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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刻的变革
——安家堡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新近调查报告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诞生了。
这是农村商业战线一场深刻的革命。几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贫下中农管理商业这一新生事物，在安家堡茁壮成长，成为全国农村商业改革的一面红旗。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安家堡广大贫下中农和商业职工，热烈赞颂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丰硕成果，愤怒声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决心和他斗争到底。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安家堡贫下中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登上上层建筑舞台，掌握了农村商业大权。他们对柜台里的阶级斗争，看得清，管得紧；对柜台外的资本主义倾向，看得到，管得着。群众说这是“一盏红灯两面照”。
一九七二年，公社所在地的供销服务社连续发生短款短货的现象。供销社有的领导人不从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总认为先进单位不会发生贪污盗窃事故，老围着“可能卖错了货”打转转，关起门来搞盘点，打开帐本查原因。贫下中农代表和多数职工不这样看。他们从供销社一个领导成员生活上的变化，看到了阶级斗争的苗头，就向领导提出批评：“参观的汽车一大片，商店短货短款找不见，不是帐本有毛病，而是领导不抓纲和线。”有的贫下中农还向公社党委和供销社党支部写信，揭发那个领导成员的问题。在贫下中农代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查清了那个人的贪污盗窃问题。事后，有些领导成员检讨说：“贫下中农的眼睛就是比我们亮，阶级斗争的觉悟就是比我们高。”
参加管理商业的贫下中农代表，十分注意柜台里的阶级斗争，经常帮助商店职工清除“业务第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影响，端正企业经营方向。一九七二年，安家堡供销服务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同全国兄弟单位相比，六项指标先进，仅有费用一项高于兄弟单位。领导班子很着急，要求各服务站把费用率迅速降下来。结果，有的服务站对于利润少、费用高的商品，不打招呼就减少经营或不经营了，特别是把社员生活必需的煤炭砍掉了。贫下中农代表对此提出批评，说：供销社一家不经营，千家万户社员就要自己到几十里以外去拉煤，耽误了工时，影响农业学大寨，这是方向、路线问题，非解决不可。在贫下中农代表帮助下，原来不积极经营煤炭的单位积极经营了，停止了这项业务的单位又恢复了。
贫下中农参加管理，逐步解决了农村商业自觉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服务的问题。一九六九年秋天，供销服务社看到社员人工剥玉米，劳动强度大，又不出活，便千方百计购进五台玉米脱粒机。他们满以为这是好事，贫下中农会热烈欢迎。可是，货到了商店却卖不出去。原来，安家堡公社自然条件比较差，当时集体经济的底子还比较薄。贫下中农说：“没有机器想机器，来了机器买不起。”针对这种情况，贫下中农代表帮助商业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教导，使商业职工认识到，只有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才能不断扩大；离开了发展生产，商业便成了无源之水。商业职工根据党委的指示，根据农业发展的要求，走出柜台，积极帮助社、队开展多种经营，为发展农业筹集资金。几年来，各生产大队利用集体副业收入，为农业购买化肥一千七百多吨，各种农业机械和新式农具三百多台（件），配套机井七十眼。社、队工业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全公社基本实现了耕地、排灌、脱粒、米面加工、粗饲料粉碎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还提出了如何对待穷队的问题。过去，供销社有的职工片面认为商业是搞商品交换的，由于穷队没有东西可交换，所以不愿意和穷队打交道。可是，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客观现实，使他们逐步认识到，等价交换下掩盖着不平等。富队有商品需要商业部门去交换，穷队更需要商业部门帮助发展生产，由穷变富。如果忽视对穷队的支援，就会影响全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几年来，商业部门在支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特别重视对穷队的支援。新杨屯大队原来是全社比较穷的一个队，供销服务社便把这个队作为支援重点。在公社党委统一领导下，供销服务社主任苗沛泽和两名职工，随同公社党委副书记到这里蹲点，协助大队党支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他们把一百多个外出搞副业单干的麻绳匠动员回来，办起了集体的麻绳加工厂、草编组。并在闲散土地上种植药材，栽培果树。连抓了两年，使这个大队打了翻身仗。一九七五年，粮食亩产过了“黄河”，总产翻了一番。副业收入由一万七千多元猛增到十二万八千元，集体积累增加，社员收入提高，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
