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昏惨惨的图景
——从苏修文艺作品看今日苏联农村的衰败
翁义钦
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后,苏修文坛上出现了大量“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透露出今日苏联农村的一些状况。有的作者还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提醒统治集团注意苏联农村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建议作一些细枝末节的改良;而人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苏联农业政策的彻底破产和农村急剧衰败的现实。
苏修话剧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写道:现在人们从农村已经拿不到需要的“所有的一切”了。是呀,今日苏联的农业状况已是多么糟啊!长篇小说《人世间》所写的农村,经济“破产”,昔日号称“粮仓”的金色库班完不成缴纳粮食的计划,大地“荒凉”,“色调也是忧郁的”了。农村的这种景象,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有反映。长篇小说《现代人》描绘了这样一幅“丑恶的图景”:一些农庄已濒临“山穷水尽”的境地,春天早已来到,但春播还迟迟没有开始;土地上“寸草不长”、“一片光秃秃”的;粮食连年歉收。短篇小说《一年四季》描写的农庄,据说是州里连年获得“锦旗”的单位,可是那里的土地照样“贫瘠衰弱”,“田地很快就不再是田地”,而将变成“一片沙漠,一片荒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饲料奇缺,致使“牲畜在挨饿”,“牲畜在苦痛地挣扎!”一篇题为《困难的收割》的文章也说,“牲口能吃的一切”,诸如“桦树枝条”、“芦苇”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利用了”。于是作者气急败坏地叫嚷:“饲料,饲料,还是饲料,这就是我们日夜操心的东西。”无怪乎《现代人》写到一个农庄时发出了这样的哀叹:这里“到处是一片腐败景象”!其实,岂止一个农庄、一个区,或者几个农庄、几个区!在勃列日涅夫掌政的十一年间,整个苏联农村都充斥着这样的“腐败景象”。
怨天尤人难以自圆其说
这种“腐败景象”是怎么造成的呢?勃列日涅夫及其御用文人搬出了这样几条“理由”:一是所谓“糟糕的气候”。《困难的收割》就写了由于一个冬天没下过雪,几个月又“没有一滴雨水”,所以导致“粮食歉收”、“牧草枯死”、牲畜遭殃。另一篇小说的人物哭丧着脸说:“老天爷不知道,今年我是多么需要雨雪啊!”要是能“呼风唤雨”就好了。似乎只要“老天爷”肯帮个忙,农村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二是所谓“历史上的原因”。得奖的长篇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诬蔑社会主义年代的集体农庄“简直空得象用扫帚仔细扫过一样”,意思是说过去的农业没有为现在的农业打好基础。三是所谓“农民不爱土地”。苏修《真理报》、《文学报》等都开辟专栏,连续三年多开展了所谓“对土地的爱”的“问题讨论”,异口同声地责怪农民“没有必要的对土地的爱”。四是所谓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或不负责任,或道德败坏。《人世间》就告诉人们:“事情主要决定于领导人”,应当把坏的领导人“撤职”,用好的来“接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苏修一伙竭尽全力地宣传这些“理由”,“可惜!他们怎样大卖气力也推翻不了事实。”(《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列宁全集》第27卷第65页)气候不好固然对农业收成会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它决不是今天苏联农业搞得一团糟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那末事实是:苏联当时粮食不但够吃,而且有大量储备,还能出口国外。把苏联农业落后归咎于“农民不爱土地”,简直是胡说八道。就连几年前苏联发表的题为《爱和功勋》的特写也不得不承认:“过去,……农民热爱土地”。今天,在同一块土地上,他们怎么会“不爱土地”了呢?看来,这个问题,是苏修所不愿意也不敢明确回答的。把个别主管农业的头目,煞有介事地拿来问罪,甚至“撤职”查办,充当替罪羊,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那也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农村依然漆黑一团,丑恶现象不仅“不能根除”,而且是有增无已。
可见,勃列日涅夫及其喽罗编造的诸如此类的“理由”,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那么,今日苏联农村产生“腐败景象”的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透过这些作品反映的一些现象来看本质吧。
集体农庄成了新贵领地
长篇小说《乡镇》写到一个叫做巴尔苏可夫的农庄主席时就说:这个集体农庄“已经不是集体农庄,而是象巴尔苏可夫本人的领地一样”。既然农庄是农庄主席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领地”,那么,在这块“领地”上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当然也是他们一伙可以予取予夺的囊中物了。关于这一点,看一看《人世间》里那个为非作歹、最后发疯致死的卡尔金以及农庄和城镇领导人中大大小小活着的卡尔金们就更加清楚了。这些人操纵农庄的全部财产资金,占有集体的大块土地,有关生产资料的每项决定,都由他们说了算。这表明,在今日的苏联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对生产资料实际上拥有所有权,而广大农业劳动者则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
