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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
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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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要向群众学习
米脂县委领导成员在批邓斗争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推动全县批邓斗争不断向前发展
新华社西安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电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中共陕西省米脂县委员会领导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认真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站在运动的前列，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去年夏秋之际，正当邓小平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胡说什么要扭转办学方向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传到了米脂县刚刚成立起来的五·七大学，学校党委和驻校贫宣队用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剖析，看出这些奇谈怪论的鼓吹者是要让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重新统治学校，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说，这些奇谈怪论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坚决顶住，和它对着干。米脂县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马上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向全县发出了关于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努力办好五·七大学的通知，指出如何看待包括教育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大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争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以后，米脂县委总结了五·七大学的斗争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充分发动群众，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引导群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今年以来，县委除留二名常委在机关值班外，其余都深入到农村基层蹲点，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和贫下中农同学习、同批判，不断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干部对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郭家砭公社党委为此举办了农村干部学习班，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使革命大批判在全公社蓬勃展开。在这里蹲点的县委领导成员及时总结和推广了他们的经验，迅速地发动了群众。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发展，县委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全县推广了杨家沟公社在斗争中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充分利用农村政治夜校，发挥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骨干作用；桃镇公社崖上大队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姬岔公社小寺则大队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唯生产力论等经验，引导全县人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促进革命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
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发表以后，米脂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县委书记苗秀山和县委常委王国文深入到高渠公社冯渠大队调查研究。他们看到，这个大队党支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带领群众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人人上阵，口诛笔伐。他们的彻底革命精神和斗争实践，使苗秀山、王国文深受启发和教育。于是，县委又大张旗鼓地推广了冯渠大队深入学习、深入批邓的经验，推动全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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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茶陵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蹲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形成制度。这是县委常委肖国坚（右一）在修建水电站的工地上，和社员一起劳动。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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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人民勤务员 不做资产阶级官老爷
天津第一面粉厂领导干部坚持和工人实行“三同”，不断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据新华社天津电 天津市第一面粉厂党总支和革委会领导成员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工人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全厂干部和工人团结战斗，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这个厂的党总支和革委会领导成员，不论是从工人中提拔上来的，还是长期做领导工作的，都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近几年来，全厂科长以上的干部，每人每年平均劳动都在一百天以上。今年，他们又实行了主要领导成员每人每年轮流下车间当工人两个月的制度，一至五月份，厂里的五名主要领导成员中，已经有两人轮流当了两个月工人。他们在劳动中，拜群众为师，一般都学会了四、五门手艺，到车间能看机器，搞基建能当工匠；在班组的学习会上，和工人一起谈学习体会，讨论理论问题；在批判会上，带头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通过“三同”，干部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经常互相谈心、交心，遇到困难一起商量解决，工人群众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
这个厂的领导成员在和工人实行“三同”中，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继续革命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理解。原来，有的领导成员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干部受到了教育，新干部是刚从工人中选拔上来的，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解决了。但工人群众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很激烈，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如果不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坚持继续革命，还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一九七三年，社会上刮起一阵鼓吹“物质刺激”的歪风，这个厂的一部分领导成员辨不清是非，思想上受到影响，也搞了变相的“物质刺激”。工人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党总支和革委会领导成员在劳动中了解到工人的意见，就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识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是一两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的，必须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大家还谈到，工人群众总是要革命的，要前进的，而我们领导干部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后，他们联系本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和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这个厂的领导成员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中，老老实实拜工人为师，不断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洗刷头脑中的唯心精神，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推动了全厂的学习和批邓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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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论战线上的新兵
