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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火力批邓 分清路线是非
中共鞍钢第二炼钢厂委员会
为了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斗争，最要紧的是分清路线是非，用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战胜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从上至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包括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在工业战线的流毒和影响是很深的。我们党委“一班人”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并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我们逐步看清了党内走资派的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以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是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他们虽然相继垮台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他们必然要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修正主义，搞翻案复辟活动。因此，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得越深越透，越有利于提高识别和战胜修正主义的能力。
首先，我们紧紧抓住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进行深入批判。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的“马钢宪法”，在我们工厂造成过恶劣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清算和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可是，在邓小平打着“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大刮“经济台风”时，我们又一度光把眼睛盯在生产上，整天围着炉子、钢罐、模子打圈子。结果，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乘虚而入，生产第一、技术挂帅的沉渣泛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暗中破坏生产。群众一针见血地批评我们：“党委弹钢琴，只发一个音：钢！钢！钢！就是不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群众摆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又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当，受了唯生产力论的骗。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总以为肩上搁着生产任务，不完成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通过批判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我们深切感到：社会主义企业决不单纯是个经济组织，而应该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阵地；我们肩上不仅挑着生产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我们接着批判了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散布这一谬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否定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当家做主的地位。他的真意是反对依靠工人阶级，而要依靠资产阶级，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反复批判了“马钢宪法”的“一长制”、“专家治厂”和“管、卡、压”等修正主义货色，落实了“鞍钢宪法”，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管理企业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是，我们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上，常常是说起来明白，干起来糊涂，一到处理具体问题时又出现“领导说了算，群众跟着干，专家是权威，工人靠一边”的现象。通过深入批邓，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当干部的必须彻底清除历史唯心主义，必须自觉地限制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果听信邓小平那一套，把干群关系当作“管”与“被管”的关系，那就势必站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形成尖锐的阶级对抗，最终变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工人阶级打倒。
靠什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修正主义者则总是妄图靠物质刺激，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这不仅会腐蚀工人阶级，而且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我们以为划清了界限；但是邓小平打着“按劳分配”的幌子，鼓吹“多劳多得”，“搞点物质刺激”，又使我们糊涂起来。一深入批邓，才发觉这是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作怪。有一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炼钢厂吹扫炉顶是比较艰苦的工作。过去因人员少，时间紧，任务重，吹扫炉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影响了炉体使用寿命。工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每星期六提前两三个小时来厂吹扫炉顶。他们这种不计报酬、不计时间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对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谬论的最有力的批判，也促使我们积极和工人一起提前来厂大干。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大大提高了炉体使用寿命，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通过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深入批邓，我们领导干部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我们逐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清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鞍钢宪法”，什么是“马钢宪法”。大家比较清醒地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认识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增强了与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斗志，看到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个重大无比的任务。有的同志形象地说：“好比炼钢一样，清除钢液中的渣滓是我们天天要完成的工作，不断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不断清除党内走资派，更是时刻不能松懈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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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管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大同矿务局工人理论组
企业管理是实行“工人管理”，还是实行“管理工人”？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原则分歧。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中，打着依靠工人阶级的旗号，极力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当家作主管理企业，是什么又“乱”又“散”，叫嚷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整顿企业管理”，要对工人管得“严一些”。这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否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罪恶用心。
任何企业的管理，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总是由占有生产资料的那个阶级来实行管理。资本家开办的工矿企业，管理权由资本家来行使。“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工人是工矿企业的主人，管理权理所当然地应由工人阶级来掌握。列宁说：“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毛主席早就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并在“鞍钢宪法”中，肯定了工人参加管理，通过有工人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的形式解决工矿企业中各项问题等基本原则。所以，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是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的路线问题。
