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
——天津站工人理论队伍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不断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天津站工人理论队伍,近年来跃登上层建筑舞台,掌握革命理论,占领思想阵地,跟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他们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激励下,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目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全站职工一起,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为普及马克思主义而奋斗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了深入批邓,天津站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始,有的同志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搞不太清楚。“六号门”理论小组成员认为,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如果不搞清楚,就分不清敌、我、友,掌握不了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先后查阅了三十多篇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汇集了革命导师有关论述,从阶级本质、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对党内走资派进行了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了《必须认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怎样演变成走资派的》等辅导材料。全站职工在他们的辅导下,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理解了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还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经过“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党外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削弱,已很难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和无产阶级较量。他们就要从执政的共产党内寻找政治代表。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代表资产阶级利益,适应资产阶级要求。他们是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他们的挂帅人物。
天津站工人理论骨干就是这样带着群众提出的问题,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点,然后辅导群众学习,掌握批判武器。在工人理论队伍的带动下,天津站已有百分之七十的职工常年坚持在读书班、政治业余大学和自学小组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已经在全站蔚然成风,推动着批邓斗争深入发展。
把批邓斗争引向深入
天津站的工人理论队伍带头学习,带头冲锋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车站三结合理论小组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登上史学讲坛,在全站掀起了评法批儒、批林批孔高潮。接着,又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等斗争中,一马当先,发挥了战斗作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以来,工人理论骨干满怀无产阶级义愤投入战斗,仅一、二月份就写出批判文章一千多篇。为了辅导群众弄清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反动实质,他们在批判会上,把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及其反动罪行同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反动言行相对照,同孔孟之道相对照,剖析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理论基础和阶级根源。担当这个任务的车站理论小组,除一位老工人外,其他五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刻苦学习理论,还主动到工人群众中去求教。理论骨干小马,是去年年底才参加工作的女青年。在剖析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时,她主动请老工人邱文彬师傅介绍工人上讲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等大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过程。小马认识到,新生事物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重大作用,而资产阶级法权正是走资派赖以生存和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因此他们必然要拚命加以强化和扩大。邓小平肆意攻击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唯恐失去他们复辟的“命根子”。
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的十几天中,理论骨干整理出了一万五千多字的题为《从国内外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抛出的修正主义纲领的经过,深入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的材料,向群众宣讲,和群众一起批判。大家进一步看清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分裂主义的纲领,是邓小平玩弄阴谋诡计,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抛出来的。邓小平妄图把这个复辟纲领强加于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天津站工人理论队伍深深懂得:同走资派长期作战,就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步步地铲除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天津站广大理论骨干,一直对资产阶级法权,对旧的传统观念敢批、敢斗、敢决裂。这次,他们又同邓小平“争夺思想阵地”的阴谋对着干。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等修正主义货色;他们就揭露和批判邓小平贩卖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险恶用心,使大家看到这是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妄图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许多理论骨干还以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的反动言行。运转车间乙班青年号调车组的理论骨干向全站职工提出“以共产主义精神从事工作”的革命倡议,批判剥削阶级的雇佣思想,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理论骨干、老工人张忠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不能在“按劳分配”上兜圈子,邓小平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诱饵来腐蚀我们工人阶级,那是痴心妄想!理论骨干还针对邓小平制造的反革命政治谣言,批判他用卑劣的手段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阴谋诡计,揭露他一无真理,二无群众,靠造谣过日子的虚弱本质。这样,就激起了全站职工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更大仇恨,更加重视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目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天津站步步深入。工人理论队伍和全站职工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坚持作战,决心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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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霸县杨芬港公社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成员在交谈学习体会。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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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管、卡、压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
