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认清古今投降派的共同本质
上钢五厂工人写作组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发表以来，我厂的广大工人和干部，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密切联系现实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古代投降派宋江和邓小平加以对照、分析，使我们看到了现代投降派邓小平的丑恶嘴脸，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主席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8页）我们评论《水浒》，剖析宋江，批判投降派，依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遵循毛主席说的人类认识事物这一共同规律的。“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7页）古今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各有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的个性。对投降派的具体人物进行具体分析，掌握他们各自的个性，分析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派与投降派作斗争的不同特点，就能提高人们对投降派的共性即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使认识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学会识别各种投降派，同各种投降派作斗争。我们正是从分析宋江和邓小平的具体个性入手，努力去认识和总结古今投降派的共同本质和活动规律的。
《水浒》中的宋江和今天的邓小平，是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投降派，他们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不同，在阶级斗争中各自所占的地位不同，起的作用也不同。因而，就他们的阶级根源来说，是不相同的。宋江所处的北宋末年，封建制度已走了下坡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也已达到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程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自幼学儒，长而通吏”的宋江，作为地主阶级的一派，在统治阶级狗咬狗的斗争中被打败了，因而“权时避难”，钻上梁山。“上山预为下山谋”。宋江身在梁山而心在朝廷，他的反动思想没有变，阶级本质没有变，维护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顽固立场没有变。他的所谓“造反”，只不过是要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作为与另一派地主争权夺利的政治筹码。他钻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是为自己升官发财谋出路，为他代表的那一派地主谋出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巩固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民主革命胜利后，当了大官，掌握一部分权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不想革命了。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了他的头上，触动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便同党分道扬镳，极力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他是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今天又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根源。因而，他不同于宋江只是地主阶级一派的代表，而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挂帅人物。宋江要维护旧政权，邓小平要颠覆新政权，复辟旧制度。
虽然宋江和邓小平作为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不同，但是，他们搞投降主义都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反动阶级的利益，都要把历史拉向倒退，这又是他们的共性。工人们说：宋江上山前是农民革命的反对派，上山后是出卖农民革命的招安派，投降后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派；邓小平这个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全国解放后，一直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世界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致发展成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个投降派所提出的纲领和旗号，就其具体内容来说是不相同的。《水浒》中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榜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宋江认为，皇帝是“至圣至明”的，事情都坏在几个“贪官”、“贼臣”身上，因此，他要把农民起义军变成为皇帝“整顿朝纲”，替天子行“孔孟之道”的力量。这样一来，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被抹杀了，代之以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现代的投降派邓小平呢，他打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旗号，故意把“目”说成是“纲”，这样一来，什么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什么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都成了主要矛盾。这就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笔勾销了，把阶级斗争为纲完全抹杀了。可见，不管是“替天行道”，还是“三项指示为纲”，不管是“顺天护国”，还是“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虽然形式和内容都不同，但其本质却是相同的：都是要把革命斗争限制在剥削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内，都是要改变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是要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调和论，熄灭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的斗争。他们自己却代表着反动阶级向革命阶级疯狂进攻。
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是有其不同的形式和特点的。在《水浒》中，梁山只是处于封建势力包围之中的一片农民起义根据地。因此，宋江这个投降派走的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条路。他搞投降是把梁山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出卖了，葬送了。邓小平就不同，他是处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处在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是共产党内的当权人物，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挂帅人物。他搞投降就是要使整个国家都改变颜色，整个儿复辟资本主义。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虽然宋江和邓小平，他们一个是封建皇帝的“卒”，一个是新老资产阶级的“帅”，但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都向反动阶级投降，搞修正主义。
通过这样对古今投降派的分析研究，我们体会到，正如毛主席说的，共性、个性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8页）我们从分析、研究古今投降派的个性中，概括出他们的共性，就能加深对投降派的认识，反过来以这些共同本质的认识为指导，又能进一步分析、研究现代的投降派，研究出战胜他们的方法。从对宋江和邓小平不同个性的分析上，我们认识到，现代的修正主义者即现代投降派，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他们代表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其挂帅人物手中有很大的权力，比起古代投降派来搞修正主义更凶，更快，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与邓小平这类现代投降派的斗争，也就更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现代的投降派，又具有古代投降派所没有的国际基础和国际根源。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立即得到了极端敌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竭力喝采，就是一个明证。但比起古代的梁山农民起义军来，今天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战胜投降派却具有更有利的条件。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我们有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思想武器，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有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革命人民群众，有日益壮大的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力量的支持，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当投降派，终究要成为历史的垃圾。
第3版()
专栏：
为什么要掩盖社会主要矛盾？
广州部队某部八连理论小组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可是《水浒》中的宋江却把这个主要矛盾偷换成“忠良”与“奸邪”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把这个主要矛盾说成是什么现代化“要搞上去”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拖后腿”的矛盾。古代投降派宋江和现代投降派邓小平为什么都要极力掩盖和抹煞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阶级根源、反动目的和阴谋手段，就可以看到，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宋江和邓小平抹煞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各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宋江是个混进农民起义军的地主阶级分子。他始终把维护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封建制度作为他一生的“凌云志”，把忠于整个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大宋皇帝作为自己处事的最高准则。这种反动的立场，决定了宋江必然不肯也不敢承认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肯也不敢承认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他极力把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美化成“至圣至明”的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宋王朝美化成保护全民的国家，宣扬“坏国、坏家、坏民”的只是几个“奸邪”而已，妄图要人们相信，农民阶级同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利害冲突。
