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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
——解放军某团副政委段景仁回乡当农民的事迹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段景仁带着一家四口，复员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河南嵩县库区公社汪庄大队。干部、群众听说老段回来了，都到他家看望，表示热烈欢迎。但也有人说：“景仁，俗话说，鸟儿只往旺处飞。咱庄有的人还想往外跑，可你偏要搬进来，是咋想的？”
咋想的？看看段景仁在复员回乡当农民的申请报告中的一段话就清楚了：
“共产党员从来就是在同旧传统观念决裂中前进的。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段景仁原来是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团副政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广州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他经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停滞了，甚至倒退了。他们官作大了，薪水高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竟利用职权搞特权。一些人甚至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段景仁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觉得自己好象上了一层楼，站得高了，看得远了。他想，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逐步加以限制，而刘少奇、林彪之流却把它当作命根子，这充分说明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在这一伟大革命中，共产党员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要带头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
这就是段景仁复员回乡务农的思想基础。
他到家的第三天，就领着爱人、儿子，扛起锄头下地了。运石垒堰，他拣大的搬；翻地掘土，他找硬的挖。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出现在工地上；天黑乎乎了，才离开地头。生产队要疏通一条水渠。老段听说了，动员了几个小伙子，把任务领下来。刚下过一场雪，寒风凛冽。段景仁卷起裤腿，下到水里，带头干起来。他有胃病，天一冷，犯病了。社员劝他休息。他却象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为了完成任务，根本不顾自己。社员纷纷议论：“咋着看老段，也看不出在部队当过官，劳动起来比俺庄稼人还舍身。”段景仁接上话头说：“什么官不官！俺跟大伙一样，在部队是人民的勤务员，回来是公社的普通社员。”
段景仁复员回乡后，在生活上也不搞特殊。住的，还是过去的房子。穿的，除了部队发的以外，又做了几件粗布衣服。吃的，也和社员一个样。孩子问他：“爸爸，咱家不是没有钱，咋不花？”听了孩子这话，老段把全家叫到一块儿，对孩子讲起苦难家史：“旧社会，咱家穷得上顿不接下顿。我才五岁，母亲生病无钱治，下世了。只好把三岁的弟弟、一岁的妹妹送给人家。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挣的只是糠菜汤、破烂衣，哪能见到一个钱？”讲了过去，又比现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这个家乡，我扔掉给地主扛长活的扁担，参加了革命队伍。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深刻的教育，才决定复员以后回乡务农。回来当社员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万万不能讲吃讲穿，搞特殊。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宣扬什么“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我们决不能上当……由于老段的身教和言教，一家人更加注意艰苦奋斗，克勤克俭。
段景仁对自己“抠”得很紧，但支援集体生产，帮助社员解决困难，却很积极。生产队买化肥、种子缺少资金，他把自己的复员费交给队里。有的贫农社员生活有困难，他主动送钱支援。贫农社员郑才娃的两位老人生了病，段景仁多次到他家问寒问暖，送钱给他们治病。
一天，段景仁的大儿子湛潮从外面回来，说：“爸爸，我准备去当工人，你看咋样？”还说，这是段景仁的一个当领导的老战友让去的。
段景仁听了这话，半晌没有吭声。他想，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铲除旧观念，起了多大的作用啊！过去，刘少奇、林彪散布“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的反动谬论；现在，邓小平又极力反对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共产党员，要用实际行动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老段首先和湛潮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好形势，接着开导他说：“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托毛主席的福，出了你这个高中毕业生。虽说读了几年书，你还很缺乏锻炼，要向邢燕子、柴春泽他们学习，做个有志气的革命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一段严肃的贴心话，湛潮觉得不仅是父亲对自己的告诫，也是革命前辈对自己的期望，是时代对自己的要求。他立即表示一定努力改造世界观，安心在家乡务农。
在湛潮阔步前进的时候，新的考验又来了。县里下达通知，工厂要招收一批工人，公社把湛潮的名字报上去了。有的同志到段景仁家里说：“老段，这次招湛潮当工人，可不是歪门邪道，让孩子去吧！”这个同志不了解老段的心思。段景仁反复想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铺设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必须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共产党员就是搞共产主义的，铺这条大道，要从我们开始，从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在党的教育下，在段景仁的影响下，湛潮在广阔天地里健康成长。白天，段景仁带他到地里干活，手把手地教儿子犁地、推车；晚上，同儿子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群众称赞说：“咱老段说到做到，真是一个敢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好干部、好党员！”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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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大革命好
