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在起义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宋江推行的那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乞求朝廷招安的反映地主阶级要求的投降主义路线，也就占据了统治地位，最后终于因此葬送了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起义事业。
如果说，宋江篡权的结果，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失败，说明了领导权的重要性；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宋江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尽管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大宋王朝在进行着统治。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宋江，只是这个封建王朝的奴才和内应。现在，我国处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外资产阶级要公开聚集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已经十分困难，资产阶级必然在党内寻找他们的挂帅人物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改变党的革命路线，以实现复辟的目的。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指出了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就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充分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也想通过“全面整顿”夺取各级党的领导权，来全面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在他授意炮制的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里，就公然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当他的反革命罪行受到全国人民的揭发批判后，党内外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立即跳出来公开为他鸣冤叫屈，甚至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党内资产阶级总是把篡夺党的领导权作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现复辟的重要前提。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具体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投降派篡权的活标本。我们把宋江和邓小平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
耍阴谋，放暗箭，散布政治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手段。他们都以卑鄙恶劣的阴险手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反过来攻击革命路线。宋江为了屏晁盖，诬蔑革命造反是“造恶甚多”，鼓吹“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哲学。宋江为了给自己夺权制造舆论，他上山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播政治谣言，处处以“上应天魁”的“星主”自居，为他“把寨为头”制造舆论。邓小平为了要复辟资本主义，一心要篡党夺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地制造政治谣言。说什么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他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问题相当多”、“积重难返”、“今不如昔”；攻击工人、农民、青年干部做领导工作“一般效果都不好”，鼓吹只能由他这样的“老家伙”出来收拾残局，整顿一切。
明尊暗攘，攫取实权，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另一种阴谋手段。宋江对晁盖明尊暗攘，从各方面驾空晁盖，逐步篡夺了起义军的实权。他先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从晁盖手里窃走了军事指挥权，后来又逐步把措置寨务，分配各头领职事的大权也从晁盖手里夺走，最后连方针大计的决定，重大的政治行动，也不再让晁盖过问了。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制造政治谣言，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就是这种阴谋手段的具体表现。
分裂革命队伍，集结投降势力，是古今投降派篡权复辟的重要组织措施。宋江为实现投降作组织上的准备，蓄意制造分裂，排挤与晁盖一起上山的起义军头领。他利用各种机会，把大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网罗上山，拼凑投降派的黑班底，经营一支反革命别动队。邓小平大搞分裂主义，打击和排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组织复辟资本主义的“还乡团”，尽管他玩弄两面派手法，高喊“团结”，然而他的分裂阴谋是掩盖不住的。
投降派在革命队伍中总是十分孤立的，因此，与外部阶级敌人互相呼应，互相勾结，联合夺权，是古今投降派进行篡权复辟活动的重要特点。宋江把一些朝廷命官拉进梁山队伍，特别是把大地主卢俊义拉上梁山，一再要让位给他，是这种内外勾结起来夺权的例证。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走资派搞篡权复辟活动总是同党外资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走资派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必然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认识保卫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必然性和投降派篡权复辟活动的规律性。时刻警惕党内资产阶级的篡权复辟阴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第3版()
专栏：
宋江“让位”是为了什么？
任秀玲 赵深田
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夺取权力是改变路线的重要前提。因此，革命队伍里的投降派，为了改变革命路线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从革命派手里夺权。但是，代表反动阶级势力的投降派，在革命队伍里总是势单力孤的，因此，这种夺权往往要勾结外部的反动阶级人物来进行。《水浒》里宋江的“让位”，就是一个他勾结另一派地主夺权的例子。