——记《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作者冯天瑜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人们传阅着一本批孔的新书——《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广大工农兵读者认为，这本书对当前深入批邓、继续批孔很有帮助。
作者冯天瑜是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三十四岁。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名理论战线上的新兵。
冯天瑜是怎样走上理论战线的呢？
“春雷激荡，催我走上战场”
每当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冯天瑜总是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引上批修批孔的道路。阵阵春雷激荡，催我走上战场！”
十年前，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革命大批判。“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二十四岁的冯天瑜也奋起参加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投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
气势磅礴的革命大批判怒涛，冲垮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又一次把孔丘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猛烈地冲刷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从这样的“天地翻覆”中，冯天瑜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旧世界的威力，懂得了“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的深刻含意。他决心做一名批判旧世界的战士。
一九七○年，党组织分配他到武汉市教育局革命大批判组工作。冯天瑜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一九六五年。那时，他被派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了一年，受到毛主席教育思想光辉的照耀，开始感到旧教育制度很成问题。为了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冯天瑜和教育局大批判组的同志一道，深入到全市许多中学进行调查研究。他广泛地接触了进驻各中学的工宣队、贫宣队，并且和许多学生家长座谈。广大工农兵群众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实际上是用孔孟之道、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专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今天，我们工农兵在党的领导下，掌握教育大权，就要彻底砸碎这些精神枷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好学校这块阵地。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中，冯天瑜触目惊心地看到了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刘少奇一伙为封、资、修反动文化大吹大擂，叫嚷“要放手让人家读书”，“读孔夫子的书”，“化腐朽为神奇”等等，在文科教材里塞满了孔孟之道和黑《修养》之类的大毒草。正是孔丘教育思想，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精神支柱。一九七一年八月，冯天瑜写出《摧毁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重要精神支柱》一文，开始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批林整风运动中，冯天瑜和同志们一起剖析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和一系列修正主义谬论，发现林彪鼓吹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是孔孟的那一套“内省”、“自讼”的闭门修养经；林彪贩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鸦片，也是从孔丘那个“杀身成仁”的破烂堆里拣来的破烂；林彪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和孔丘咒骂要求“学稼”、“学圃”的学生是“小人”，完全同出一辙。冯天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尽管反革命表演有所不同，他们都是搞复辟、搞倒退的孔孟之徒。革命人民要反复辟，反倒退，就必须“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书简》第787页）。
此时此刻，冯天瑜的胸中燃起了一团火。他想，清算孔丘教育思想，不仅是批孔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一项战略任务。他下定决心写《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不批倒“大圣人”，誓不罢休！
“深入虎穴，是为了打老虎”
一九七三年春，正当冯天瑜拿起笔来向孔丘教育思想宣战的时候，他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毛主席的教导激励着他排除万难，投入战斗。
冯天瑜原先是学生物学的，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不多，不太清楚孔丘的具体情况；又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只是业余研究孔丘其人，可想而知，困难是不小的。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党委和周围的同志们，及时给予了热情支持和鼓励。这样，在每天挤出的有限时间里，他坚持不懈地主攻了记载孔丘大量言行的《论语》，钻研了《论语》的主要注释，查看了历代主要的尊孔言论和反孔、批孔言论，还读了有关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以及哲学史的著作，重点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先后翻阅了数百万字的资料。
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深入虎穴，还要警惕被‘老虎’吃掉。”在批孔的征途上，要警惕上尊孔观点的当。最初，他自己就曾经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所谓孔丘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具有“唯物”、“辩证”、“合理”的因素等谬论分辨不清，也觉得孔丘的教育思想固然反动，孔丘的教育方法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后来，他运用毛主席教导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孔丘的反动思想体系，才逐渐弄清楚一定的教育方法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方针，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孔丘的政治观点是反动的，哲学体系是唯心的；从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出发派生出来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也必然是唯心的、反动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理因素。
冯天瑜吸取了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的批判格外下力。他研究了孔丘教育方法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揭露在这些方法后面所掩盖着的阶级实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的“举一反三”，是注入奴隶主阶级政治观念的类推教学法；孔丘的“因材施教”，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选“优”拔“尖”的措施；孔丘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法；孔丘的“不耻下问”，是企图到流落在民间的“逸民”那里寻找“先王之道”。
