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文化大革命是推动血防工作的强大动力
钟学方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极少数资产阶级老爷服务。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关怀人民的疾苦。一九五五年底,当我国广大农民已经组织起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的时候,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为了加强领导,党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并且把消灭血吸虫病列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消灭。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血防战线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送瘟神”群众运动。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延误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整个卫生工作是重城市,轻农村,把绝大部分的人力、财力、物力放在城市,广大农村则缺医少药,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治愈的血吸虫病人和消灭钉螺的面积都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只有三十八个疫情比较轻的县。疫区的城市医院,对于极少数城市老爷,要医有医,要药有药,体贴入微,但对于广大群众的疾苦,却不闻不问,有些生命垂危的血吸虫病人上门求治,也被拒之门外。疫区大多数的公社医院,既不收治血吸虫病人,也不管血防工作。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特别是一些严重疫区,病人多,病情重,靠少数有限的血防专业人员,难以胜任繁重而又艰巨的防治任务,致使病人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早期的拖成中期,中期的变成晚期。面对这一情况,刘少奇一伙“政治瘟神”,却大造“血吸虫病消灭不了”的反动舆论,大砍血防队伍,大裁血防机构,大削血防经费。在他们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严重破坏和干扰下,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被打了下去,血防工作急转直下。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血防工作确实取得过一些成绩,这也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对着干的结果,它与城市老爷卫生部毫不相干。邓小平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卫生界刮起右倾翻案风,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案,广大群众坚决不答应。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推动血防工作的强大动力。
文化大革命中,疫区贫下中农和医务人员一起,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批判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送瘟神”群众运动,血防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在此期间,尽管也受到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但由于群众及时进行了批判和抵制,血防工作还是以文化大革命前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从一九七○年重建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到一九七五年底的六年中,治愈的血吸虫病人和消灭钉螺的面积,都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继余江等三十八个县之后,又有一百多个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其中有一批原来还是严重疫区。特别是一些面广量大的有螺江滩和湖洲,过去被某些人视为无法灭螺的“禁区”,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疫区人民都组织起来,开展声势浩大的灭螺会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江苏省境内长江两岸的江滩,原来钉螺密布,每年急性感染的病人数以千计。一九七○年后,经过连续多年的反复斗争,现已基本消灭了江滩钉螺。湖南的洞庭湖,江西的鄱阳湖以及湖北、安徽等省的许多有螺湖滩,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结合生产,连年垦殖,这些“硬骨头”也正在一块一块地被“啃”掉。随着血防工作的深入开展,南方疫区各地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由少变多,体质由弱变强,粮食产量由低变高。试问,如果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防工作能够有今天这样大的成绩吗?
文化大革命以来,血防工作之所以能够迅猛地向前发展,六年的战果超过十七年的总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建立了合作医疗,涌现了成千上万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一出现,就象春苗破土一样,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落实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起了巨大的作用。江苏省昆山县是全国血吸虫病疫情最重的县分之一,经过六年来的反复斗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钉螺面积已经消灭,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病人已经治愈。他们曾经算过一笔帐,全县三十万病人,如果仅靠县、社两级的专业医务人员,全部病人普治一遍,就得三十多年。而六年来,这个县依靠一支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群众性血防队伍,全县就普查普治了十次。华佗无奈小虫何,赤脚医生胜华佗,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二十多年来,疫区广大群众在同血吸虫病斗争的过程中,深深地懂得这样一条真理: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不关心贫下中农的疾苦,他们关心和保护的是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是“政治瘟神”。只有批判了这些“政治瘟神”和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消灭自然界的“瘟神”。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一小撮“政治瘟神”,就为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条件,血防工作就大发展。邓小平出于他的反动本性,千方百计否定文化大革命,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一手岂能遮天,文化大革命的功绩,彪炳史册,光耀日月。邓小平的嚎叫,不仅否定不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成果,而且恰恰暴露了他也是一个“政治瘟神”。
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疫区人民懂得,如果让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的阴谋得逞,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就会卷土重来,城市老爷卫生部就会复活,血吸虫病这个“瘟神”就会复活,广大贫下中农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翻案不得人心。”搞修正主义,搞翻案算帐,搞复辟倒退的总是一小撮。他们违背广大人民的愿望,这就决定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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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胡说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但是,事实是对邓小平最有力的批判。
去年四月份,陕西省神木县城关公社乔庄则大队一位贫农的女孩李姣娥患了胸脓肿。她的父亲把她带到城关公社高家塔合作医疗站,请赤脚医生治疗。高三璋等几位赤脚医生决心尽最大努力,治好李姣娥的病。
李姣娥开始很怕医生,又哭又叫。几位赤脚医生认为只有帮助孩子消除恐惧感,得到孩子的配合,才能做好手术。于是,有的买来了糖果,有的找来了玩具,有的同孩子拉话。李姣娥看到这些赤脚医生这么可亲,很快就和他们熟了,消除了恐惧,较好地配合了治疗。
穿胸手术要求较高,穿刺浅了,不出脓,穿刺深了,可能要损伤肺。高三璋对于这种手术经验不多。事先,他翻阅了大量资料,做了充分准备工作。手术开始了,一个同志在旁边稳定孩子情绪,高三璋屏住呼吸,仔细体会针感,当他感到针头有一种空心感的时候,就果断地抽出针芯,黄绿色的脓液顿时涌流了出来。手术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李姣娥健康地走出了高家塔合作医疗站。
