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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难忘的经历
兰州部队某医院门诊部主任 赵烨华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经历。我最难忘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和改造。
我是一九四五年从旧医大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前，在一个医院当外科主任，先后在手术台旁度过了三十一年。过去，我总觉得自己在医学上有点“名气”，又在大医院工作，应该专门给一些领导同志看病，或是处理一些疑难病症，很少想到为工人、贫下中农看病。有时，工人或贫下中农找上门来，我总是以各种借口把他们推出去。一九六○年一天上午，几个小伙子扶着一个人来住院，病人腰疼得弯成了九十度，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滴。我看了住院介绍信，患者名叫张绪，是汽车修理厂工人。我想：有的领导干部来，床位还紧张，怎能收留一个普通工人呢？因此，我以床位紧张为借口，让他回去另想办法。送他来的人一再要求我，可这位张师傅非常气愤地说：“走！我早就知道，这样的大医院不是给咱治病的地方，这个阔大夫也不是给咱治病的人。”这话使我心头一震，但立即又平静下来。当时这样的事情哪天没有？我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了“城市老爷卫生部”。革命群众愤怒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抱着改造自己的心情，积极参加了院里组织的首批巡回医疗队，来到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
在一次巡诊途中，我碰见一个病人，是公社放牧员郑三忠。他双肩向前凸出。外面的衣服都湿透了。我解开他的衣服一看，双肩肱骨外露二寸多，露出部分早已坏死，伤口流着脓血，腥臭难闻。郑三忠告诉我，他这病是一九六五年得的。当时，他曾跋山涉水到城里求医，城里的“老爷医院”不是说床位紧张，就是说农村不属他们的治疗范围，把他推出大门。郑三忠的控诉，使我脸上一阵阵发烧。我联想起那个被我推出大门的张绪，心里象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起来。我扪心自问，自己吃着劳动人民的饭，穿着劳动人民的衣，为什么对他们的疾病置之不理？整天讲为人民服务，为什么劳动人民来看病，我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联系这些问题，我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对解放后十几年来自己的经历一段段地做了分析，深切感到，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而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是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的，我把张绪这样的工人推出门，正是受这条反动路线毒害的结果。我决心在斗争中肃清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对自己的影响。
一天，我的高血压病复发了，并患了重感冒，同志们硬把我按到床上休息。恰巧这时有人来请我去抢救一个难产的妇女。我走了十二小时赶到那里，病人已处在休克状态。我立即动手抢救，做了胎盘剥离手术。病人转危为安了，可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炕上，病人一家都守在我身旁。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含着热泪说：“好大夫，你可真是咱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哪！”
我从事医务工作时间不短了，第一次听到一位普通的贫下中农把自己当成贴心人，不知怎的，心里一热，两行眼泪夺眶而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受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不肯给工人、贫下中农治病，工人批评我“不是给咱治病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刚刚做了这么一点事情，贫下中农就称赞我是“贴心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了我新的生命，使我拆除了同工人、贫下中农之间的“隔心墙”。我一定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从医疗队回到医院，我就想请被我推出医院大门的老工人张绪回来治疗。碰巧，他到医院来了。我热情接待他，详细询问他的发病历史。看着老工人日渐加重的病情，我心疼极了，决心尽一切力量给他解除病痛。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办法使尽了，他的腰疼仍未减轻。这真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为什么我这个一向被人们认为颇有点“名气”的人，却在一种普通腰病面前束手无策了呢？张绪没有责怪我，还主动找我谈心，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使你们对工人、贫下中农的态度完全变了样；可你开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个旧药方，配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药。这个路子能不能也改一改？”老工人的话，象重锤一样敲在我心上。我细细琢磨着老工人这几句话，越想越有道理。我下决心通过实践，闯出一条治疗腰腿疼的新路子。
从此，我认真学习中医，一边实践，一边翻阅了三百多万字的资料，并从解剖学、组织学、人体力学和病理生理学等方面进行研究。丢了十几年的银针重新拿起来，开始用针刺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症的尝试。
为了探索针感，我坚持在自己身上试扎。在银针的强烈刺激下，我常常头昏眼花，两腿发软。爱人知道了，多次劝阻。但是我想：我虽然活了多半辈子，但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时间并不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引上了金光大道。在新的征途上，我刚刚迈步，怎么能就停下来呢？只要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我就是担些风险也应该。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在自己身上试扎，终于摸出了一种较好的治疗办法，用于医疗实践，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四。我再次找到张绪，给他治疗，使他基本痊愈，高兴地回到生产第一线。老工人热泪盈眶，连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俺们的生命线。”我也象久病初愈的人，进一步体验到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是我们医务人员的生命线。
