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人民群众是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
——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一点体会
大寨大队党支部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经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我们大寨广大社员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继续革命的劲头更足，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力增强，对修正主义路线的顶劲更大。就说去年，阶级斗争可激烈哩，我们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处处对着干。邓小平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联系实际学理论，越学越起劲。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我们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不动摇。邓小平攻击教育革命，我们决心把大寨学校进一步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邓小平否定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我们大讲大寨卫生革命的新鲜经验。邓小平咒骂电影《春苗》，我们说《春苗》好得很，好极了，看了一遍又一遍。邓小平仇视培养青年干部，我们大寨的青年干部在老一辈的热情帮助下，茁壮成长。邓小平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大寨学校高中毕业的几十名青年立志回村务农。邓小平反对依靠群众办科研，我们依靠群众大搞科学种田，越种越甜。邓小平造谣攻击评论《水浒》，我们抓紧学理论，评《水浒》，识别投降派的真面目。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我们颂扬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斗到底。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我们一边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一边回顾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斗争实践，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提高了群众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的确是这样。我们大寨的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继续革命的步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土地改革以后，毛主席号召走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刘少奇鼓吹“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经济。我们大寨十几户旧社会苦最大、仇最深的老汉、娃娃在陈永贵同志的带动下，成立了“老少互助组”，同修正主义路线唱了第一场对台戏。当时，阶级敌人说什么“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总要唱台丑戏，让人笑掉牙”。我们的回答是：唱社会主义大戏，老的有办法，小的能长大，只要听毛主席的话，金光大道走不差。结果，代表贫下中农利益的“老少组”唱的这台戏越唱越红火，唱得人心齐，唱得干劲添，唱得生产大发展，唱得阶级敌人吓破胆，唱得那个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好汉组”认了输。一九五二年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要求办社。后来又碰上邓小平伙同刘少奇刮起的反对合作化的妖风，我们同修正主义路线唱了第二场对台戏。当时，上边有人只准办三十户的小社。我们贫下中农谁也不愿意离开集体，就来了个两本帐，办起了明三十户、暗四十九户的初级社。这台社会主义大戏唱得坚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人越来越多。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对台戏唱了一台又一台，唱得无产阶级志气长，唱得资产阶级威风扫，唱得社会主义香，唱得修正主义臭，唱得贫下中农占优势，唱得地、富、反、坏抬不起头，唱得山河换新貌，唱得社员穷变富，唱得大寨红旗飘，唱得无产阶级专政牢又牢。
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把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作为斗争的重点。邓小平胡说什么“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这纯粹是无耻的捏造和恶毒的攻击。远的不说，就拿文化大革命讲，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一批叛徒、特务和走资派，这难道是“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吗？我们大寨阶级斗争的事实说明，无产阶级不伤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要伤害无产阶级，这是水火不相容的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对修正主义斗争还很不够，今后要继续斗下去。如果不同资产阶级斗，资本主义就要泛滥，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中国就有变修的危险！对此，我们贫下中农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我们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最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我们。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我们什么都不怕，反潮流这个马列主义原则，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老贫农贾承录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路线斗争觉悟高。在一九六四年“四清”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砍大寨红旗，迫害大寨干部，这位老贫农退出了工作组召开的黑会。当时，有人用“反革命”、“反党”的帽子压他，他头不低，心不慌，挺直腰杆硬顶。这样的硬骨头，这样的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在大寨的社员群众中越来越多。就说妇女吧，过去往往只顾抓针管线，现在很多人抓纲管路线。一九七二年，外边有人批极“左”，大寨女社员不听这个邪，她们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许许多多的事实说明，工农兵是反修防修的主力军。可是，叛徒刘少奇却污蔑群众是“破椅子”，卖国贼林彪攻击群众只知“油盐酱醋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喷出的毒汁比毒蛇的还毒。
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拍手叫好。我们知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为了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和等级差别，是拆除挡着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上的障碍。邓小平这个复辟狂，对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十分反感。他胡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我们大寨坚持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实践，有力地批驳了邓小平的反动谬论。拿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条来说，难道我们是有了什么物质基础以后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吗？完全不是。在大寨还很穷的时候，依靠集体力量开始改变面貌，我们大寨的干部就坚持带头劳动，多吃苦，少取报酬。每个支部委员、大队干部每年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现在。大寨的山变、地变、村变、产量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不变。老干部是这样，年轻干部也是这样。职位低的是这样，职位高的也是这样。我们的老支书陈永贵，现在回到大寨，仍然下地同社员一块劳动。他是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们的支部委员、大队干部都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吃苦在群众前头，享受在群众后头，从来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他大儿子从部队复员回村务农，二儿子高中毕业后也回村务农。他说：“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干部带头很重要，一言一行都要有利于共产主义幼芽生长，不利于资本主义的杂草复活！”