苏联农场和农庄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它们的生产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苏修《共青团真理报》供认:在苏联,“厂长考虑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较为有利”。苏联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牟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极力“改善”农业管理制度,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要求庄员加快“工作进度”,提出庄员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而不得不躺倒为止”。得奖剧本《幸运的布肯》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布肯把原来四百人干的活让二十三人包下来,也就是说,大多数农业工人沦为“失业者”,而“谁留下来,谁就要四倍紧张地工作”。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5页)为了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一个个“处于特殊地位”的农场、农庄的领导人凭借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在他们所霸占的地方实施资产阶级专政。在《适得其所的人》和《人世间》里,人们把农庄主席鲍勃罗夫和卡尔金们叫做“土皇帝”和“旧时代的官老爷”。事实上,这一类人比昔日的“土皇帝”、“官老爷”更加残忍,更加凶暴。他们“神气活现”,颐指气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鲍勃罗夫当上农庄主席后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加强纪律”,他的第一次广播讲话也是“从申斥开始”的。卡尔金们“高高在上”,飞扬跋扈,稍不遂意,就对庄员“训斥,骂街,娘天娘地骂得你狗血喷头”。你不服从或不卖命地干活吗?那就要象《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说的那样,要挥起“大棒”,把你“赶出农庄”。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里的农庄主席就经常以“解雇”来威胁群众。他说:“我那里有一桌子的信,都是要求进集体农庄的。”言下之意是:作为农庄主席的“我”可以随时解雇你们而不愁没有劳动力。透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人们看到了苏联农村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两极分化在急剧发展
苏联农村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还通过窃取的政治权力、垄断的生产资料,实行按资本和权力大小进行分配的原则。农村的这些
资产阶级新贵,为了填补他们那个永远
填不满的私囊,除了捞取高工资、高奖
金等“合法”收入外,还通过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等大量非法的途径,
贪婪地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
穷奢极欲的生活。《现代人》里,一个农
庄的所有领导人都盖了“独立式的住
宅”。《人世间》里的那个卡尔金也为自
己建造了一幢“完全跟画上一个样”的大洋房,不但有着锌皮的屋顶、漂亮的台阶,而且四周还围着栅栏以及连带院子的一大片土地。与此相反,广大农业劳动者则一贫如洗,生活“过得象难民”一样;不但“找不到房子”,而且他们的口粮“根本没有人想到过”,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这种惨景在苏联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简直触目皆是。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在庄员中,从农庄得到的收入加上自己的副业收入仍然低于苏修自己承认的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数额者约有三千万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三十。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了列宁在《饥饿》一文中所说的话:沙皇俄国实行的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一万个‘上层人士’的财富、奢侈生活、寄生生活而劳动的奴隶制度”。(《列宁全集》第17卷第497页)当年为列宁所痛斥过的那种极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在今日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农村不是又重新复活了吗?!