宋江一再要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让给“河北第一等长者”卢俊义，说是自己“有三件不如员外处”。宋公明在这里真有点既“公”且“明”的样子。其实这“公”是地主阶级的“公”，这“明”是地主阶级的“明”。宋江玩弄这种“让贤”把戏，完全是出于他向革命派夺权以实现其投降阴谋的需要。因为，虽然宋江已经坐了第一把交椅，但那只是“权坐”，并不牢固；虽然他已经结集了一个投降派集团，但其中还缺少一个卢俊义那样能够把吴用这样的革命派挤到后面去的得力人物；虽然他投降朝廷的方针已定，但在实现这个方针上，却遇到了来自梁山革命派和朝廷主剿派——高俅等另一派地主这两个方面的阻碍，需要有卢俊义这样的得力帮手来协助压制革命派和联结另一派地主。
从宋江提的“三不如”，正好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的“择贤”标准和他“让位”的目的。
第一，“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这是捧场的屁话，无须多说。
第二，“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这是讲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声望，很重要。卢俊义是有“海阔一个家业”的大地主，而且是“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一个地主阶级顽固派，是高俅那派地主当政的重要社会支柱。他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有豪杰之誉”，影响力大。宋江要勾结另一派地主，打击梁山的革命派，达到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朝廷的目的，自然选中这样的人。
第三，“力敌万人，通今博古”。这是说的才能和政治经验。卢俊义“棍棒天下无对”，是作封建统治打手的好材料，“通今博古”的政治经验，协助宋江推行投降主义是得力的。
情势很明白：宋江“让位”的主张即使通过了，他仍可稳坐第二把交椅；通不过（必然如此），却可借此巩固自己的第一把交椅，卢俊义也势必因此坐上第二把交椅。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可以达到挤退不愿意投降的吴用的目的。
宋江“让位”给卢俊义是为了投降朝廷，他说得很明白：“尊兄……为山寨之主”，“天下谁不望风而服。”“他日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采。”宋江要借此来排挤梁山起义军中不愿意投降的人，这一点他没有敢公然说出来，但在排座次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两派地主之间是有矛盾和斗争的。但通过宋江的“让位”，我们可以看出两派地主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宋江在农民革命队伍里代表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只不过是大宋皇帝的一条忠实走狗。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外资产阶级已经名声很臭，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从党内寻找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也总是要勾结党外资产阶级来夺取无产阶级的全部权力，他们美化资产阶级，就是勾结党外资产阶级夺权的表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一个惯于为资产阶级争权的老手。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嚷嚷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本领”，“我们不如资产阶级”，主张要使资产阶级“当其位”，“谋其政”，甚至资产阶级右派“也可以起主导作用”。他重新工作以后，更是处心积虑地在领导班子上打主意，除了鼓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起来充当“还乡团”，夺取领导权以外，还给党外的资产阶级打气，鼓动他们起来争权，并诱迫无产阶级主动向他们让权，叫嚷什么“白专”好，“要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是为了使资产阶级掌权。科技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邓小平的反动意旨身体力行，赶快就在科技界搞“正名”，要把领导权让给“科技界公认的第一流权威”。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听你的’。”这里说的“第一流”，近似“棍棒天下无对”；“有权威”也就是“豪杰之誉”。“为科技界公认的”这一条，很有些“公明”气味，需要剥开来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激烈地争夺着科技阵地。“第一流”的“权威”，不是站在无产阶级这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那边。因此，为全“科技界所公认的”“权威”决不会有，有的只能是或者为无产阶级所“公认”，或者为资产阶级所“公认”。邓小平既然指明“白专”的要提到领导岗位上，那末，实质上就是想把大权让给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党内走资派企图勾结党外的资产阶级权威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暴露了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说让权给“第一流权威”，“是一种无形的影响……，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这就是要大刮“业务台风”，刮跑无产阶级政治，再把科技阵地，变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利用它去复辟资本主义。
剥去古今投降派“公道”的外衣，认清他们“让位”之类手段的阶级实质和阴险目的，对于我们捍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意义。
第3版()
专栏：
揭穿宋江的“排座次”
江苏泰县沈高公社河横大队第十生产队队长、插队知识青年 张宏生
搞修正主义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旧的秩序，总是对新生力量刁难排挤，扼杀打击。《水浒》中宋江搞的“排座次”，就是他打击革命新生力量的鬼把戏。
