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好文字改革工作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一点体会
河北省迁西县新庄子公社党委书记 徐林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已经三十六年了。在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了革命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字改革的方向。繁难的方块汉字，给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劳苦大众垒起了一道“高门槛”，这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十分不利。因此，要建立和壮大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军队，“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时候，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多次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且及时总结了我国汉字的发展规律，对文字改革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就进一步为我国的文字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应当看到，文字改革阵地不是风平浪静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文字改革工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阶级敌人对文字改革不断进行攻击和破坏。早在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顽固派就对文字改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建国以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政府集中群众的智慧，颁布了一批简化字，积极推广普通话，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使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却对文字改革工作进行恶毒攻击。刘少奇、林彪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文字改革工作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学校的统治，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开进了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广大工农兵群众，学理论，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带来了“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止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重新工作后不久，就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邓小平极力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邓小平与劳动人民为敌，反对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向工农兵开门，为工农兵服务，鼓吹“白专”道路，保护“知识私有”，实行愚民政策，代表的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依了他，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无数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去年以来，为了帮助广大社员“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我们公社党委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文字改革工作。我们通过政治夜校和理论小组的活动，搜集群众新创造的简化字，一面在政治夜校的教学中试用，征求群众意见，一面向上级机关汇报。这样做，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一小撮阶级敌人却攻击我们是“瞎胡闹”，极力破坏群众学理论、学文化。为什么阶级敌人这样仇恨文字改革呢？就是因为文字改革不仅是文化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好文字改革工作，使我们的文化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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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学习《鲁迅论文字改革》
高天如
《鲁迅论文字改革》一书（一九七四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版），收编了《答曹聚仁先生信》、《门外文谈》等八篇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是反对倒退、坚持进步的锋利的匕首、投枪，而且在今天也同样是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推进文字改革工作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为了回击反动复辟势力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进攻，为培植由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关于改革汉字的思想“幼芽”，鲁迅从人类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广度上，对于文字的发生和发展作了全面而缜密的考察，从而以有力的科学论断批驳了在文字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揭示了文字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规律。
在《门外文谈》这篇文献里，鲁迅首先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真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他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文字的创造者，也只有人民才是推进文字由繁及简发展的真正动力。鲁迅批判了把文字说成是什么“帝王”、“圣人”、“上帝”或连相貌也奇异的“怪物”创造的谬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历来的反动阶级所制造的文字的尊严性和神秘性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戳穿了他们借以把持文字的反动目的。
“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
（《从“别字”说开去》）就在议论写别字和提倡手头字的论战中，那些复古派的文人学士们，竟袭用孔老二“正名”的故伎，提出要“正字”。对于这种停止的、倒退的论点，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拨开迷雾，把它揭露得淋漓尽致。原来的所谓“正字”，也不过是前清取士用的《字学举隅》的规定，那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已经“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这姑且不论，不过按照复古主义以“古”为“正”的逻辑，比之更古的《说文》、金文、甲骨文来，“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假如一味地倒退下去，那连“自以为识得‘正字’者”也会“哭笑不得”。“回复故道”的把戏，在鲁迅的笔下，终于现出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原形。
鲁迅对于“写字就是画画”的方块字，主张彻底改革。鲁迅倡导采用拼音制的“拉丁化新文字”。他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关于新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这一系列正确而有远见的结论，既是对于文字发展和改革方向的科学概括，也是他反对倒退、坚持进步的思想的具体表现。
鲁迅在与反动复辟势力作斗争的时候，不仅就文字本身的问题展开论战，而且将文字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并有力地批判了它的反动阶级本性。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鲁迅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可是鲁迅写道，在我们中国虽有十分之二识字的“特别国民”，“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多么透彻的阶级分析，多么鲜明的阶级观点！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工农大众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乃至文化上的摧残，不是都被揭露得一清二楚了么？就在国民党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复兴文言，反对大众语文，反对汉字改革的喧嚣声中，鲁迅大声疾呼：“将文字交给大众”！毛主席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是对鲁迅的极其正确的崇高的评价。
鲁迅改革汉字的主张，并不单纯是汉字繁简或存废的取舍问题，而是为工农大众掌握文权并实现政治上的解放服务的。对于那些“拉丁化新文字”的反对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关于新文字》）。斗争锋芒直指顽固派的愚民政策。鲁迅认为，要使文字由特权者的东西，变为劳动人民的文化工具，不推翻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是决计办不到的。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明白地说过：“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鲁迅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主动出击，与阶级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生活的年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也是这样。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党内的资产阶级从来都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缩小三大差别，反对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邓小平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鲁迅曾经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过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