无数事实说明，人民群众是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大寨的干部、社员都把反修防修的大事放在心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依靠亿万群众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把党内的路线斗争交给广大革命群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鲜经验。我们靠这个经验，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斗倒了邓小平。今后的路线斗争还会多次出现。怎么办？有人说：“路线斗争是上边的事，咱扛锄头的人没办法。”这种说法不对。毛主席最相信群众，请想想，他老人家为什么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又为什么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又为什么教导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就是说，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修防修就有了保证。资产阶级在哪里出现，我们就靠群众在哪里战斗；资本主义在哪里抬头，我们就靠群众在哪里批判；阶级敌人在哪里捣乱，我们就靠群众在哪里打击；修正主义在哪里得逞，我们就靠群众在哪里造反；走资派在哪里走，我们就靠群众在哪里斗。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人民群众是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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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同走资派斗争中前进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 黄广廷 郭伟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今年年初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国亿万人民在同党内走资派反复斗争中阔步前进的十年。我们斗垮了刘少奇，斗垮了林彪，斗垮了邓小平。斗争锻炼了人民，教育了人民，斗争带来了胜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这一切都说明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都要受到代表旧制度的反动势力的拚命反抗，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多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夺回了被他们窃踞的那一部分权力，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有阶级斗争，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极力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果真要“熄灭”，不要“斗”了吗？完全不是！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刮右倾翻案风，丧心病狂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造成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参加了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斗争，亲眼看到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又打又烧的罪行，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我们配合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件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战胜资产阶级，特别是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反抗，我们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我们连队是在同走资派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胜利地完成了警卫值勤、战备训练等任务，使连队跃入先进的行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建立了理论队伍，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年，当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顶妖风，战恶浪，评法批儒没停步，批资批修不休战。在上级和出版机关的帮助下，我们连的几位理论骨干，在半年的时间里，编写了四十万字的《史记选译》。我们还开批判会，写文章，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们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走资派还在走”。党内走资派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还会不断地变换手法，同无产阶级作反复较量。但是，新生必然战胜腐朽，革命必定战胜反动。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准备同走资派作长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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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机修厂党委，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组织理论骨干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大批判的水平。图为加工车间车工三班的理论骨干在研究批判稿。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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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公社向阳一队的一次理论讨论会
湖南省汨罗县汨罗公社向阳一队的政治夜校里灯光雪亮，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理论辅导员李萼情领着大家朗读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一个短发的姑娘站起来问：“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接着有人说：“这个问题可提到点子上啦，我也没有弄清楚。”还有人说：“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好久，还没搞清楚呢！”老贫农曹哲文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就拿我们队来说，五十多户人家，多数是贫下中农，可也有地主、富农。贫下中农里，大多数热爱集体，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极少数‘只管荷包胀，不管路线和方向’搞资本主义活动的。我们的党员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有极少数是混进来的坏人或者是后来变成走资派的。”
女社员张月英说：“现在，社会上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会对党内发生影响。党内除了有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外，还有一些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有一些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肯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靠背山’，找谁呢？就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公然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指示是千真万确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大搏斗。”
道理越讲越明，社员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并不奇怪。
讨论会继续进行。贫农曹大娘又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党内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样的呢？”
这个说：“他们是一伙子。”那个说：“他们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不一样。”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这时，一直在聚精会神听大伙讨论的李萼情站起来说：“我看他们既是一样的，又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关系，就一清二楚了。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狂热劲头，打着‘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大搞翻案复辟活动。邓小平吹什么号，阶级敌人就唱什么调。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以‘不怕抛头洒血’的反革命劲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
‘秦皇的封建社会’，诬蔑马克思主义者
‘阉割马列主义’，把复辟资本主义之时说成什么‘四个现代化日’，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可见，邓小平为他们‘请命’，他们为邓小平卖命，合伙疯狂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虽然所处的地位不同，但都代表着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的利益和愿望，都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指向无产阶级专政，都想翻无产阶级的天，复辟资本主义。这就表明党内的资产阶级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又不一样。邓小平挂着
‘共产党员’的牌子，打着全面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幌子，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子，不容易被人识破。他野心勃勃，叫嚣这也要‘扭’，那也要‘整顿’，恨不得一下子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关键是他手中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能够说党外资产阶级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能够办党外资产阶级想办而又办不到的事，他可以不换党和国家的名称，通过改变党的路线搞复辟。”
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比资本家还厉害，更危险。我们要深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把各项工作干得更好。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