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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彻底革命精神 深入批判邓小平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五厂工人理论组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深入剖析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更加看清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九十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抓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三个编辑委员伯恩施坦、赫希柏格和施拉姆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三个人在德国工人运动遭到俾斯麦反动政权镇压的时候发表文章，主张德国工人运动不应反对资产阶级，而应服从资产阶级的需要。为了彻底揭露和批判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他们在通告信中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这不仅是对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等人取消阶级斗争的严厉批判，也是我们今天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锐利武器。当年，伯恩施坦等人恶毒地咒骂德国社会民主党搞阶级斗争是什么“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引起“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说什么俾斯麦反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搞了阶级斗争而招致的。今天，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就是操着当年伯恩施坦等人的同样腔调。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在社会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之后，由于各阶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互相对立，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无产阶级必然要起来进行反抗，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坚决地反对，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的镇压。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被镇压的原因是这样，德国工人运动被俾斯麦反动政府镇压的原因也是这样。这怎么能说德国工人运动被镇压，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搞了阶级斗争而造成的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但是，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从来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相反，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扑。同时，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的习惯势力，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会自发地、大量地产生出来，“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运用自己掌握的政权，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坚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坚持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岂不是放任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容忍资本主义复辟吗？这就不难看出，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其目的正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通告信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透辟地揭露了伯恩施坦等人炮制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但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大刮右倾翻案风，也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此人从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带着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跑到革命队伍中来，顽固地坚持其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就决定了他要出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堕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对派。一九五七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公然声称：“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一九五八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他又极力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什么现阶段“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现在他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我们党二十多年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顽固地同广大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相对抗。他带头大刮右倾翻案风，造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暴露了他代表资产阶级搞复辟的反动面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还深刻地揭露了伯恩施坦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欺骗性。他们严肃地指出：“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邓小平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歪曲和捏造的手法，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正是和当年伯恩施坦等人一样，妄图使无产者“上当”，放弃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当年，由于伯恩施坦等人搞右倾机会主义，德国工人运动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今天，如果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去。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彻底革命精神，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肃清其影响和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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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邓小平反动的唯心历史观
中共广西南宁罐头食品厂委员会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对于我们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巨大的激励和鼓舞。我们全厂职工正在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斗争哲学，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进一步批判他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肃清其影响和流毒。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他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说明他根本不懂马列，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在自然界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斗争，加速了腐朽的、反动的东西的灭亡。斗争，促进了新生的、革命的事物的成长壮大。社会自有阶级区分以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抓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邓小平一贯掩盖阶级矛盾，否定阶级斗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就公开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过去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现在，他又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并把发展经济、搞四个现代化提到“纲”的位置。这只能说明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因此，他必然要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八亿中国人民。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就要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面对这种复辟的危险，我们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邓小平坚持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必然奉英雄创造历史为信条。他早在一九六一年就鼓吹“天才论”，说什么“天才这个东西一定要承认。把这个东西搞掉了实在可惜。”他甚至宣称：“有文化的劳动者不同于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贩卖孔老二那一套“上智下愚”的货色。他重新工作后，又公然和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相对抗，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要对工人重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他把干部和工人的同志关系，看成管与被管的关系，这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念的翻版。这也说明他极力要扩大和强化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等级制度，以便推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他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就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的。在他眼里，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革是第一位的东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工人阶级本身，不过是工具和机器的附属物。所以，他搞唯生产力论，就是推销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妄图取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我们工人阶级对邓小平的险恶用心和复辟阴谋，一定要彻底揭露和批判。
坚持阶级斗争，才能不断进步；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经过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了。一九六九年，我厂提出罐头生产突破万吨的目标，一些同志感到生产任务重，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抓原料、抓技术、抓生产进度中去，既放松了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又没有充分发挥工人当家作主的作用。结果，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物质刺激等货色又抬了头，当年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罐头产量只达到七千多吨。后来，党委总结了经验教训，发动广大干部和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大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同时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干部和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革命和生产搞得热气腾腾。一九七○年以来，连续六年提前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现在的一个罐头厂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罐头厂。今年又提前四十二天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我们决心进一步学好革命理论，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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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部队炮兵某部医疗队的同志和赤脚医生一起批判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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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
江苏省无锡县农具五金厂工人理论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打着“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大放厥词，胡说什么“不是说利润挂帅嘛，在这个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要不国家靠什么？”这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社会主义企业拉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利润挂帅并不新鲜，这是邓小平从资产阶级那里搬过来的。资本家开工厂，办企业，完全是为了赚钱，为了榨取高额利润，怎么有利，就怎么干。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工厂，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供应，这都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此，我们办企业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把企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就我们厂来说，生产铁耙等小农具，利润不大，但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需要，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我们就按照国家计划，积极生产。如果象邓小平鼓吹的那样，一切围绕利润转，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那势必挤掉铁耙等小农具的生产，使企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这样下去，就会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雇佣关系，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利润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利润挂帅根本不是象邓小平说的“没关系”，而是大有关系。
我们批判利润挂帅，是批判邓小平用利润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妄图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企业的盈利，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一向重视经济核算，重视积累。我们厂原来基金不多。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批判了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广大职工意气风发，大搞技术革新，自力更生搞成了许多农具生产专机，形成了铁耙生产流水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铁耙生产满足了全县的需要。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企业管理，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变原来的亏损为盈利。现在全厂的利润总额，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多倍。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批判利润挂帅，说成是“片面反对抓利润”，完全是制造混乱。我们切不可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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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惯伎
公冶平
凡是机会主义者，都会见机行事。邓小平就有这点本事。暂且不说他的过去，单看他重新工作以后的表演，就可以明白。他一旦大权在握，见有机可乘，便大搞翻案复辟活动。当时，洋洋得意，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但是，翻案不得人心，复辟得罪大多数，顿时茕茕孑立，四面楚歌。于是，他吞吞吐吐地自认“好心办了坏事”。坏事是明摆着的，“好心”却包藏着，必须认真加以剖析。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邓小平的“好心”出了什么效果呢？这就是右倾翻案风四起，“三项指示为纲”流毒全国，反革命政治谣言四起，直到造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句话，他和党内外资产阶级一起，干了一件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坏事。明明是搞翻案复辟，却自称为“好心”，这又是为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7页）邓小平就是想把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要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必然冲突，解释为“误会”；把自己充当资产阶级挂帅人物，煽起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解释为“好心”。
这不禁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的那句“名言”：“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他们分明是走资派，却要自称“老革命”；分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坏事，激起革命群众的反抗，却要说成“碰上了新问题”。可见，把必然的冲突解释为误会，是一切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玩弄的惯伎。邓小平的“好心办了坏事”，不过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的翻版，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韬晦之计。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对于资产阶级的爱，必然是对无产阶级的恨。好心和坏意的阶级烙印，同样泾渭分明。请看，邓小平的“好心”，博得资产阶级的连声喝采，遭到无产阶级的愤怒谴责，就是极好的证明。但是，自认为“办了坏事”，硬要说是“好心”，就值得革命人民高度警惕。这只能说明，“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不肯改悔，不肯放弃对资产阶级的好心和对无产阶级的坏意。恩格斯说：“‘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邓小平就是这样“真诚的”机会主义者，是改也难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他真诚地为少数剥削阶级谋利益，真诚地反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人民，总是顽固地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但是，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必然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