其实,这些农场场长、农庄主席不过是苏修统治集团在农村的代理人。他们所以能够那样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穷奢极欲,就是因为有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苏修统治集团做他们的后盾。在这伙人的把持下,苏联农村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农村的两极分化和严重的阶级对立。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扩军备战,则更进一步加速了苏联农业的破产和广大农业劳动者的贫困化。农民群众不堪忍受勃列日涅夫及其大小爪牙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大批外流。中篇小说《最后的期限》、短篇小说《老家》、话剧剧本《我们青春的鸟儿》、《趁大车还没有翻倒的时候》、长诗《茶话》等,都反映了农村“人去屋空”、劳动力大量流出、“村子在衰败下去”的情景。《一年四季》中的农庄主席大声疾呼:“人啊,人啊!要是世界上能有一家制造人的工厂,有多少,我们就订购多少……”。而那些留在农村生活的人又怎样呢?他们往往也是旷工、怠工。有些农庄的出工人数往往不到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可见,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苏联的全面复辟,给苏联农业生产力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才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统治下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编造的任何“理由”所掩盖不了的。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存在,苏联农村的“腐败景象”就不但不会消除,而且只会更加衰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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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进路》纪念社会党第六次访华团和中日友协联合声明一周年
坚决奋起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
突尼斯社会事务部长说发展中国家反对所谓“国际分工”的滥调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日本《进路》杂志在提前出版的七月号上发表文章,纪念日本社会党第六次访华代表团和中日友协代表团联合声明发表一周年,强调日本社会党要坚持这一声明的精神,同日本人民一起为反对霸权主义而奋斗。
文章说,当日本社会党第六次访华代表团、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联合声明发表一周年之际,“我们同(日本)社会党、中日友协以及日中两国人民一道都衷心地感到高兴”。
文章说,“正如联合声明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国际形势,日益动荡不安,世界的各种矛盾都在激化。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人民,而越来越不利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文章在概述一年来各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之后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口头上高唱“缓和”,实际上进行扩大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竞赛,世界各地都不安宁,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特别是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推销“集体安全体系”的同时,还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困难,露骨地推行扩张政策。它插手安哥拉,制造分裂,并唆使古巴出兵干涉,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文章指出,“最近,在‘缓和’的烟幕下,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日趋激烈,苏联对日本的压迫也进一步加强,这是决非偶然的”。
文章说,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增强,增加了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它还以开发西伯利亚为诱饵,拉拢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它还在日本进行各种活动,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归还北方领土等斗争进行露骨地干涉,这些都是苏联对日本进一步加强压迫的表现。
文章说,“在联合声明发表一周年之际,我们再次痛感:必须认识联合声明提出的‘一致认为要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重要性,坚决奋起进行反霸斗争”。
文章最后说,“日本的和平、中立、安定,不能坐待,必须通过反对威胁日本和平、中立、安定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并同他们进行斗争才能确保”。
新华社突尼斯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电 据突尼斯《行动报》六月二十四日报道,突尼斯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德·埃纳瑟最近在突尼斯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发展中国家反对所谓“国际分工”的论调。他说:“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专门从事某一种活动,而使它自己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