由于他怀着恨“老虎”的心情深入虎穴，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所以打起“老虎”来，才能置其于死地，不仅深入地批判了孔丘，驳斥了资产阶级尊孔观点，而且戳穿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党内走资派的画皮，深挖了他们反动思想的“祖坟”，看清了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极右实质。
“武器要精，才能击中要害”
冯天瑜批判孔丘教育思想的过程，也是他“从战争学习战争”，不断攀登理论高峰的过程。
在写《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的前前后后，他读了许多马列的书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努力掌握精锐锋利的理论武器。他说：“武器要精，才能所向披靡，击中敌人要害。”
批“学而优则仕”这个反动观点时，冯天瑜曾经认为孔丘鼓吹“学而优则仕”，是为了让门徒升官发财。后来，他分析了刘少奇、林彪为什么鼓吹“读书做官”，觉得这种批判还不够有力，便深入研究孔丘的言行。这一深入，许多矛盾现象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孔丘对学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孔丘并非要弟子们见官就做。孔丘还说，当官要按“周道”行事，如果统治者不采纳，宁可弃官不做。可是有时候，他又要学生到那些他认为“无道”的新兴封建主那里去当官。这些矛盾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冯天瑜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他从已暴露出的矛盾各方面，去研究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本质。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周密思考，才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孔丘要学生或出来做官、或隐居潜伏、或弃官不做、或充当内奸，不仅仅是为了学生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从整个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要培养一批精通周礼、坚守反动立场、决心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官僚，去窥测方向，以求恢复奴隶主阶级正在失去的“天堂”。
冯天瑜就是这样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讨问题，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在已有的批孔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戳穿了“孔子首创私学”的谎言，论证了“私学”并非孔丘首创，而且尖锐地指出孔丘办私学是为了“举逸民”，以便挽救“先王之教”的衰亡，是倒退复古的罪行；进一步驳斥了所谓“有教无类”是“不分贵贱”和“打破阶级界限”的资产阶级观点，揭露了孔丘是为了“治民”而“教民”，和用教育对人民进行思想奴役，根本不是“造福人民”，而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这就深刻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孔丘办教育的反动政治目的，把所谓“至圣先师”、“人民教育家”等桂冠砸得粉碎，使孔丘现出了“克己复礼”祖师爷的原形。
冯天瑜不仅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而且积极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从火热的群众斗争中不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一九七三年八月，写完《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初稿。这个初稿，坚持了批修批孔的大方向，但是还没有写儒法斗争。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全国城乡掀起了研究、宣讲儒法斗争史的热潮，冯天瑜也积极地到工厂参加评法批儒活动。“千秋功罪谁人评说？我们，我们工人阶级！”工人理论队伍说到做到，不仅重新恢复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把被历代反动派颠倒了的儒法斗争史也颠倒了过来。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革命精神，以及许多文章和发言，使冯天瑜深受教育和启发。他更加坚定了拜工农为师的决心和信心，也感到初稿没有写儒法斗争是个很大的不足。于是，他集中群众的智慧，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重新改写了《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深有体会地说：“若是没有亿万工农兵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伟大实践，就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不断革命，坚持长期作战”
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冯天瑜又奋起揭露、批判袭用孔丘老谱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深入批修，继续批孔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去年九月，冯天瑜和武汉市第六中学的师生一起，到大别山区麻城县开门办学。这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也吹到了这里。他一听到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就感到风向不对。在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鼓舞下，他和师生们一起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到贫下中农之中，开展评《水浒》、批宋江、反对投降派的活动，用实际行动顶住了右倾翻案风。紧接着，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冯天瑜又连续奋战半个月，写出了《孔丘的亡灵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三期上。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使冯天瑜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学习，认真领会，加深理解。他想，党内走资派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那么，走资派鼓吹的孔孟之道与资产阶级法权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冯天瑜给自己提出了这个新的研究课题。他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虽然二者之间的社会范畴不同，但是，邓小平千方百计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与孔丘竭力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要搞复辟倒退。因此，他认为，要警惕和识别“走资派还在走”，就必须批资产阶级法权；而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又必须批孔。于是，他斗志昂扬地赶写出《批孔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并在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的批邓大会上作了发言。
最近，在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的鼓舞下，冯天瑜正加快步伐研究鲁迅的教育思想。他在批孔过程中，读了一些鲁迅的书，越来越感到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鲁迅的一生很重视教育，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孔丘的教育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在完成了《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之后，他就开始酝酿研究鲁迅教育思想方面的写作，继续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党内走资派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理论战线上的新兵冯天瑜，满怀战斗的豪情。他说：“识别和战胜党内走资派，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指明的长期战斗任务。我一定要学习鲁迅的精神，不断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坚持长期作战。要深入批判邓小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