我们大同矿务局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诬蔑工人为不能依靠的“破椅子”。那时，“矿长来当家，专家说了算，工人只管干”，工人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是被管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一起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打碎了“一长制”、“专家治矿”等枷锁，确立了工人阶级在企业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鞍钢宪法”得到了贯彻执行。工人管理矿山，协助和监督各级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了党对矿山的领导，限制了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促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设。许多干部坚持与工人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强了革命团结。工人管理矿山，实行计划民主、管理民主、技术民主，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搞了许许多多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矿务局连年超额完成国家原煤生产计划。
毛主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管理企业，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挂帅人物邓小平的仇视。《条例》中大肆鼓吹要“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并且要把指挥权交给那些“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可见，邓小平要“整顿企业管理”，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妄图重新使我们工人沦为雇佣劳动者，变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也说明，邓小平“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和邓小平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复辟和资产阶级要复辟的尖锐阶级斗争。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大干部深入批判邓小平“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进一步提高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局、矿、区、队各级管理干部，经常深入井下，深入采掘队组，与工人实行三同，拜工人为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如今，一大批企业管理干部，分别掌握了打眼、放炮、支回柱子、维修机电设备等项技术。实践使大家认识到：“管理也是社教”。作为一个企业管理干部，如果长期当外行，不想和工人群众划等号，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总是自己说了算数，心目中完全没有群众，强化和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站到群众的对立面，成为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就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现在，全局各级干部，正在同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认真实行三同。干群齐心协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矿山的革命和生产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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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石家庄列车段客三青年包乘组的职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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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擅权者的权术
天津拖拉机厂设备科工人理论组
十年前，文化大革命冲垮了邓小平的“独立王国”，他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还乡团”，又被无产阶级击溃了，他又以自己是“光明正大的”来辩解。
这正是擅权者的权术，企图用以表白：他并不是那种“争权夺利，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阴谋诡计”的野心家。
这话可信吗？否。“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而是看事实，看他的所作所为。过去，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专横跋扈，以势压人。他重新工作后，更是权欲熏心，施展了他专权、抓权的全部反革命政治经验。请看，他既“争夺思想阵地”，抓舆论权；又“首先抓班子”，抓组织权。为了抓舆论权，他这个不读书、不看报的修正主义大人物，一反常态，对文章、资料、刊物和戏剧、电影等，特别热心起来，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这里作报告，那里发号令。为了抓组织权，他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打下去，把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来。而这一切，都是邓小平在自我标榜不擅权的幌子下干的。事实无情地说明，他擅权有术，“搞一些不明不白的阴谋诡计”的正是他。
擅权者总要装扮一番，历来如此。窃国大盗袁世凯黄袍加身之前，就大讲立宪之道，矢口否认要搞帝制；暗地里却指使党羽大造舆论，终于以“遵天命”、“从民意”、“顺国情”为借口，当了短命的“皇帝”。林彪念念不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心想篡党夺权，“当国家主席”；可是，偏偏口与心违，公开表白“不称职”，“随时准备交班”。邓小平的宽解、辩解之词，不过是袭用了袁世凯、林彪的老谱而已。
走资派就是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还在走，抓权，擅权，玩弄权术，是他们“还在走”的表现之一。他们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抓权，他们是要为资产阶级夺回失去的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革命人民同走资派作斗争，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因此，对一切走资派篡党夺权的野心，我们坚决毫不留情地给以粉碎性的打击，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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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无产阶级政治原则选拔干部
江苏省苏州市长风机械总厂工人理论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同时，疯狂地推行一条与之相适应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他把所谓“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当做考察和选拔干部的标准，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是邓小平“首先抓班子”，为拼凑翻案复辟“还乡团”而玩弄的阴谋诡计。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我们选拔、培养干部的无产阶级政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邓小平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侈谈什么“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篡改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每个干部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都执行着一定的政治路线，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不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效劳，绝对不会有对两个对抗着的阶级都“顶用”的干部。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自然要网罗一批为他那条路线效劳的干部。事实证明，他重新工作之后，一再叫嚷要用那些“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并且忙于“请隐士”，“举逸民”。可见，邓小平所谓“顶用”的干部，主要是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对复辟资本主义能“顶用”。此外，被邓小平称为“顶用”的，还有那些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邓小平要依靠这个反动的社会基础，为他翻案复辟效劳。
邓小平鼓吹“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的谬论，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作为排挤、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的借口。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他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统统斥之为不“顶用”。他恶狠狠地攻击新干部“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不行，坐火箭上来的干部不利”，“从工人、农民中”提上来的“一般效果都不好”，“没有经验”，等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优秀的工农干部，有较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有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一定经验。这对于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来说，是他们搞修正主义的对头。从工人、农民中选拔的干部，没有停止，要革命，处处要触动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搅乱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必然要拿起不“顶用”这根棍子，把工农干部打下去，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继续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使我们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队伍战斗力更加坚强，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不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