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哲学解放到山洼 尖锐武器群众拿
——记勤俭大队的战斗风貌
江南五月,插秧正忙。浙江省江山县勤俭大队的十三条岗子上,一色儿水碧田平,一例儿人勤苗壮,还一阵阵飘过来欢快的歌声:
哲学解放到山洼,尖锐武器群众拿,
人变聪明心更红,山村开遍哲学花……。
说起勤俭,大家都知道这是“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十年,勤俭大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为这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是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从十二个人在小油灯下“偷偷地”学《矛盾论》,到四百多人在五·七农民政治学校的电灯光下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广大贫下中农拿起理论武器,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斗。他们回顾这十年学习、十年战斗的历程时,激动地说:“我们这里的学哲学,和文化大革命同岁。”如今,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勤俭大队更呈现出崭新的战斗风貌:
政治学校里灯火通明,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正和大家一边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一边议论去年大队唱的那出《顶风记》:
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许多地方受到影响。八月份,大学招生,上级招生办公室收到勤俭大队两份材料。一份说,队里一百多名知识青年都没有争着上大学,只有一个共同志愿:“服从党的需要,服从组织分配。”一份写着大队党支部推荐的一个女青年,情况是:初中肄业,回乡劳动六年,群众一致同意她上大学。
招生办公室有的同志感到奇怪:有的地方往往是抢着报名,推荐的也大多是高中毕业生,为什么勤俭大队偏偏相反呢?八月的一天夜里,有人到勤俭大队来调查,先听党支部汇报,又找群众来问。群众说的同支部讲的一样,调查人仍然疑信参半,再把知识青年找来亲自问。青年们的回答和那两份材料没有出入。
调查的人回去了,可这件事使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警觉起来。他们想,林彪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如今又有“大人物”说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对我们大队的两份材料,有人不相信,还来调查,这都反映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啊!勤俭大队在路线斗争面前毫不调和,同这股翻案风对着干。当时也有人来提醒:“汝旺,正在风头上,你顶得那么厉害,不怕孤立么?”
姜汝旺坦然回答:“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这样做,符合人民的利益,并不孤立。孤立的只能是搞修正主义的家伙。”
的确,孤立的正是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回忆去年这场斗争的时候,原原本本地谈到了那两份材料的来历。
姜汝旺说:有些人说话办事,常带片面性。譬如:“好的青年去参军,好的青年去做工,好的青年上大学,不好的青年留下种田。”这种说法就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作怪。当然,农村应为部队、学校、工厂选送优秀青年,但不能说留在农村的青年就是不好的。上大学是为革命,种田也是为革命。为革命种田、做工、参军、上大学,都是好青年。去年八月,我们和广大知识青年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大家认识到,革命工作多种多样,革命青年应该服从党的需要,党需要你读书,就读书;党需要你种田,就种田。那份材料,就是青年们懂得了毛主席的哲学道理,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而写出的。
贫下中农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我们大队有个读大学的青年,读来读去,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有一次他带着爱人回家,爹娘和乡亲们都在田里大忙,那对“读书人”却在田头看风景。这次送去上大学的姑娘,我们在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看了她六年,送这样的青年上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我们放心。
大家越是赞扬去年八月这出《顶风记》唱得好,越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邓小平批判得热火朝天。大家说:走资派以为让工农兵上大学是一种恩赐,是让你从“劳力者治于人”的卑贱地位爬上“劳心者治人”的高台阶去。他们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看不见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他们总是违背客观规律,违背群众利益,这就叫做“翻案不得人心”!
如果说,大家讲的这出《顶风记》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实际行动,那么,第五生产队队长在政治学校里的回忆、对比、批判,就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过程中获得的深刻教训。
一九七二年,五队工作搞得很好,亩产“超双纲”,在全大队数第一,在县里也排第三位。有一次,在县里开会,五队队长被请上了主席台。会开完,回到队里,群众啧啧称赞,队长也很得意,乐呵呵地说:“我同你们讲过,不比口头,要比锤头,看谁的秤锤翘得高嘛!”有的社员也说:“对啊,集体好比一条船,队里的人坐在船上。乘船的都望船浮,哪有不想把集体生产搞好的呢?只要大家着力干,秤锤年年都会翘上去。”
就在这种“得意”和“欢乐”之中,渐渐出现一种议论:五队人多地少,生产到顶啦,只有放些人出去找门路,集体才可增加收入,社员也好多做工分。议论多了,队长听起来也觉得顺耳,似乎符合“望船浮”、“着力干”的道理。谁知这样一做,第五生产队人心浮动,劳力分散,一连两年,秤锤一直往下落。
小小秤锤,一起一落,大有文章。大队党支部抓住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辩论。真理越辩越明,路线越分越清。广大贫下中农深刻地认识到:真是乘船的都望船浮吗?真是只要着力干,秤锤就会翘上去吗?不见得。乘在集体这条船上的,也有阶级敌人,他们可不望船浮,只望船沉哩!还有那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也不望船驶向共产主义,而想偏离航向。这就是阶级斗争。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一味埋头“着力干”,那么,不但秤锤要落下来,集体这条船还会偏离航向、甚至沉没哩!
五队的干部和群众,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人的精神面貌大变样,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一九七五年,五队增产一万六千多斤,秤锤又高高地翘上去啦!
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回忆了这个秤锤起落的教训之后,望着政治学校黑板上写的毛主席批判邓小平的语录:“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体会更加深刻。大家说:要把社会主义生产搞好,一定要抓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抓住了这个矛盾,就是抓住了纲,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就能解放生产力,生产也才能搞上去。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勤俭大队学哲学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正在变成铁一般的现实:“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勤俭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正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下,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
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本报记者