安家堡贫下中农代表和商业职工，遵照毛主席关于“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教导，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经常向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每逢农副产品收获前，都要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讨论和确定农副产品分配方案，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社员群众中，经常以“猪往哪里赶”、“蛋往哪里卖”、“瓜果往哪里交”为题，开展讨论，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自觉服从国家计划。为了全面占领农村市场，安家堡供销社还实行合同制度，把自发的小商品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一九七○年开始，在公社党委领导和贫下中农代表的帮助下，对集体的草绳、荆柳编、药材等三十五种大宗农副产品，订立了“产销结合合同”。到一九七五年，已发展到八类商品、四十三个品种。对分散在社员家庭的猪、蛋，订立派购合同。使全公社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农副产品，纳入国家计划，有效地限制了市场上的资本主义活动。
管理农村商业的贫下中农代表，还很注意商业队伍的革命化建设。他们从贫下中农中选拔一批优秀青年到商店当营业员，实行亦商亦农。每年召开两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对商业职工的思想、学习、工作进行评议。还经常组织商业职工走出柜台，深入社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进行锻炼。七年来，全社商业职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平均每年都在三个月左右。改变了“你学你的大寨，我做我的买卖”的单纯买卖关系，使商业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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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走出了旧剧团的小天地
湖北省光化县豫剧团 汪爱枝
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攻击样板戏，攻击文艺革命，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旧文化部评功摆好，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好还是不好？文艺战线是“今胜于昔”还是“今不如昔”？我这个亲身受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毒害，亲身受到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育的文艺工作者，很有发言权。我打心底里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十年大大胜过‘十七年’！”
进剧团之前，我经常搞业余宣传活动，有一股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一九五六年，我进入光化县豫剧团，本想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可是，当时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了剧团，演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对演员灌输的是“三名三高”、“艺术至上”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他们把我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关在院子里，让我体会封建地主阶级小姐、夫人的感情。开始，我觉得很别扭。可是，由于整天看的是名演员的特殊待遇，唱的是“人盼安乐树盼春”，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淡漠了，考虑个人问题多了，对戏牌上的名次先后也斤斤计较起来了。
工农兵对我们剧团是很不满意的。有一年春节，我演完戏刚下场，一个观众就尖锐地向我提出：“我们本来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你们却演旧戏，让观众为封建地主阶级掉眼泪。你们是替哪个阶级说话？”听了这番话，我很苦恼。为什么上级叫演的戏，工农兵却不爱看？为什么我适应了剧团的生活，却脱离了革命群众？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才明白，“十七年”中，原来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经过文化大革命，文艺界旧貌变新颜。特别是革命样板戏，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文艺舞台上。我决心学好革命样板戏，演好革命样板戏，在文艺革命的大道上，迈出新的脚步。我们深入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演出。贫下中农不为名，不为利，一个心眼学大寨的精神，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在演出过程中，我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台上，为演好革命样板戏，我乐于当配角；台下，我争着干重活，抢着当“主角”。
思想要改造，艺术上也要改造。我原来是演“闺门”的，用那一套表演革命样板戏的英雄人物，根本不行。一次，我扮演《龙江颂》中的江水英，大家都说我气质不够。党组织有意识地让我参加农村劳动，拜贫下中农为师，熟悉贫下中农的战斗生活。同志们又帮我分析人物性格，校正舞台动作。这样，我才逐步克服掉了地主资产阶级所欣赏的“柔”，获得了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刚”，比较准确地完成了塑造江水英舞台形象的任务。
想想“十七年”的教训，看看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进步，我心里总是不能平静。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泥坑里拯救出来，获得了政治上、艺术上的新生；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从旧剧团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走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切，是对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有力批判，是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艺革命的反动罪行的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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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学新风