去年夏季前后，正当我们学习革命理论阔步前进的时候，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那些东西又香起来了。面对这股风，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和改造，越想越觉得这股风是要我们走回头路。我一再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经验教训，风越大越要看准方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后，我才弄清楚去年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邓小平那里。我万分气愤。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就伙同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害得农村缺医少药，也害得我不管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死活。文化大革命使我刚刚走上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邓小平又跳出来，要把工人、贫下中农往火坑里推，要把我往修正主义路上拉，我坚决不答应。
活生生的事实从正反两面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使我进一步看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我进一步懂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重要性。我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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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农兵评报好！
北京十里堡副食商店评报组 王继明
党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了评报组，请我们工农兵参加评报。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工农兵拍手叫好！
我今年七十多岁。我们商店党支部推选我当评报员。好几个夜里，我激动得睡不好觉，在旧社会当报童的苦日子重现眼前：那时光，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每天起早搭黑，沿街叫卖，累得腰酸腿痛，连个糊口的钱都挣不来。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手里的报纸，是为官僚、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是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那时候，广大劳动人民那有办报、评报的权利！
春雷一声震天响，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报童，也成了国家的主人。现在，党组织又让我参加评报工作，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我无限感激共产党，无限热爱毛主席。我要全心全意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使出最大的劲儿。
党报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好形势、激励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武器。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只靠少数人关门办报，工农兵根本无法参加评报；报纸办得死气沉沉，还经常登一些封、资、修的东西，我们工农兵早就有意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打破了少数人冷冷清清办报的局面。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报社编辑部在我们工农兵中建立了评报组，让我们工农兵读报、用报、评报，这是新闻战线上的新生事物，真可我们的心，合我们的意。
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参加评报的。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为党报做一名把好方向、路线关的哨兵，在占领宣传舆论阵地的斗争中，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我虽说年纪大了，可革命使我越活越年轻。我除了参加评报组、青年理论组的学习，还挤时间参加民兵的评报和评论《水浒》的活动。这样，知道的国家大事就多了，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得也深了。我们经常为党报的宣传提出建议、意见和希望。报社同志说工农兵的意见向报纸编辑部吹进了新鲜空气，是办好报纸的重要力量，这使我们评报的劲头更足了。
经常读报、用报和评报，促进了我的学习。只有学习好革命理论，才能评好报。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可我一想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斗的武器，克服困难的劲头就大了。不懂，就向别人请教，没有时间，就想法挤。现在，我已经读完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还学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平时看到报纸上重要文章的一些段落，我就抄写在小黑板上，让大家学习。这样，虽然休息时间少了，可我觉得心更明、眼更亮了，干起革命工作来有使不完的劲儿。
大家看我劲头这么大，也都积极参加读报、用报、评报活动。现在，我们商店的共青团、民兵和各门市部、后勤等单位的同志，都开展了读报、用报、评报活动。学习革命理论的风气越来越浓，职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进一步推动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推动了商店的各项工作。群众评报也促进了报纸的宣传工作，报纸越办越生动活泼，我们工农兵越爱看。事实有力地证明：工农兵群众评报好得很。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反对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也反对开门办报。国家的主人是工农兵，报纸的主人我们也当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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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锅底”气象新