第3版()
专栏:

干社会主义就要斗
中共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委书记 蓝志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十年,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十年。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斗垮了刘少奇,斗垮了林彪,斗垮了邓小平。斗争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干部,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深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奋起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革命的烈火也烧到我的头上。群众批评我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起初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出身贫苦,又是瑶族,对万恶的旧社会,我有诉不完的阶级仇,说不尽的民族恨。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起来,一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干工作,怎么会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群众的批评和帮助下,我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我开始认识到,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那是何等危险呀!我联系自己的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检查自己犯的错误。经过不断的学习、思考,接受群众帮助,逐步清醒过来:从个人来说,群众的冲击,冲掉的是自己身上的修正主义灰尘,得到的是继续革命的觉悟;从党和国家来说,清除了刘少奇这个大隐患,保证了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否则,如果刘少奇复辟的阴谋得逞,历史就会倒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情景就会重演,千千万万的阶级兄弟就要人头落地。在群众大会上,我激动地说,生我的是父母,害我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帮助我的是革命群众,挽救我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群众的七斗八斗,我提高了路线觉悟,吸取了经验教训。
一九七四年,巴马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大部分溪河断流,塘库干涸,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困难。在大旱面前,有的干部认为:旱灾火烧眉毛,别的事情再紧,也没有抗旱任务紧;别的问题再大,也没有吃饭问题大。于是会上讲“戽水”,会下催“戽水”,夜没少熬,路没少走,有些地方抗旱就是上不去。我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总结了现实阶级斗争经验,认识到干社会主义就要斗,群众已经帮助我斗掉了过去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我再也不能走回头路,我要领着群众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我和常委们一道,带着三个调查组,分头深入不同类型的地区,调查了十五个大队。发现有些地方抗旱搞不好,是因为阶级敌人刮资本主义邪风,煽动一些社员“开门放雀,各奔前程”。县委经过研究,抽调了四百多名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搞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这一年,大旱没有把我们压垮,相反,全县各族人民象九牛爬坡,个个出力。大批促大干,大干战胜大旱,我们县夺得了粮食丰收,实现了灾年亩产跨《纲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和重点,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常常跟领导班子有联系。好多事情,不是干部带头,就是干部点头。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可不能糊里糊涂低着头走。我们一定要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同走资派对着干,并且警惕自己犯走资派错误。这几年来,我们始终抓紧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清除身上的政治灰尘。这就增强了各级领导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促进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九七四年以来,我们县委经常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抓住县委班子内部存在的方向、路线问题,发动群众揭矛盾,实行开门整风。两年多来,县委基本上做到一季一次民主生活会,半年一次小整风,一年一次大检查,使领导班子成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不得人心的。我决心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革命群众一道,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3版()
专栏:

老树新貌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一辆满载旅客的公共汽车,奔驰在岳阳到毛田的公路上。车上一个脸色黝黑,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望着春光明媚,万木峥嵘的山山水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喃喃自语:“毛田!经过八年的风雨,大变样了。”他是原毛田区委书记许志龙,文化大革命中在外地工作了好几年,现在又被调回来了。
“老许回来了!”消息很快传遍全区。干部、社员热情欢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老领导。
许志龙接触的人多了,渐渐发现一个问题:有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自己批判得比较猛烈的同志,见到他总有点别扭,不太自然。许志龙想:要带领全区干部、社员努力作战,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必须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必须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在全区四百多名干部参加的“见面会”上,许志龙用自己的切身感受,畅谈对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体会,坦率地汇报自己由把气发到群众身上,到真心诚意感谢群众的批判帮助的思想转变过程。会后,他又请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头头、过去对自己意见较多的同志留下来,开了谈心会,鼓励他们继续发扬敢于斗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大家高兴地说:“老许没有忘记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呵!”
许志龙珍惜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行动上。有一次,他收到云山公社一位教师的来信,信里尖锐地指出了区委在抓农田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老许警惕在大好形势下不要忘乎所以。有的同志认为这封措词尖锐的信,是“泼冷水”、“唱反调”,主张顶回去。老许不同意这样做,他建议召开区委会,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接受群众监督的论述。他说:“群众敢于公开批评领导,是富有革命积极性的体现,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气象,反映了新型的干群关系,我们不能马虎对待。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所以犯错误,同堵塞言路,拒绝群众批评,不是很有关系吗?”随后,他又对照那封信,带头检查前一段的工作,使大家冷静地看到,信中所指出的问题,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家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措词尖锐更能帮助我们变盲目为清醒。”事后,许志龙给那位来信的教师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赞扬他爱护领导,敢于提意见的精神。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头一遭
北京市怀柔县黄花城公社 王凤泽“开卷考试”就是好,“教师中心”破除掉。隋唐五代到于今,学生出题头一遭。学生历来分!分!分!先生自古考!考!考!桎梏千年害死人,如今才算解放了。当初师生是“对头”,现在师生是战友。狠狠鞭笞封、资、修,教育革命掀高潮。


第3版()
专栏:来信

三代人同患一种病,合作医疗救了我的命编辑同志:
解放前,我爷爷得了肺病。那时候医院大门朝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为给爷爷治病,奶奶到处借钱借粮。钱用尽,粮用光,爷爷的病仍不见好。奶奶下狠心卖了我姑姑,换来三担半粮。谁知姑姑一离家,粮食就被骗子弄走了。爷爷一着急,咽了气。
解放后,我父亲又得了肺病。那时候,医院办在大城市里,农村还是缺医少药。贫下中农劝我父亲到城里去治病。在医院里,他排了半天队,挂了号,好不容易等到看病了,一个医生眼睛一瞪,说:“这是慢性病,回去注意营养,休息休息就好了。”说完,把我父亲推出了医院大门。父亲到家,病情恶化,有个巫婆骗他求菩萨,吃香灰,第三天就把我父亲的命送了。
霹雳一声春雷响,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我们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说来也巧,我也得了肺结核,发展到成碗的血往外吐。党支部的同志和社员把我送到医院抢救。需要输血,贫下中农争着献血。回家后,赤脚医生每天给我煎药、打针,有时一天三趟。在赤脚医生精心护理下,不到一年,我的病就好了。
一家三代人,得的同一种病,爷爷、父亲的病,都医不好,而我的病治好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救了我,是文化大革命救了我,我要高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江苏泰兴县七圩公社
贫农社员 王书章


第3版()
专栏:

新来的“猪倌” 肖 野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