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广大职工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不断加强企业管理,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邓小平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企业问题不少”,“不整顿怎么行”。工人群众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管、卡、压,邓小平却说“这是大帽子”,要“整顿”,要对工人管得“严一些”。说穿了,这就是妄图重新用管、卡、压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就追随刘少奇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破坏和干扰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就说我们厂吧,那时候,工人被迫要死记硬背那些烦琐的规章制度;工人要搞一项革新,得经过七道关卡。当时,崇洋迷外思想很严重,产品只准“仿”,不许创。工人群众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搞成的二十多种自己设计的新产品,都被以“非标准”、“不正规”等罪名,打入“冷宫”或砸成废铁,送进了化铁炉。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吗?工人群众气愤地说:“管卡压,管卡压,管的是不让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卡住了咱们闯新路的步伐,压掉了咱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邓小平现在重新要搞这一套,他的罪恶目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破除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束缚工人手脚的各种条条框框,建立和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断改善和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厂认真贯彻落实“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厂生产的产品一直是仿制外国的落后产品。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打破洋框框,实现了九个系列四十多个品种的全部产品更新,自行设计制造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机床。工人群众在技术领域里当了家,做了主,扬眉吐气,有力地促进了技术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十年来,全厂改制和自制的高效专用设备四十多台,改建和新建流水线二十二条,实现重大革新四百六十多项。十年的平均年产量,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平均年产量的两倍半,今天的一个机床一厂,等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两个半机床一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厂的财务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工人无权过问。现在财务向工人群众公布,班组建立了群管网,工人当家理财,充分发挥了工人当家作主的作用。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邓小平之所以那样迫不及待地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扬幡招魂,就是因为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越加强,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越困难。他大叫“整顿”,就是妄图整掉工人参加企业管理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我们工人坚决和邓小平对着干,一定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使社会主义企业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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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抹杀规章制度的阶级性
广西桂林橡胶厂工人理论组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极力鼓吹要把规章制度搞得“愈来愈严密”,胡说什么“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他们把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这是别有用心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阶级总是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来制订规章制度,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服务。在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制订的规章制度,必然是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目的是在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列宁指出:“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这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反动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规章制度必须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限制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毛主席指出:“制度要有利于群众”。这是对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精辟的概括,说明规章制度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邓小平极力抹杀社会主义规章制度与资本主义规章制度的差别,把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规章制度照搬过来,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要利用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来达到专无产阶级政的罪恶目的。
建国二十多年来,在建立什么样的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工厂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那些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规章制度,严重束缚了工人群众的手脚,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改革了那些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可是,邓小平却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把企业管理搞“乱”了。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恶毒攻击。
我们同邓小平的根本分歧,不是要不要规章制度的问题,而是按照什么路线和依靠谁去制订和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我们要坚持“鞍钢宪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群众去制订和执行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则拚命抹杀规章制度的阶级性,要按照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搞管、卡、压那一套,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为其复辟倒退创造条件。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绝不会上当受骗,一定要把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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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洋务派
上海冶炼厂党委副书记 杨益萍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所谓发展工业的条例中,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表现出一副事事不如人和伸不直腰的奴隶相。在一些会议上,邓小平还喋喋不休地说:“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这是最可靠的”,是一个所谓“大政策”。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鼓吹把我国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真是卑躬屈膝,奴气十足!
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许多光辉灿烂的科学成果,走在世界的前列。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面,更加迅速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成就。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上天返地,胰岛素首次人工合成,南京长江大桥和成昆铁路胜利建成,一个个大油田的开发,一座座大容量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的制成和安装,一艘艘国产的万吨轮胜利远航。这一切,都显示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志气和伟力。
再拿我们厂进行的一种稀有金属的试验来说吧。过去,有些国家采用“火法工艺”提取。这种工艺,不仅比较陈旧,成本昂贵,而且最后只能拿出半成品。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专家”迷信洋人,死抱住“火法工艺”不放,整整试验了八年,毫无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工人阶级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提出了“丢掉洋拐棍,自己闹革命”的口号。一九七○年,我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承担了运用“湿法工艺”提取的试验任务。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摸索出一条新的工艺流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达到预定要求,有的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邓小平以发展工业为名,贩卖洋奴哲学,不禁使人们想起那个臭名昭著的大洋奴、大卖国贼李鸿章来。这个洋务派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搞了一个洋务“新政”,造洋枪,制洋炮,搞得不亦热乎。可是,“求”了几十年,“求”到的却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地位,“求”来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这就是搞投降卖国反动路线的必然恶果。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邓小平热中于把立足点放在从外国引进技术设备,拜倒在洋人脚下,说明他步李鸿章的后尘,是当今的洋务派。如果顺着他这条投降主义的路线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就不能自主,在政治上就不能独立,就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百年来的历史教育了我们:工业救不了国,技术救不了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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