邓小平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看不清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本身就代表资产阶级，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因而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同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邓小平承认了这个矛盾，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所以，邓小平为了保护自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要极力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特别是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社会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因此，一条正确路线的制定，都离不开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研究和分析。宋江和邓小平要改变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篡改革命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从掩盖和抹煞社会的主要矛盾入手。
宋江篡改晁盖农民起义路线就是这样做的。晁盖领导下的梁山起义斗争，是一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而宋江标榜的“忠良”与“奸邪”的斗争，则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用这个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来偷换阶级矛盾，也就篡改了农民起义的性质。晁盖领导下的梁山起义军，“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是把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的，而宋江却虚伪地把皇帝和农民作为矛盾的一方，把所谓“贪官”“奸臣”作为矛盾的另一方，鼓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转移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晁盖领导的起义军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推翻整个宋王朝，夺取地主阶级政权，而宋江却是要为封建朝廷“肃清吏治”、“整顿朝纲”，修补和维护地主阶级国家机器，使封建国家能“长治久安”。这就把农民革命斗争的任务从推翻封建朝廷变成了巩固封建朝廷的统治。
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也是这样做的。他宣扬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拖后腿”的矛盾，要人们埋头生产、埋头业务，“一切围着四个现代化转”。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单纯的生产斗争；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这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下，党内走资派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被隐蔽了起来；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宏伟任务，变成了仅仅搞经济建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勾销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篡改了党的基本路线。
宋江和邓小平掩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反革命真面目的一种阴谋手段，以便欺骗革命人民，“名正言顺”地在革命队伍内搞叛卖投降活动。
宋江利用了反贪官这一点，把自己装扮成积极参加农民革命的
“义士”，掩盖了他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反动面目，使起义农民忽视了这个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的蛀虫。同时，也正是在反“奸邪”的烟雾下，宋江进行了一系列的篡夺领导权、改变路线，勾结朝廷官吏进行招安投降的阴谋活动，引导革命农民去“忠”于封建王朝，从而葬送了梁山泊的起义事业。而当他投降了朝廷，就撕下一切伪装，同代表另一派地主阶级的所谓“奸邪”勾结在一起去打方腊起义军，公开代表地主阶级去镇压农民阶级了。
邓小平也用一副“最关心生产”，最热心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假相，掩盖他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他抹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抽掉“现代化”的阶级内容，在“一切服从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大刮右倾翻案风，纠集“还乡团”，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进行反攻倒算，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的旧秩序、旧制度。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邓小平身在革命队伍内却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
通过对宋江和邓小平的比较和剖析，我们认识到，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腐朽阶级的代表，都要极力抹煞和掩盖社会的主要矛盾，篡改革命路线，掩护自己的复辟活动。正如列宁说的：“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越是要代表反动阶级向革命阶级进攻，就越要歪曲和抹煞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一个特征。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弄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第3版()
专栏：
投降派的灵魂
艾克恩
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人的“灵魂”，无非是人的阶级本质的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如此，文艺作品中的人也是如此。
鲁迅在一九二六年批判国家主义派鼓吹的超阶级的“国魂”一说时就曾指出，“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并说明所谓“官”，是以皇帝为头子的大小官僚，所谓“匪”，其实是农民革命军。
但是，阶级斗争又是十分复杂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中，有一些貌似“匪魂”，而实则“官魂”的家伙。他们身在农民起义队伍之中，干的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勾当。《水浒》里的投降派宋江就是一个典型。他打出“反贪官”的旗号，声称要扫除陷害“忠良”、闭塞贤路的“奸臣”、“滥官”；标榜什么“济困扶危”等等，似乎是很革命的样子。
事实究竟怎样呢？
纵观宋江的一生，他始终都是封建王朝的一个典型的忠实奴才。他对他的主子真是无半点异心。他提出“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纲领，公开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正是完全基于他顽固的地主阶级立场。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宋王朝“行”奴役劳动人民的孔孟之道；所谓“辅国安民”，就是“辅”宋王朝之“国”，镇压农民革命，安地主阶级之“民”。他钻进革命营垒里干“蛀空”革命事业的破坏活动，向地主阶级搞叛卖投降，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魂”的代表，起着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名为“反贪官”，实则保皇帝，维护摇摇欲坠的整个封建王朝。晁盖死后，他公然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排挤和打击革命派，网罗和重用朝廷降将、地主恶霸，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所谓的“早招安，心方足”，充分暴露了他急于叛卖农民起义早为宋王朝效劳的丑恶嘴脸。甚至对于他高喊要坚决“扫除”的另一派地主的政治代表高俅，一旦答应早来“招安”时，他也顿时喜形于色，受宠若惊，连连“拜谢”不已。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打方腊一举，使宋江这个投降派剥掉“匪魂”伪装，现出“官魂”本相。宋江这个“忠君”、“顺天”、“护国”的家伙，对不“替天行道”的方腊视为仇敌，势不两立。当一听到方腊发动“苦于剥削”的百万农民起义时，便立即请求“征剿”。一副凶煞相，两只屠夫手，猛向革命军扑来。又是“斩首示众”，又是“剖腹剜心”，残忍之状，令人发指。恰象所有恶走狗一样，咬起人来，“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剖析投降派宋江的灵魂，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灵魂。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完全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复辟愿望。为了欺世惑众，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装出一副十分关心经济建设，关心四个现代化和关心群众生活的面孔。明明是他大刮“经济台风”，大搞物质刺激，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却偏要大谈什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明是他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搞分裂活动，却口口声声不离“安定团结”。邓小平从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的反动言行充分暴露出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
鲁迅早就提醒我们，那些貌似“匪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鉴别投降派的灵魂，就要十分注意剥去他们的伪装，揭出本质，暴露其反动阶级的肮脏灵魂，“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第3版()
专栏：
宁波东海化工厂共青团支部，带领青年结合评论《水浒》，集中火力批邓。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