他说:“众所周知,目前的贸易条件是不利于生产原料的发展中国家的。如果这些国家再这样地专业化下去,而别的国家却由于它们垄断了所有的重工业和一切工业装备,几乎是继续进行着统治的话,那么,这种(不利于生产原料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将更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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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欺压印度太甚 印度舆论怨声载道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一些报纸最近对于苏联在经济上欺压印度表示不满。
《商业旗帜报》六月十七日刊载的一篇报道,对于最近发表的苏印联合宣言中苏联方面表示将对印度发展经济“提供适当协助的诚意”这一点,表示怀疑。报道说,“这一次,从政治上出面干预是否就能够取得过去所不能取得的经济效果呢?一九七三年的议定书(编者按:指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三年访问印度时签订的苏印“经济合作”议定书)是得到政治上最高一级的批准的。但是,没有实行的事项仍然相当多。”
报道接着举出的许多例子表明,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时双方决定的苏印两国经济“合作”的项目中,有的是苏联急于向外推销而印度自己已能制造的发电机之类的机器,还有苏联想在国外抛售的质量低劣的民航机和电子装备之类的东西,而印度希望得到的原油和轮船等,苏联方面却一直不提供。
报道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在苏联方面。苏联最关心的是要赚取硬货币,以便从西方和日本进口粮食、成套设备和尖端技术……。因此,经济上的需要使苏联首先向那些有硬货币的地区出口货物。苏联把原油卖给西欧和日本,而不卖给印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报道还指出:“在贸易条件上,苏联在同发展中的非产油国家的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同其它任何发达国家所得到的一样多。事实上,在过去三年中,自从苏联成为石油产品和化肥的销售者以来,在印苏贸易中,贸易条件也变得大大地有利于苏联了。苏联向印度要的价钱同其它任何国家的要价是一样的。”
报道还强调说:苏联的贷款条件也比先前苛刻了,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应当放宽条件,特别是因为苏联以卢比贬值为借口,要求把还没有偿还的苏联贷款升值。”
报道在谈到印苏之间的所谓“生产合作”时说:“这不应当使两国之间现有的分工固定下来。换句话说,这不应当意味着印度永远做一个初级商品和简单制品的供应者,而从苏联换回来潜水艇和计算机之类的商品。”
《印度快报》六月十七日发表的文章也强调说:“有一件事是必须指出的:苏联贷款的条件一直是相当苛刻的,比西方的条件还要苛刻。这个问题过去同莫斯科交涉过,但没有成功。在(印度)总理之前前往(莫斯科)的官员小组也许已经再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如果确实谈了的话,那么,有必要快点重新举行谈判,以便重新决定偿还贷款的时间和降低很高的利率,从而减轻债务负担。”
文章还说:“卢比—卢布比价问题还没有解决。按照莫斯科的计算法,新德里的负债是增加了,但是,如果俄国供应的商品的价格是按照签订合同时的价格来计算的话,印度就不会增加任何负担。在这个问题上,有理由要莫斯科接受新德里的立场。”
《印度时报》六月十八日发表题为《波卡罗的教训》的社论,对苏联在建设波卡罗钢厂中造成的巨大浪费表示愤慨。社论说:“等到波卡罗钢厂到今年年底达到它(第一阶段)的全部生产能力(年产)一百七十万吨的时候,这座工厂的建设大约花了整整十一年的时间,比原来预期的大约正好长一倍。不仅如此,这个工厂的第一阶段的投资原来估计是七十亿卢比,但是实际上将花掉一百二十亿卢比。”
社论说:“波卡罗的许多问题的根子在于过分草率地接受了苏联顾问所提出的设计报告书。报告书长达二十八卷,而技术委员会竟冒失地只花了五个星期就接受了!结果报告书中最重要的遗漏——协调建厂工作的组织系统表——就被忽略了。”
苏联宣传机器说,波卡罗钢厂的许多设备是由苏联“援”建的印度重型机器厂制造的。但是,这篇社论指出,有一部分原定由印度制造的装备实际上也是从苏联进口的,而且苏方勒索的价格比印度自己制造的要贵一倍。社论说,这样建造出来的钢厂如果要收支相抵,就势必要大大提高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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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大选结束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讯 为期两天的意大利议会选举已在六月二十一日结束。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在众议院中获得二百六十三席,意大利共产党(修)获得二百二十七席,意大利社会党获得五十七席。
意大利这次大选是在意大利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严重恶化、劳动群众对现状日益不满的情况下举行的。意大利去年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大加剧了各党派之间的争斗,以天主教民主党人阿尔多·莫罗为总理的意大利战后第三十八届政府在今年四月底被迫辞职。总统乔瓦尼·利昂纳不得不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一年举行这次大选。
在为期四十五天的竞选中,意大利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角逐。据报道,意大利共产党(修)利用其处于在野党的有利地位,攻击天主教民主党要对意大利的危机负责,并且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它在内的政府。为了捞取选票,意共
(修)在竞选中一再公开保证:它参政后要实行“民主和多党制,保护和扩大社会和政治自由”,偿还一切外债,不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共同市场。天主教民主党反对让意共(修)参加政府。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从争霸欧洲的战略全局出发,极力对意大利这次大选施加影响。苏修力图从意大利这个南欧战略要地的政局变化中捞一把。美国担心自己在意大利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被削弱,使南欧和地中海的力量对比发生对美国不利的变化。去年以来,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等一再就意大利政局发表谈话,并且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支持天主教民主党。
意大利报纸认为,大选后的意大利局势仍将困难重重,动荡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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