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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云岭
从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煽动右倾翻案风，到今年四月上旬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们的大量反动言行，直接间接总离不开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事情很明显，对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要限制，他们反对限制，我们要批判，他们反对批判，真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在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发扬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久，党内资产阶级就跳出来抵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积极倡导、热情支持、亲切关怀下，一大批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重大作用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烂漫的山花，万紫千红，欣欣向荣，开遍了祖国大地。在党内资产阶级看来，这哪里是什么鲜花，而是妨碍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荆棘。他们或者站在明处挥舞板斧，或者躲在暗处放射毒箭，非要把这些新生事物砍掉、射死不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更加鲜明、更加尖锐地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同防止中国变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去年年初以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又触及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命根子，他们的总代表邓小平就跳出来大唱反调，横加阻挠。他们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大泼冷水，甚至蛮横无理地不准提“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展开了，矛头直指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那些把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怎能不心急如火燎呢！于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场反革命事件。在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狂喷大量反革命毒汁，其中一股，直接喷向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把这些光辉论述污蔑为“行不通的真理”。这伙反革命分子，把我们党的坚决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骂做“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把邓小平看成他们的命根子的保护人，看成为他们的利益而“敢”于对抗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雄杰”。
邓小平为了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也真是费尽了心机。他搜索枯肠，想出了一个“物质基础”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他这个“物质基础”论，是直接从“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他把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位置上，与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一贯教导相对抗，反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透过邓小平的“物质基础”论看到的，并不是什么“物质基础”，而恰恰是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理论基础——唯生产力论。他以“生产力落后”、没有
“物质基础”为“理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真正关心的决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什么“物质基础”，而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加固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产生的经济基础。赫鲁晓夫就胡说过：“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正是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基础”。赫鲁晓夫说的是什么“共产主义”，他们的“总路线”又是怎样一条路线，这大家早已很清楚了。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马上取消，对它就批不得吗？限制是“行不通”的吗？“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对资产阶级法权，也必须抱这种态度。资产阶级法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能取消；但是，它的存在是滋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产生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我们在允许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同时，必须批判它、限制它。我们既能够批判它，也能够有效地限制它。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迫切要求，合乎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说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行不通”，这不过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醉心于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少数人的主观愿望而已。他们这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愿望，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才真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首先就因为它不是真理，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相对抗的。他们硬要跟历史发展的潮流闹别扭，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党内外资产阶级对革命的真理、对辩证法越是恼怒和恐怖，我们越是要按照革命的真理、按照辩证法办事。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个极其深刻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走资派的阶级本质，也揭示了他们恼怒和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本原因。“走资派还在走”，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将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批判和反批判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将长期进行下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二章第一节里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而毛主席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理论，正在使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得到更加光辉的体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思想条件。随着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的深入，必将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取得更大的胜利。不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多么顽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定会冲破重重阻力，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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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崇洋迷外没有出路
上海市造船公司党委学习小组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毛主席的指示，为我国发展自己的工业指明了方向。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以“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为幌子，大肆鼓吹洋奴哲学，竭力推行爬行主义。在他看来，只有乞求外国，才能加速工业的发展。按照他的旨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说：“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这种论调完全否定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种唯生产力论的滥调。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又认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之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德、日、美，都是在以不同形式先改变了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帝国主义阶段，某些后起的帝国主义，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靠加强剥削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人民。邓小平无视历史事实，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原理。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有不少人做过“实业救国”的迷梦，可是都破灭了。因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就拿造船工业来说，解放前，我国造船工业发展迟缓，残缺不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从修修配配，发展到自行设计建造大型船舶，完全采用国产材料、国产设备造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狠批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了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那部分上层建筑，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打响了造船工业翻身仗。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造船总吨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我们已经建成四十多艘万吨轮，还陆续建造成功万吨级挖泥船、浮船坞及海洋调查船、地质勘探船等一批工程船。在短短二十几年内，我国的造船工业走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这一切，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靠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靠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才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闭眼不看这些事实，绝口不谈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结果，一股劲地主张中国去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老路，实际上要把我国发展工业的命运，拴在外国资产阶级的裤腰带上。
过去，在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有些人曾先后三次提出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船用柴油机的专利。外国资本家乘机进行要挟，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假如我们依赖了这样的“外国技术”，还能发展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吗？不能！广大造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群策群力，终于造出了自己的万匹机，经过国家鉴定，已经定型生产，配备在我们国产万吨轮上了。这说明，仰人鼻息要受气，自力更生有出息。邓小平拚命叫嚷依靠外国“是最可靠的”，竭力反对自力更生。按他那套去做，中国势必要被资本主义国家牵住鼻子，卡住脖子，哪里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主张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外国的技术和经验。必须指出，对待确实先进的外国技术和设备，我们也不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吸收其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东西，即使是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有不足的方面。我们决不能不加分析，盲目迷信。邓小平把外国技术设备捧到天上，左一个“好东西”，右一个“高、精、尖”，甚至把外国陈旧的、过时的东西也当作宝贝，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外国技术，不作具体分析，不用辩证观点看待，盲目崇拜，这实际上就是要中国人永远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
在引进某些外国技术、设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着眼于超，树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广大造船工人说：“外国资产阶级能办到的，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能办到。他们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办到！”三千吨船台上造万吨轮，翻遍国外造船资料，都说不行。而我们造船工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敢想敢闯，把高度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硬是在三千吨船台上造出了“风雷”号万吨轮，创造了造船史上的奇迹。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造船工人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其中不少达到和超过了国外先进水平。邓小平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的智慧，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对外国技术、设备，却奉为神物，顶礼膜拜。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的可恶可憎的洋奴嘴脸。
邓小平的反动言行表明：他根本不是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真正关心“四个现代化”，而是力图引导中国去适合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充当他们的“买办”。他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目的不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而是为了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广大工人说得好：“崇洋迷外就是要复辟倒退，复辟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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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邓小平的感情
解放军某部 李志远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蛊惑人心地说：文化大革命“伤害”了“一部分人”的“感情”。鲁迅有一段话讲得很好：“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这段精辟的论述，清楚地告诉人们：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感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今社会，或者是无产阶级感情，或者是资产阶级感情。我们要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哪个阶级的感情？
是伤害了无产阶级感情吗？否！“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凡是具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对于同走资派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无不拍手叫好；对于经过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无不欢欣鼓舞。何来“伤害”“感情”之谈！还应指出，有些老干部，在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焕发了革命青春。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决不是什么“伤害”了，而是更加增强了。
是伤害了资产阶级感情吗？这倒是说对了。文化大革命的锋芒直指党内资产阶级。对于走资派的感情，当然要伤害。邓小平咒骂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狂叫“还乡团”“好得很”，赞扬“白专”“有好处”，如此等等。这般所爱所憎，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对于这种感情，难道不该伤害吗？其实，邓小平所谓的“感情”，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感情，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的感情。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就是这种感情的大暴露吗？一小撮阶级敌人，借着咒骂“秦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耻吹捧邓小平，杀气腾腾地要“剑出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这番“伤害”
“感情”之谈，包藏着极大祸心。这就是：煽动一些干部对党、对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的不满情绪，为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效劳。然而，这只不过是邓小平的一厢情愿，他那一套翻案复辟的阴谋，终究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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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染织厂职工深入批判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这是这个厂第一车间在开专题批判会，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