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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六·二六”光辉指示指引下前进
原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医务工作者下放甘南草原安家落户的事迹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原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的四十五名医务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乘着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从首都北京来到甘肃省甘南草原安家落户，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完尕滩医院。六年多来，他们跨雪山，穿林海，满腔热情地为广大牧民送医送药，防病治病。藏族人民热情地称赞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曼巴’（医生），贫下中牧的贴心人。”他们的实践，对邓小平攻击卫生革命、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的罪行，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从城市来到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不是就算放到农村了？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来到牧区天天为贫下中牧看病，这还有什么疑问！党支部引导大家分析了当地的情况：完尕滩座落在海拔两千七百多米的一条山川里，周围是重峦迭嶂，刀劈剑削般的山峰，交通不便，病人来一次医院，要走几十里羊肠小道，翻几座海拔三千多米的大山。这使大家认识到：如果还象文化大革命前那样，坐院行医，实质上等于城市老爷医院搬家，还是没有摆脱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束缚。于是，党支部作出决定，每年抽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到农村、牧区去巡回医疗，把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党的温暖送到贫下中牧心上。
有一次，上角岔生产队藏族老贫农劳尔藏进林区砍伐木材，不慎失手砍伤脚板，由于流血过多，人已昏昏沉沉。当群众正围着他焦急的时候，医疗小分队背着药箱，穿过茫茫林海来到这里，立即进行抢救，缝好了劳尔藏的脚板。
医疗小分队在巡回医疗中，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对常见病、多发病有计划地开展查、防、治。去年夏季前后，当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恶毒攻击卫生革命的时候，党支部副书记定松林带领医疗小分队，深入到夏河县的博拉、下巴沟等四个公社，为贫下中牧进行健康普查。他们背着医疗器械，越过一道道深涧大沟，翻过一座座屹立云头之上的山顶；他们吃糌粑，住帐篷，跑遍了四个公社的家家户户，对一万八千多名社员进行了健康普查，并对查出的病人进行了治疗，大部分患者痊愈或有好转。
六年多来，这个医院先后派出了八十多个医疗小分队，为贫下中牧送医送药，防病治病。方圆一二百里的村村寨寨，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辽阔的甘南草原上，到处有他们精心治疗和护理过的阶级兄弟。贫下中牧高兴地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北京‘曼巴’不会来到草原；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藏族人民永远没有春天！”
完尕滩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北京时是专门研究结核病的。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下，不少人为了个人成名成家，不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和研究。来到甘南草原后，找他们看病的多是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面对这种情况，医务工作者认识到，要不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群众最需要治疗的疾病上去？这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他们从广大贫下中牧的需要出发，六年多来，在治疗高原性低血压、小儿中毒性消化不良等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取得了进展，也摸索出了一些治疗规律。
完尕滩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支持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六年多来，他们采用办轮训班或派医疗小分队下去传、帮、带等方法，为附近几个公社培训赤脚医生和接生员三百八十多名，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去年秋天，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赤脚医生受到非难和攻击的时候，医院派出两名医务工作者来到崖玉大队和赤脚医生一起，为贫下中牧防病治病，帮助赤脚医生解决医疗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使赤脚医生受到很大鼓舞。现在，这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已经掌握了当地常见病的防治方法，懂得九十多种中草药的性能和用途，学会自制十多种中成药和藏药，合作医疗越办越好。
完尕滩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为贫下中牧服务的过程中，从贫下中牧身上汲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原北京市结核病学会副会长、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主任医师张世荣，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解放后，在结核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他把成绩当成了包袱，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歧途。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大家一起，在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一九七○年春，他带着全家人来到了甘南草原。他首先与严重的高山反应和高血压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经过艰苦的锻炼，战胜了高山反应，血压也降了下来。几年来，他和贫下中牧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为了牧民的健康，他工作不分上下班时间，不嫌脏，不怕苦，还经常用口对口呼吸的办法抢救垂危病人。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医院革委会副主任。有个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反，和同志们一起来到甘南草原，但当时还没有把户口迁来。