我们的两只手解放了
北京市东风市场民族饭庄老工人 王增福
北京民族饭庄的涮羊肉中外闻名。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羊肉片是怎么切的，更不知道我们厨工这两只手上的甘苦。说起来，我们这两只手的解放，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曲颂歌呢！
吃过黄连更知蜜甜。我这两只因为切肉片而弄成严重残疾的手，记录着我们对资本家的深仇，也记录着我们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恨。
我今年六十岁，十二岁就进了资本家开的“东来顺”饭馆学徒，十五岁学会切羊肉，一直切了四十多年。涮羊肉的肉片要切得很薄，得先把肉冻硬了才能切。我们长年累月，左手按在冰冷的冻肉上，右手拿着二斤多重的刀，象拉锯一样“锯切”。数九寒天，正是涮羊肉旺季。资本家为了招徕顾客，在店门口临街摆开一排肉案子，让我们迎着北风切肉，一天要切十几个钟头。手腕累肿了，指头又酸又麻，两手长起冻疮，拳头都攥不上。我三十岁刚出头，手就变型了，左胳膊比右胳膊细了，右手的小指比大拇指还粗。
解放了，我们翻了身，切肉有了工作室，再不用喝西北风了。切肉的人多了，但还是实行手工操作；吃饭的人年年增加，肉片供不应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们常常一边切肉一边议论：“能不能放下这把刀，用机器代替它呢？”
一九五九年，在一次技术革新展览会上，我们看到一台切肉片机。虽然切出的肉片远远达不到涮羊肉的标准，但我们受到了启发，看到了希望。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在切肉组厨工的强烈要求下，饭庄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开始试验。我们甭提多高兴啦！可是，试验几次都没成功，我们急得火烧火燎。我们找一个工厂求援，那个工厂实行“产值挂帅”，不肯支持试验。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但饭庄大搞“利润挂帅”，不但不给资金、材料，还陆续把技术革新小组的人员抽出去。就这样，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日日想、夜夜盼的切肉片机没有试制成功，眼睁睁地看着把试制品当作废铁卖掉了。我们恨得直咬牙。这是废铁吗？不！这里面凝结着阶级兄弟的心血，寄托着我们解放两只手的殷切愿望啊！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饭庄旧貌变新颜。我们提出重新试制切肉片机。这个建议得到市场党委、饭庄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积极的支持。就在这当口，我手上关节疼的病发作了，左腕剧疼，端不了饭碗，右手连筷子都拿不住。这一来，我可着急了，对医生说：“我们的切肉片机还没有搞成呐！”医生十分理解我的心情，想尽办法给我治疗，但我还是觉得疗效太慢，连做梦都在想着切肉片机的事。
我的手刚刚好转，就回到了切肉组。同志们告诉我一个喜讯：北京第六机床厂接受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实行“三结合”，开门搞科研，和我们一道试制切肉片机。我乐得拔腿就往工厂跑。
真叫人感动啊！第六机床厂党委书记亲自抓，设备科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我们厨工一同商量，边设计，边绘图，边试制。我看着，听着，想起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搞切肉片机的遭遇，不由得流下眼泪来。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哪有这样动人的情景啊！
经过日夜奋战，切肉片机试制成功了。它切的肉片又薄又均匀，分盘计量十分准确，一小时切的肉片比一个人一天切的还多。全饭庄的同志都来祝贺，切肉组更是喜气洋洋。我用残疾的手抚摸着亮闪闪的机器，想想过去，看看今天，心里老翻腾。我们切肉厨工的多年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不再为自己两只手有残疾不能继续切肉着急了，更不再为青年厨工的手因为切肉可能变成残疾而担忧了。有人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千言万语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这场大革命解放了我们的两只手，我们要更好地为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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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小学生的一封信
今年三月三日，山东德州市建设街小学先后贴出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这样写：宋老师：
练习二第六题，我认为答数一百九十六斤是对的，因为地主千方百计地剥削穷人，就是一两粮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给贫下中农！如果写成一百九十七斤，我想有些理论不联系实际了吧？
如有写错的地方，请老师原谅、指正。
五年级八班 杨乃虎
第二封信这样写：杨乃虎同学：
你写给宋老师的信很好！你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处理了这道题的答案，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我们看了很受教育和启发。
原来，我们认为那道题答数应是一百九十七斤，这是只看到四舍五入的计算方法，没有注意到在运用四舍五入这一计算方法时联系阶级斗争实际。这反映出我们在教学上阶级观念淡薄。因此，我们特此纠正，这道题的答数应是一百九十六斤。
你的来信，显示出五年级小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对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有力回击。
祝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五年级全体算术教师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小学算术第十册第六页第六题是：“解放前，老贫农吴大伯租种地主四点五亩地，一年辛辛苦苦地劳动，平均每亩收二百五十斤粮食，却被地主剥削去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吴大伯只剩下多少斤粮食？（得数保留整数）。”这道题得数约等于一百九十六点八斤，按得数保留整数的要求，根据四舍五入的处理方法，得数应为一百九十七斤。杨乃虎同学对这些知识是完全了解的，但他为什么把得数写为一百九十六斤呢？他想到万恶的地主千方百计地剥削穷人，就是一两粮食也不能无缘无故地给贫下中农。得数如果写成一百九十七斤，就脱离了阶级斗争实际。所以他的得数写成一百九十六斤。老师在判作业时改成一百九十七斤。杨乃虎同学想：这不是一般错与对的问题，一百九十七斤和一百九十六斤虽然是一数之差，却关系到是否在算术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大问题。为了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他就给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明得数如为一百九十七斤是理论不联系实际的。这封信立即得到算术教研组全体教师和五年级班主任的积极支持。就这样，杨乃虎同学给宋老师的信，五年级全体算术教师给杨乃虎同学的信，都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