鲁迅说得好：“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从“别字”说开去》）。邓小平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只能落个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我们坚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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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击右倾翻案风 加速汉字改革
新华社印刷厂工人 张学涛 光明日报印刷厂工人 陈景昭
人民日报印刷厂工人 张世荣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工人 李世宏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重温了毛主席三十多年以前写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我们工人永远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我们从亲身体会中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光明的前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革命征途上，我们要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绝不能停止和倒退。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丢在脑后，疯狂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邓小平同我们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我们工人阶级要在政治上翻身，在文化上抬头，就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教导我们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我们感到，社会主义文化尤其应该是这样，即是为全中华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同时我们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文字改革是重要的一环。我们印刷工人每天和铅字打交道，很了解汉字的繁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困难。汉字必须改革，使它便于为广大劳动人民掌握。鲁迅曾经说过：汉字“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象玩把戏似的”（《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字繁难的危害。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教导，建议加速汉字改革，实现汉字标准化。
什么是汉字标准化呢？就是要规定汉字的字数标准、字形标准和字音标准。当前很重要的是规定字数标准，即缩减汉字字数，规定现代使用的标准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进行简化汉字和整理异体字，字形的简化和字数的精简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在全国推广普通话，也有利于汉字读音的逐步统一。唯有汉字的字数仍然过多，并且哪些是通用字，哪些是死字、古字，没有一定的区分标准。这是汉字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现在通用的汉字有七八千个之多，但常用字并不多。如果把实际使用的汉字根据字头频率（即一本书或一张报纸用了多少汉字，每个字出现多少次）加以全面的整理，也就是在简化字形的同时，积极采用同音代替、异体归并等方法压缩字头，搞出一个三千多字的标准汉字，是完全可能的。除这三千多标准字以外，还有大量的稀用字和冷僻字，应该作为古汉字，只供文物古籍和其它专业工作者使用，在一般的报纸、书籍和刊物上不再使用。如果在人名、地名以及引用古文中偶然出现的时候，可用同音的标准汉字来代替。这样，把现代汉字和古汉字划一个界限，在概念上和使用上就清楚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有关单位的党委的领导下，在北京部分中学师生和部分印刷厂的工人师傅协助下，对汉字使用频率进行了调查。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标准汉字的研究工作。
我们统计了新华社编发的国内、国际新闻，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发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文章，共七千○七十五篇，六百九十六万七千多字，用字头五千○八十个。把这五千○八十个字按字头频率分为两级，一级是常用字，二级是间用字（次常用字）和部分稀用字。除这五千○八十个字以外的冷僻字和稀用字是三级字。
一级字占字头累计频率的百分之九十九，有二千○七十六个。掌握了这些字，就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能写一般的书信和文章，能看书、看报。这二千多个常用字，要基本上保留下来，但是要把那些笔画繁多的字加以简化，极少数字采用同音标准字代替。这个统计说明，缩减汉字字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二级字占字头累计频率的百分之一，有三千○四个。这类字可以保留一部分，用同音标准字来代替另外一部分。
三级字是除一、二级字以外的所有的字。它都是冷僻字和稀用字，绝大部分是古汉字。这类字都要用同音的标准字来代替。
我们把调查数据同经验结合起来，边干边学，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一份共三千二百多字的标准汉字的草稿，供讨论研究。
对于汉字字数标准化，我们只是作了初步的工作。“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一定能够制定出一个好的标准汉字方案来。
广大工农兵群众是迫切要求改革汉字的。但是，在文字改革这个领域内，也象其他领域一样，始终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文字改革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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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阶级就是要占领文字改革阵地
上钢三厂二转炉车间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阶级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文字改革阵地。这下可急坏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甚至无中生有地污蔑工农兵对科学“一不懂行，二不热心”。
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的眼里，只有所谓既懂行、又热心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才是依靠的力量。但是，靠工人、农民养活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对于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改革繁难的汉字的呼声，从来不闻不问，他们热中于搞同劳动人民不相干的烦琐哲学，搞脱离实际的研究，贩卖封、资、修的黑货。我们工人对于象“马尾巴的功能”那一类玩意儿，对于“白专”道路，对于修正主义货色，确实既不懂行，也不热心，非但不热心，而且还要严肃地批判它。
工人阶级对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一系列指示，领会最深刻，对劳动人民要求加速文字改革步伐的迫切心情最了解，对汉字走拼音方向进行改革最欢迎。在我们理论组召开的一些老工人座谈会上，工人同志们表达了对改革方块字的迫切愿望。有个老工人说：“是汉字难写、难认，还是我们工人笨呢？为什么钢种符号那么多，我们却从不弄错呢？关键在于钢种符号用的是拼音字母。七八千个方块汉字同只是二十多个字母的拼音文字相比，好象全厂工人同一个小组的工人相比，全厂人那么多，那能都记得谁叫什么，谁是什么面孔？而一个小组的人，就很熟悉了。”工人同志的话，深刻而生动地说明了汉字改革应该坚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工人同志还列举汉字一音多字形体繁杂所造成的难认、难写、难记的事例，提出把一些同音的字合并起来的建议。我们先后发表的《钢种符号的启示》和《我们赞成同音代替的简化方法》两篇文章，就是根据工人意见整理写成的。这充分说明，工人阶级不仅懂得汉字拼音化的意义，也能提出改革汉字的有效方法。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攻击工人对科学“不热心”。事实真是这样吗？长期以来，劳动人民深受被繁难的汉字这道“高门槛”拦在门外之苦。解放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有了学习文化的条件，但难认、难写、难记的汉字使我们在学习中碰到不少困难。我们迫切希望加快文字改革，以便更好地掌握文化，学习革命理论。因此，我们改革文字的热情，犹如沸腾的钢水。我们车间有位青年工人，在接受一项研究文字改革工作任务的时候，不怕要求高，任务重，时间紧的困难，用了三个星期的业余时间，胜利完成了任务。他说得好：“我们工人参加文字改革工作也是占领上层建筑的一场战斗，我辛苦点又算什么！”在编写《文字改革史话》的时候，我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选题比重和材料取舍上，都注意突出劳动人民，突出农民起义对文字改革的推动作用，使之成为主线。我们把文字改革工作，看作自己的职责，不为名，不为利，满腔热情地进行战斗。我们通过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伟大斗争的锻炼，必将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完成得更加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