高家塔合作医疗站,从一九六五年建立以来,门诊、出诊病人四万余人次;高三璋和其他几位赤脚医生一起,抢救垂危病人二百多人次,动手术二百多例。这些生动的事实不正是对邓小平最有力的批判吗!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咒骂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他以为翻案的冷风一吹,就会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春苗吹掉,就会把毛主席定的“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案翻过来。他却打错了如意算盘。春苗茁壮,顶风傲霜。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经过文化大革命,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其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无产阶级、贫下中农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想阻止历史车轮前进,那是白日作梦!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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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村春苗送瘟神
——记隆化县赤脚医生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的事迹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燕山深处的河北省隆化县的赤脚医生,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坚决同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六·二六”光辉指示。他们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打了一场群防群治地方性甲状腺肿的人民战争。他们对全县三十四万人进行了普查,对四万七千多名甲状腺肿病人逐个登记造册,分别情况给予了治疗。广大被治愈的患者愉快地走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
甲状腺肿是因为人体缺碘而造成的一种地方病。患了这种病,脖子上长起肿瘤,轻者憋气心跳,重者不能劳动,甚至危及生命。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这种病长期得不到治疗。白虎沟公社有一个生产队长,患甲状腺肿二十多年,几次到城市大医院要求治疗,都被推出门外。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赤脚医生,同贫下中农心连心。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决心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送走甲状腺肿这个“瘟神”。
赤脚医生开始发动群众防治甲状腺肿时,阶级敌人就胡说什么“一方水土一方病,大粗脖子治一个,长十个”,妄图进行破坏。赤脚医生决心用革命舆论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舆论。他们印发了两千多份宣传材料,写了三千多篇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文章,在群众中组织起六十多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利用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宣传防治甲状腺肿的重要意义和有关的卫生知识。全县到处燃起了大批判的烈火,批判造谣破坏的阶级敌人,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广大群众很快行动起来了,积极投入防治甲状腺肿的斗争。每个大队都推选了检碘员,在商业等部门的配合下,实行食盐加碘,保证群众不吃无碘盐,防止新的患者发生。他们对轻度患者实行服药和注射治疗。全县一千多名赤脚医生和两千一百多名卫生员、义务投药员,分组到片,负责到户,坚持对每一个患者做到送药到手,看服到口。赤脚医生李桂森坚持为患者送药,从不间断。一个鹅毛大雪天,正好是碱房公社羊鹿沟大队的送药日,他踏着没膝深的积雪,翻越山梁,把药送到患者手中。贫下中农看到他披着满身雪花,出东家,进西家,感动得热泪盈眶。对一些年深月久,肿瘤体过大,打针吃药不见效的较重患者,他们就实行手术治疗。县委组织了赤脚医生手术队,深入山村社队进行切除手术。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解除人民群众的疾苦,赤脚医生满怀阶级深情,冲破了重重阻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没有技术干中学,没有条件在斗争中创,很快登上了手术台。两年来,全县共做甲状腺肿摘除手术一千一百五十例,其中有七百例是由赤脚医生单独完成的。他们在农村的简易房子里或社员的炕头上,自己搭手术床,用手电筒当无影灯,手术没发生任何事故,没一例感染。
去年夏季前后,在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赤脚医生手术队面临着一场考验。有人说,赤脚医生做甲状腺肿摘除手术不是方向,不主张赤脚医生做这种手术。面对这场斗争,赤脚医生手术队举办了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他们说:防治甲状腺肿是为大多数人服务,为什么不是方向?他们越讨论,方向越明,路线越清,继续革命的劲头越足。赤脚医生陈向忠,总结了自己做一百七十二例甲状腺肿手术的经验,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手术笔记,并编写了一本《农村甲状腺肿手术常规》,解决了在农村简易条件下,做这种手术的一些实际问题。现在,全县有三十二名赤脚医生会做甲状腺肿摘除手术,有四十五名赤脚医生掌握了针麻技术。他们还在巡回手术过程中,为三十个公社培训了赤脚医生手术班子。
对甲状腺肿这种地方病,这样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群防群治,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才能办得到,在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是根本做不到的。如今,就是这些普通的赤脚医生,和广大群众一道,送走了甲状腺肿这个“瘟神”。他们用自己的斗争实践,狠狠回击了右倾翻案风,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的无耻谰言,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使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放异彩。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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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竹海红医
四川省南部淯江河畔的万岭山区,盛产南竹,有“竹海银山”之称。竹林是蚊虫容易繁殖的地方。解放前,这里匪霸横行,疫病流行,疟疾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劳动人民贫病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解放后,山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万岭山区的卫生面貌得到了一些改变。但是,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这里仍然缺医少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起来批判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夺回了农村医疗卫生大权。一九六九年二月,万岭公社办起了合作医疗,贫下中农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队伍。
这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在公社党委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动群众,为彻底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疟疾病,坚持反复斗争,始终抓住“四坚持,四反复”的灭疟工作。即:坚持每年普遍预防服药,反复宣传抗疟灭蚊的重大意义;坚持每年大面积灭蚊绝孓,反复消灭蚊虫孳生条件;坚持每年对病人实行根治,反复普查疟疾病史;坚持每年系统治疗复发病人,反复观察发烧病人。切实做到了早预防、早发现、早根治。
赤脚医生在防治疟疾病中,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他们长期坚持上山采挖中草药,熬成大锅药汤,送到贫下中农手里。柏杨大队赤脚医生张跃琼,不管是炎热的盛夏,还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总是坚持上山采挖中草药。并把熬好的药汤,装在自己做的南竹药筒里,爬山涉水,送到竹林深处的每家每户,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
万岭公社从一九六九年办合作医疗以来,赤脚医生依靠群众,开展防治疟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过去,万岭是严重的疟疾流行区,现在已成为全省第一个绝疟区。
邓小平诬蔑赤脚医生“知识少”、“水平低”,万岭公社消灭疟疾的事实,就是对邓小平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有力回击。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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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珠海县万山公社渔业大队赤脚医生在渔船上,一边捕鱼,一边为贫下中渔防病治病,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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