宋江窃取领导权以后，就大肆排挤反对投降的力量。在起义军中，李逵、吴用、阮氏兄弟等人，是坚持晁盖路线的革命力量，宋江却极力排挤他们，他用“排座次”的手法，把他们排挤到后面去。而让他网罗来的那些大地主和封建朝廷的降官名列前茅。宋江玩弄“排座次”，靠的是“天命论”，他和道士捣鬼弄出了一个所谓石碣天文作根据，胡说什么“上苍”“都已分定秩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其实在宋江心目中，根本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座次”。宋江一旦大权在手，对革命力量动不动就“斩”，最后甚至不惜将舍命救他的李逵也毒死。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压制参加“三结合”的青年干部，恶狠狠地提出青年干部“一律要到基层去锻炼改造”，有意阻止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邓小平打击革命新生力量靠的是“台阶论”，他胡编了一通什么“经验证明”革命新生力量担任领导“一般效果都不好”，“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提上来”。其实在邓小平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新生力量的“台阶”。他一上台就大耍“还乡团”的威风，对青年干部动不动就要你“滚”，千方百计把新生力量打下去。哪里肯容许新生力量按“台阶”走上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关心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早就指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一批青年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经风雨，见世面，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护，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我是从城市插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在党支部、贫下中农的热情教育和培养下，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去年，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又推荐我担任第十生产队队长，把革命的重担交给我，这更加使我亲身体会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我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不辜负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用实际行动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着干，扎根农村，革命一辈子。
第3版()
专栏：
写晁盖是为了“屏晁盖”
王向峰
《水浒》中的晁盖，表面上虽然被作者摆在梁山农民起义事业开创者的地位，并写他最后战死在地主阶级的毒箭之下，但《水浒》作者写晁盖的目的，根本不是对他歌颂，而是用他当做反面陪衬，来歌颂投降派宋江。
反动阶级的文艺家总是“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把有胆有识敢于反对皇帝的农民革命代表人物晁盖，歪曲成为暴徒和莽汉；以贬斥农民革命代表人物的方法，颂扬和抬高代表反动黑暗势力的投降派宋江。
《水浒》对于真正敢于反皇权、反天命的农民起义，采取了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这种地主阶级的反动偏见，不仅表现在对田虎、王庆、方腊等人的诬蔑描写上，也表现在对梁山内部晁、宋的对比描写中。晁盖领导的梁山起义队伍“不怕官司不怕天”，专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对于这样的方向是深恶痛绝的。作者赞扬的方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辅国安民”。为了标榜这个方向，作者从反面写了这个反皇帝的晁盖。写晁盖不明礼义，“不读书史，甚是粗鲁”，终日“刺枪使棒”，“独霸在那村坊里”。作者安排晁盖领人打劫生辰纲、上梁山落草、抗拒官军搜捕，杀伤朝廷人马，专和皇帝做对，说由于他敢于“托胆称王”，抗拒皇朝，不仅陷众人于“火坑中”，而且对梁山附近的居民“扰害不浅”。作者在写了以晁盖为首的反皇帝的起义罪恶多端之后，来一个强扭方向。用“不忠不孝”，“犯下了迷天大罪”，并且“深陷”了别人的晁盖作反衬，大力写了一个“全忠仗义”，“替天行道”把山寨弟兄救离火坑的引路人宋江。书中写宋江“自幼攻读经史”，严守忠孝仁义的孔孟之道，“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没上梁山时，就为上山众人的前程着想，叫人不要忘掉准备“受招安”的方向，以便“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博得个封妻荫子”。并通过宋江之口批判晁盖等农民起义领袖“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上了梁山之后，又写他念念不忘招安：“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当朝廷招安来得太晚时，他感到凄凉难耐，“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说用赞颂的基调，描写宋江投降到处奔走乞怜，为他能打通关节，得遂受招安的宿愿而大吹大擂。后来又写他打方腊，“竭力尽忠报国”，让这个戴着忠义桂冠的地主阶级忠实走狗，沿着自己的道路，一直走到了终点。《水浒》作者就是这样把革命起义的光明写成黑暗，把投降叛卖的黑暗写成光明，并用前者来反衬后者。这种严重的颠倒，充分暴露了作者屏晁盖的不可告人的反动用心。
《水浒》作者从地主阶级反动立场出发，完全抱着屏弃农民革命领袖的目的来写晁盖，作者安排晁盖夜打曾头市，就是有意让他以一个一意孤行的莽汉，自惹毒箭穿身，最后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作者用革命起义领袖的惨败，反衬投降派的成功，以达到他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目的。为此，作者不能在小说一开篇就写宋江“把寨为头”，因为那就没有“全忠仗义”的宋公明了；所以要写晁盖。但写晁盖不屏晁盖也不行，因为有那个“顽铁铸汝，亦出洪炉”的晁天王，实在是有碍于地主阶级忠臣孝子的曲线尽忠。于是按作者的投降主义政治方向，必得拿晁盖做宋江进身的垫脚石，借这个台阶使宋江大显忠义，为地主阶级立大功勋，去“瞻依庙廊”。“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说的就是这番意思。作者这样对比晁、宋二人，是要读者看出，聚众打官府、反皇帝，不论取得怎样发展，都是通向“邪佞”的方向；其中如有人能把迷途愈远的人们迅速拉回，走向“顺天”、“护国”，他的功劳就愈大，就愈该受到赞美。《水浒》把这份“荣誉”完全给了“呼群保义”的宋江。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之所以成为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美化投降派的反面教材，就是由作者的这种反动立场、反动观点、反动政治态度造成的。我们决不能容忍歌颂这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更不能容忍用革命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我们要通过对于《水浒》作者反动创作意图的剖析，来加深对古今投降派的认识，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