这里选登的几个故事，发生在江西医学院。事情虽小，但反映了工农兵学员的优秀品质，反映了他们的劳动人民的本色，说明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比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旧大学，不知要好过多少倍。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可喜成果。 ——编 者
宿舍里的一次手术
一天，江西医学院一些刚入学的工农兵学员聚集在宿舍里，畅谈文化大革命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共产党员姚万健正讲得高兴的时候，发现来自农村的小张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鞋子了，便说：“来，我背你去医院治疗。”
小姚把小张背到了医院门诊部。经医生检查，认为必须立即动手术。但医院的个别人却说，门诊手术很紧张，要把小张的手术排在二十天以后进行。
二十天，可不是稍纵即逝的几分、几秒呀！稍微懂得一点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二十天的时间会给已经感染得如此厉害的病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小姚再三说理，得到的回答却很干脆：没有办法。他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小张背回学校。
过了一天，小张的脚肿得更厉害了，疼痛得通宵睡不成觉。小姚又一次把小张背到了医院。医院中的个别人仍旧坚持不能在短期内给小张做手术。小姚又与其他同志多次交涉，回答还是两个字：不行。
怎么办呢？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阶级弟兄病势继续发展？不能。面对这种情况，小姚想了许多：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医疗卫生战线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还远没有肃清，有些医务人员看到工农兵就讨厌，听到下乡就头痛，一心想关起门来钻所谓一鸣惊人的“尖端项目”，却不肯花几十分钟去解除一个病人的痛苦。上面有人也在大叫大嚷，要刮“业务台风”。可是，“台风”刮来刮去，使人看到的是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沉渣”又泛起来了，至于为工农兵解除疾苦的“业务”，在有些单位却越来越少了。这种事关路线的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小姚想：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实践中，我学会了做一些外科手术。为了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和当前社会上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这股逆流，为了解除阶级弟兄的疾苦，我应该来做这个手术。
小姚从外单位借来了手术包，跟同学们一起，因陋就简，把宿舍当成手术室，把课桌拼成手术台，在酒精灯上作了手术器材的消毒工作。很多有医疗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自告奋勇当助手。小姚走近“手术台”，在许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冷静地满怀信心地拿起了手术刀……。
手术成功了。
工农兵学员用实际行动，狠批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回击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夜送病人
三更时分，一位老贫农气喘吁吁地冲进港口公社卫生院，急着请医生赶快出诊。
医院值班室只有一位值班医生，看护着几位重病人，无法出诊。医生详细询问了小孩的病情，要老贫农赶快把病孩抬到医院治疗。
值班医生的话，被睡在隔壁房间里的正在医院开门办学的江西医学院几位工农兵学员听见了。他们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要求去抬病孩。老贫农看看这几位朝气蓬勃的青年，望望外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摇了摇头。小李斩钉截铁地说：“快走吧，别犹豫了，抢救孩子要紧。”在小李等人的一再催促下，老贫农感激地点了点头，带着他们几个人往家里跑去。
他们跑到老贫农家，没顾得上擦把汗，喝口茶，就把病孩扶上了担架，抬到了医院。经过抢救，病孩脱离了危险。接着，他们又把孩子护送回家。老贫农一家激动地说：“解放前，用轿子抬医生来看病还抬不到，今天，你们主动帮我们抬病人上医院去急诊，你们真是文化大革命锤炼出来的好学生啊！”
让药
江西医学院学员康玉兰在农村劳动期间，患了急性胃肠炎，高烧四十度左右，一天腹泻十余次，眼睛发花，行走无力，可她仍然坚持工作。
一天晚上，她由于身体过度衰弱，昏倒在路上。同学们把她送到急救室抢救。
医生发现她脱水严重，决定立即输液。护士拿来注射器时，小康已从昏迷中醒过来，听说要给她输液，急忙挣扎着坐起来说：“不用输液，我能坚持，把药品留给重病号吧！”
原来，在这个卫生院，这段时间脱水的病号较多，葡萄糖液和盐水一时供应不上。小康考虑到，如果自己用掉一瓶，贫下中农患者就要少用一瓶，很可能直接影响贫下中农患者恢复健康。因此，她坚决拒绝输液。贫下中农病患者知道了这个情况，感动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医学院，哪里能培养出这样高风格的大学生！”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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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进村来 刘振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