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整顿”企业管理是要整掉“鞍钢宪法”
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经济系政经七三级小分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国工交战线的广大干部和工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却颠倒黑白,大叫工业“搞乱了”,说什么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扭”,企图把社会主义企业“扭”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他的所谓“工业要整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利润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大搞专家治厂;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大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一句话,他就是要推行
“马钢宪法”,整掉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所谓“整顿”企业管理,首先是要整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他一再鼓吹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毛主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93页)我们造机器、造汽车,发展轻、重工业,正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这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支援世界革命,以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广大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挥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结果。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要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是用资本主义的信条来管理和统治我们的企业,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邓小平说什么“不是说利润挂帅嘛,在这个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要不国家靠什么?”他公然鼓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毫不掩饰他搞修正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企业搞这一套,我们的企业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出现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主义生产。他要搞什么奖金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必然要腐蚀工人阶级的思想,使工人重新沦落为金钱的奴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样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怎么能说“没关系”呢?邓小平对广大工人群众狠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叫嚷要“纠偏”,企图把“鞍钢宪法”中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整掉,再一次暴露了他那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1页)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了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夺回了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许多企业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深知:由什么人掌权,建立什么样的班子,对于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至关重要。他要搞复辟倒退,就得搞所谓“首先抓班子”。因此,他逢会必讲班子,讲班子必讲“整顿”。他要从上到下地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就是说要把那些敢于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扶上台来,以便他从上到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翻案复辟。他还鼓吹要把同他们利益一致的“有水平,有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这就说明他要依靠的是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企图恢复专家治厂。总之,就是妄图取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明确规定了大搞群众运动的原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依靠群众进行技术革新,通过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形式,解决工厂中的各项问题。事实说明,“鞍钢宪法”的这一原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前,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没有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步子不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行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新体制,厂、车间、班组都有不脱产的工人代表参加领导班子,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企业管理也搞得井井有条,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个厂产品品种不断增加,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二点三倍。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在一缺设备、二少技术、三没经验的情况下,依靠群众的智慧,试制成功了国家急需的二十吨矿用载重汽车,使这个过去只能造铁钉、造简单农机具的铁工厂,变成了一个矿山机械厂。事实雄辩地说明,依靠群众无往而不胜。邓小平闭眼不看事实,胡说依靠群众管理把企业“搞乱了”,“积重难返”。这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谬论。
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少数“专家”,这是关系到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不执行“鞍钢宪法”的大问题。我们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靠什么呢?我们一不靠对外侵略掠夺,二不靠乞求外援过日子,而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办不到的事情,工人群众办到了,而且办得很好。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邓小平反对依靠工人群众,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要对工人实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扼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他又大肆鼓吹专家治厂、洋奴哲学,拜倒在国内外资产阶级“权威”的脚下。所有这些都正好说明他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要把社会主义企业“整顿”到哪个方向、哪条道路上去,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鞍钢宪法”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都疯狂反对“鞍钢宪法”,极力推崇“马钢宪法”,这正好说明“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实践证明,离开党的基本路线,离开“鞍钢宪法”,必然要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我们深信:通过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的经济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更加深入人心,“鞍钢宪法”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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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南造船厂修安车间万匹机小组工人用“风庆”轮胜利远航的事实,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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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破修正主义的管、卡、压
中共北京铁路局邯郸机务段委员会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确立工人群众是企业主人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机务段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改变了“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工人守法”的状况,建立和健全了老工人参谋组,帮助党委把关定向,当好参谋。凡是党委有关重要会议和企业管理中的重大决定,都要请老工人参谋组讨论。这样就使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真正有了发言权、监督权和管理权。正如列宁所说:要培养工人群众“成为立法者、执法者和武装保卫队”。(《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1页)
邓小平和一切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极端害怕群众运动。他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在他看来,工人不过是单纯进行生产的工具,因此要管得“严一些”,妄图重建“上面咳嗽一声,下面鸦雀无声”的修正主义旧秩序。我们机务段文化大革命前制订的多达四百五十六条、共五万九千多字的规章制度,有不少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条文;有些是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内容烦琐,根本不适应生产的需要;有些虽然是合理的,但在制订和执行中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当然也就不易于贯彻执行。由于这些规章制度立足于卡群众,许多干部就采取明查、暗查或偷查的办法,发现不合“规定”的,工人就被扣奖金、写检查,动辄处分,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管理人员同工人之间的对立,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管、卡、压的规章制度理所当然地被群众冲掉了。我们建立和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却诬蔑我们把企业管理“搞乱了”。我们说,不对。要说乱,乱的只是管、卡、压那一套。我们建立的是革命的新秩序。
我们同邓小平的分歧,不是要不要规章制度的问题,而是按照什么路线和依靠谁去制订、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我们破的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规章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我们不但要,而且还要使它不断完善。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建立和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正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项措施。办企业,如果没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安全生产就没有保证,产品质量就不能提高,阶级敌人也会乘机捣乱。所以,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制度要有利于群众,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机务段发动广大工人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认真学习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先进经验,并总结自己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实践经验,划清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与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界限,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实践和修改,建立和健全了必要的岗位负责制。这些制度来自群众,简明扼要,有利于提高机车检修保养质量。我们还体会到,有了合理的规章制度,还必须认真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不是万能的,执行制度必须和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我们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使工人群众的觉悟提高了,遵守规章制度的自觉性也增强了,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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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邓小平的“严一些”
大岗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革命行动,斥之为“乱”。他说什么企业管理要“严一些”,“敢于整顿”,“才能扭转过来”。他要把工人参加管理的社会主义企业“扭”向何方?就是要对抗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重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条条专政那一套,扼杀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妄图把社会主义企业扭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管理也是社教”。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由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不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对工厂企业的领导,不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不发挥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而是搞管、卡、压那一套,最后就会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同邓小平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群众,这是企业管理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到底是把工人当成企业的主人,还是当成雇佣劳动者。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必须从“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个原则出发,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发挥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生产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工业生产,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保障供给,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了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我们需要建立革命的纪律和合理的规章制度。我们反对的是压制群众,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严”,对于建立在相信和依靠群众基础上的革命纪律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即大庆油田工人提出的“三老四严”,我们丝毫不能削弱。这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保证,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同邓小平鼓吹的“严一些”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和揭穿邓小平“严一些”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划清革命纪律与修正主义管、卡、压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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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邓小平的崇洋迷外斗到底
旅大市金州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大批判组
搞社会主义建设,是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崇洋迷外,跟在洋人后面爬行,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锻压车间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效法苏修的一套办法,搞了个锻造中心,这个锻造中心,完全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产物,它使我们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压制。工人同志多次提出合理化建议,领导就是不理睬,还说什么一些技术难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过关,中国工人哪能行!?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搞复辟倒退,就必然要推行洋奴哲学,压制工人群众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我们打破洋框框,搞了六百多项技术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我们还研制了一台具有先进水平和独特风格的装料机,为实现锻件坯料装出炉机械化闯出了一条新路。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现在车间锻件年产量翻了五番,产品品种由三百多种增加到一千二百多种,每吨锻件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二。事实证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指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是加快发展我国工业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重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老调,说什么“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这是最可靠的”,是“一个大政策”。我们不听邪、不信邪,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我们在短短几个月内,试制成功锻件液压自动汽割机,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同时还试制成功锻锤自动开锤,为多快好省发展我国锻造工业作出了贡献。
自力更生发展工业,并不是一概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对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所分析、有所取舍。我们要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外国先进经验作为借鉴,真正做到洋为中用。我们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同邓小平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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