通过一段斗争实践，他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实行决裂。他写信说服了妈妈，转来了户口。现在，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哪里需要哪里去，深受群众的欢迎。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完尕滩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医院党支部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从北京到甘南草原安家落户六年多来的战斗历程和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切身体会，深入批判邓小平攻击卫生革命、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翻案的反动罪行，决心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前进，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对着干，为贫下中牧服务一辈子。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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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
——记解放军五一二医院赴延安地区医疗队
一九七五年夏初，解放军某部五一二医院医疗队带着党和毛主席对山区人民的亲切关怀，来到延安地区黄龙县崾崄人民公社。
地处山区的崾崄公社曾经是克山病、大骨节病、甲状腺肿三大地方病的重发区。医疗队进村后，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和当地医务人员、赤脚医生一起，走村串户，送医送药，受到贫下中农的热情欢迎。
正当医疗队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从山外刮来了一股邪风：什么“今不如昔”啦，旧卫生部“是循着正确路线走”的啦，“赤脚医生知识少”啦……。山外的风刮到山里，一小撮阶级敌人高兴得手舞足蹈，胡说什么“赤脚人能治病，还要专家干啥？”有的甚至偷盗合作医疗站的药品，毁坏药园。
在这股邪风面前，医疗队党支部组织全体队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为了帮助队员们提高顶歪风的自觉性，党支部请来了老贫农和公社党委书记，给大家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报告。
老贫农讲述了解放前山区人民的悲惨遭遇。老书记控诉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滔天罪行。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怀山区人民的健康，在山区建立了各级卫生机构，地方病发病率有了降低。可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严重地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贯彻执行。农村依然缺医少药，地方病得不到很好的防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崾崄公社贫下中农奋起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在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大打防病治病的人民战争，三大地方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医疗队从老贫农和公社党委书记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新旧社会不一样，两条路线两重天。他们还认识到，当前刮起的这股风，是一股扼杀新生事物的妖风，是一股复辟倒退的歪风。如果让它刮下去，就会把日新月异、生机勃勃的新社会，刮回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旧社会，就会把山区人民刮回到苦难的深渊。大家表示：“不管这股风是从哪里刮来的，来头有多大，我们都要顶住它，跟它对着干！”
在五姓村的批判会上，他们和赤脚医生、贫下中农一起，控诉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罪行，批判右倾翻案风鼓吹者诬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揭露阶级敌人妄图搞垮合作医疗的阴谋活动。在石三台村的群众大会上，他们还宣传赤脚医生为社员治好各种疾病的生动事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在合作医疗站里，他们和赤脚医生一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帮助赤脚医生树立为革命赤脚一辈子的思想。
就在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分片举办了卫生员学习班；集中举办了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学习班；对全公社三十三名赤脚医生进行了复训。他们还把赤脚医生编入巡回医疗小组。在巡回医疗的过程中，医疗队的同志和赤脚医生一起学习、批判，一起出诊、开处方、做手术，帮助贫下中农牢牢掌握农村医疗卫生大权。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院党委和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医疗队的同志紧密地依靠群众，坚定地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以后，他们找到了“风源”，认清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更加积极、自觉地投入斗争，掀起了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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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对比 有力的回击
广东电白县沙琅公社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 梁祝芬
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文化大革命前，一心想个人成名成家，走的是“白专”道路。文化大革命中，我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收获很大。文化大革命前后两条路线，两种效果，对比十分鲜明。这里，谈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六年初，下洞公社贫农社员王洪谦，肝部长了一个小硬块，他来到电白县人民医院求医。当时，由于我受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对贫下中农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另外又担心手术做不好，摔了所谓电白“第一把刀”的招牌，所以不敢给他做切除手术，敷衍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以后，他去过不少城市医院，那些医生都说他的病是“不治之症”。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我在这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狠斗了头脑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立志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一九六八年，组织上批准我到电白县的边远山区沙琅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