提起文化大革命的好处，河北省文安县马武营大队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们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使俺庄大变样了。”
马武营大队在文安洼的洼底上，海拔只有三点六米，人们都管它叫“锅底”，现在有八十多户人家。旧社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再加上洪涝灾害，村里贫下中农背井离乡，竟有六年断了人烟。解放后，人们才从几十里、几百里外赶回来，从地主、富农手里夺回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可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个叛徒篡夺了党支部的领导权，地主分子当了会计，资本主义泛滥，洪水成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这个大队只收了两个囫囵秋，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仍然是一个落后偏僻的小村。在上层建筑的一些领域里，资产阶级专了贫下中农的政。孩子们想上学，没有老师教。人病了，也难找到医生、买到药。那些浸透孔孟之道的故事、谚语、书籍、戏曲，长期在这里毒害贫下中农。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里的贫下中农真和当年家乡解放时一样高兴，奋起造刘少奇的反，夺了那个叛徒的权，撤了地主分子的会计职务。从此，红太阳的光辉普照马武营，大家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越来越红火，粮食年年丰收。公共积累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千元，增加到三十多万元，集体储备粮二十二万斤，购买了拖拉机、收割机、柴油机等八十多台农业机械。社员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锅底”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在县和公社的帮助下，大队不但有了小学，还办了中学，都由贫下中农自己管理。放映队也经常到这里放映革命样板戏影片。队里还买了电视机，大家坐在洼底上，就能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看到天安门，看到全世界。队里办了图书室，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还办起了合作医疗，培养了赤脚医生，老人、小孩有点不舒服，医生就在眼前。毛主席号召学理论，贫下中农就办起了政治夜校。过去一字不识的大老粗，现在成了理论学习的骨干。他们登上讲台，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批判孔孟之道，宣讲儒法斗争史。去年，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时，大家就没听他那一套，坚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巩固了集体经济，推动了学大寨运动的开展。
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以后，自觉地破旧俗，立新风。现在，村上的人死了开追悼会，结婚不摆宴席，生儿育女不讲排场，计划生育也搞得不错。妇女再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积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来，去年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干部、社员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是非观，遇事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干社会主义劲头越来越大。真是新村、新人、新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光辉照得“锅底”气象一新。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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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百岁老人话今昔编辑同志：
我今年一百零五岁了。托毛主席的福，身体还很好，白天能做点轻微劳动，有时晚上还跟儿孙们一起学习。我日子过得很幸福。
我在旧社会，整整度过了七十八年的苦难生活，改朝换代好几回。哪个时代好，哪个时代坏，我是很清楚的。我看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文化大革命最好。且不说我们队里的面貌，贫下中农吃的穿的，都比从前不知好了多少倍，单拿当“官”的同群众之间的关系来说，就跟过去大不同了。
现在的干部，脚上有牛粪，手上有老茧，当“官”不象官。他们常常下乡来，同我们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批判资本主义。记得有一次，有个光着脚板、穿着粗布褂子的中年汉子来到我家。他一进门，就替我喂猪，还问寒问暖谈家常。当时我认不出他是哪路来的人。后来，我的曾孙收工回来了，说那汉子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哩！这一桩事引得我想起了很多事：几十年前，县太爷欺压百姓的情况是不消说了。就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吧，有些干部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乡不多，下到乡里也是屁股没坐暖就回机关了，很少跟我们群众谈到一起，做到一起，想到一起。我逢人常说：水流千里有源，树高万丈有根，今天能看到这么大的变化，都搭帮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贫下中农永远也忘不了他老人家的恩情。
广西大新县六枋大队贫下中农女社员 赵氏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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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歌二首
沈阳电缆厂子弟小学
向着太阳唱颂词
手拿秧苗当彩笔，
梯田层层铺彩纸，
白云山腰设课堂，
贫农伯伯是老师。
一排苗儿一行字，
一层梯田一篇诗，
开门办学育新人，
群山欢笑要起舞。
捧口山泉润歌喉，
向着太阳唱颂词。
祖国又添一大河
翻开祖国大地图，
弟弟出题考哥哥，
问他大河有几条？
哥说四条弟说错！
手指大庆高声讲：
“这里有条石油河，
石油滚滚流不尽，
千里油波唱赞歌，
输油管道通北京，
祖国又添一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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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地新姐妹（套色水印木刻） 李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