杨乃虎同学的这封信说明了什么？学校党支部和工宣队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发动全校广大师生展开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这封信是振奋人心的，它清楚地显示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小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了，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他所学习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实际应用得很好。这件事也清楚地表明，学校必须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必须坚持政治统帅业务的方针，必须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妄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广大革命师生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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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爱革命的大字报
中共平江县瓮江区委书记 江俊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我对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逐步加深了理解，真正看到了革命大字报的无比威力。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湖南省平江县时丰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我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改造得不好，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群众贴了许多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评我的错误思想。我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接受不了群众的批评，总认为自己工作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深刻揭露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我认真学习了这张大字报，并重温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我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次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中，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应当怕群众运动，必须放下包袱，到群众中去，积极投入战斗。我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犯过一些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更需要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认真进行自我批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甚至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
我想到这里，身上轻松多了，也乐意看革命大字报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群众给我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我经常去看，把其中的重点问题摘抄在本子上。遵照毛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我深入群众接受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同大家一起批
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
线，在斗争中提高觉悟。
同时，坚持抓革命、促生
产的方针，大胆组织农
业生产。群众见我态度诚
恳，能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都表示欢迎。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我又结合进了新的领导班子。不久，上级又调我到瓮江区当负责人。
我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以后，工作有点成绩，群众就表扬、鼓励；犯了错误，群众就批评、帮助，包括贴大字报，提醒我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坚持继续革命永向前。我决心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永远同群众在一起，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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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社书记参加劳动
《河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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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山女医生
湖北秭归县文艺创作组 王健强
她从大队卫生室走进医学院，
毕业后回到这冰铸雪浇的高山，
白天奋战在改天换地第一线，
傍晚背起心爱的十字箱。
夜幕裹住山岗，
风雪漫天飞扬，
她的双脚织成一张连着万家的银网，
听诊器，不，她的心，紧紧贴在贫下中农的心
坎上。
任岩高、路险、猿啼、虎啸……，
猎手从来不怕虎豹豺狼，
她立志练出一身猎人的胆量；
任天寒、地冻、雪大、风狂……，
松柏幼苗斗雪傲霜，
她象青松一样扎根在高山上。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六·二六指示》的光辉照耀着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