我到沙琅公社卫生院后，王洪谦听说沙琅卫生院来了一个外科医生，便到卫生院来要求治疗。当我认出他就是三年前被我推出院门的那个贫农社员时，我回顾当时的情景，感慨万端。王洪谦问我：“医生，我的病能治吗？”我以非常内疚的心情，紧紧握住他的手，含着热泪说：“大伯，我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我详细询问病史，反复检查，确诊为肝肿瘤，决心为他施行大手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把他身上的两斤重的肝肿瘤切除了，又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护理，病人恢复了健康。出院时，他无比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同样一种病，同样一个医生，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不能治，而文化大革命后就能够治了呢？在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下，一些象我这样的医生，走“技术第一”、“业务挂帅”的“白专”道路，蹲在城市里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心目中根本没有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当然治不好贫下中农的病。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就不但能为贫下中农治病，而且能治好一些疑难病症。对我来说，医治王洪谦大伯的病，并不是什么技术过硬不过硬、业务水平高不高的问题，完全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思想上的变化，有力地说明了邓小平大肆鼓吹卫生战线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不学技术”、“不钻研业务”，就是妄图以资产阶级名利为钓饵，把我们引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我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与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续前进，永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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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山下铁脚板
在辽南山区的复县驼山公社，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院长王良春。人们经常在驼峰上、山道间、屯子里，看到他的身影。
王良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他在当赤脚医生时，身背药箱，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地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几年时间，他行程累计十万里，被人们誉为“骆驼山下的铁脚板”。
一九六九年十月，王良春被调到公社卫生院担任院长。阶级敌人在私下不怀好意地说：“王良春进了正牌医院，瞧他当阔大夫吧！”王良春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卫生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决心坚持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永保赤脚医生的本色。上任第一天，他退回了医院发给他的白大褂，把院长办公室改为中草药库房，把办公桌送给了防疫组去存放疫情卡片。他安排好院内工作后，就下乡巡回出诊去了。贫下中农看到王良春和过去一个样来到自己身边，欣慰地说：“俺就知道，卫生院的大墙，关不住你这铁脚板哟！”王良春坚定地说：“我到多咱也是‘赤脚’牌号的，这本分我一辈子也丢不掉！”就这样，他象往常一样，把贫下中农的疾苦病痛挂在心上，个人辛苦置之度外，不管是刮风下雪的隆冬，还是烈日如火的盛夏，总是身背药箱，迈开一双铁脚板，攀山岩，涉海滩，送医上门，送药到家。
一年冬天，驼山公社下了一场少有的大雪，沟沟岔岔被雪填平了，道路上横立着一道道大雪岗。王良春想，这大雪封门，交通断绝的关头，正是群众最迫切需要送医送药上门的时候。于是，他毅然背起药箱，走出院门，顶着凛冽的寒风，翻山越岭，穿屯访队，走了小半个公社，一连送药十多家。有个老年社员得了肠梗阻，五天没有大便，家里人正犯难的时候，王良春赶到了。他顾不得抖落掉身上的雪花，就化起肥皂水，为患者灌了肠，老人很快排出了大便，转危为安了。患者家属感激地捧来一碗热汤，说：“俺知道你的老规矩，患者家的饭，星点不沾，今天是特殊情况，喝碗热汤赶赶寒气。”王良春说：“赤脚医生送医送药，平常得很！”拎起药箱，又向风雪中奔去。患者家属赶到门口，早不见了他的身影，止不住眼含热泪叨念着：“你顶着刺骨寒，给俺送来了透心暖啊。”
王良春走村串户，热情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当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大肆鼓吹
“知识私有”、“白专道路”，妄图破坏卫生革命时，他和赤脚医生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启发他们不当“坐堂医生”，不作走资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俘虏。在巡回医疗的过程中，王良春发现有个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忽视采制中草药。王良春就和赤脚医生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带着他们一起上山采药，使赤脚医生很快认识了本地的十几种中草药，并用中草药制成了止咳丸、七厘散等成药。
王良春年复一年，跋涉在山岭沟岔之间，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汗迹，满脚泥浆，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良春跟咱在一块，咋看也分不出等来，真是咱贫下中农的好赤脚医生啊！”但也有人看不惯，说他不象样。王良春自豪地说：“贫下中农的医生，就得和贫下中农一个样。”
王良春由赤脚医生担任公社卫生院院长，尽管职务变了，但他“赤脚”的本色不变。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邓小平胡说赤脚医生以后要“穿草鞋”、“穿布鞋”，王良春的行动，就是对邓小平这一谬论的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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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天镇县三十里铺大队赤脚医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积极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坚决回击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的反动谬论。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