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战士是要革命的
——解放军某部班长梁光明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去年，当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位普通战士写了一页不普通的日记：
“当今为什么出现了这个‘纲’？指（“三项指示为纲”）要防有人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抹煞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忘记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
“现在谁人敢肯定，没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难道说当今不会出现歪曲毛主席指示的人吗？
“为什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人不感兴趣，忙于抓什么‘整顿’为纲呢？其实是行自己那一套。
“历史总是要做出结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呀！”
这位战士，叫梁光明，是解放军某部的班长。他是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
一天，梁光明收到弟弟一封信，上面写道：“哥哥，最近，上头传来了‘新精神’，说是下半年的工作要以‘三项指示为纲’，农村就是把生产搞上去。还说，不管怎么样，只要多打粮食就是好家伙……。”看着看着，小梁想起一连串的事儿：前几天，在铁路上工作的姐姐来信说，她那里有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抓铁路运输。随后，在火柴厂工作的一位亲戚也来信说，厂里有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为根据，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物质刺激。
这一系列不寻常的现象，引起小梁的警觉和深思：怎么提“三项指示为纲”？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东西，有人又要拣起来？
夜深了，梁光明还没有丝毫睡意。他怀着战斗的激情，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论述。列宁在批判布哈林玩弄折中主义把戏时，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读到这里，梁光明想到，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三项指示为纲”取消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说成是纲，这不是直接违反列宁的理论么？这天晚上，他一直学习到天明。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梁光明又深入学习革命导师有关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毛主席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革命导师的教导，指引梁光明思考许多问题。他清楚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下，在邓小平鼓吹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影响下，他的家乡有个生产大队搞起“三自一包”、“工分挂帅”，粮食产量一度上去了，两极分化、投机倒把、损公肥私、瞒产私分等等却泛滥起来，产量最后还是掉下来了。他又清楚记得，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参加对刘少奇、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牢牢记住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断解决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三项指示为纲”，分明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照这样干下去，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又会复活。
这个时期，梁光明和二十多个战友，不断分析研究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更清醒地看到，兜售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东西，是一种倒退行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是孤立的现象，里边有阶级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梁光明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带领群众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过顽强的斗争。入伍六年来，他保持和发扬了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刻苦攻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学习笔记，一百多篇大批判文章，七次受到通令嘉奖，成为所在部队一名顶风斗浪的闯将。如今，他看到社会上刮起的这股邪风，义愤填膺，下定决心，不管来头多大，风势多猛，坚决同它斗到底。他给姐姐、弟弟、妹妹和几个亲戚写信，提醒他们要认真读书，擦亮眼睛，牢记阶级斗争，谁要开历史倒车，就坚决同他斗。
不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了。梁光明早已积压在胸膛里的满腔怒火立即迸发出来。他发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的革命精神，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展开猛烈批判。
他给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姐夫和老师写信，向他们介绍朝阳农学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先进经验，痛斥诬蔑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他给家庭所在地的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写信，汇报自己对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认识，希望他们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
毛主席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翻案不得人心”等重要指示发表以后，梁光明心潮澎湃，斗志昂扬。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写出十二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多次带头在批判大会上发言。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开展，更加激起梁光明的战斗豪情。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作为一个超期服役的战士，怎样用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想到邓小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毅然放弃了可以回到富裕的家乡、可以到公社当干部的机会，向团党委提出到西藏扎根干革命的申请。他在申请书上写道：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我深深地懂得，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不是哪一天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我们艰苦奋斗，从现在起，就脚踏实地地创造条件。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批判旧的传统观念，要扩大三大差别，复辟资本主义。我是党的人、人民的儿子，不能躺在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上享清福。我决心和西藏人民一道，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下去，让资产阶级复辟迷梦彻底破灭。”
部队党委坚决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批准他的申请。
就在梁光明奔赴新的战场的时刻，红色电波传来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议。他的心啊，飞向了中南海，飞向了喜马拉雅山麓。列车上，他展纸奋笔，书写着批邓的新篇章……。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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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两项设计谈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厂铸钢车间主任、工程师 王国鑫
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科技界的奇谈怪论盛行。他们气势汹汹地说：“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说得清楚？”其实，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答案非常明白：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正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标本。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搞的两次设计，就生动地反映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领导上叫我设计一个以冷硬铸铁空心轧辊为主的铸铁车间。当时，我首先想的是好好露一手，设计个象模象样的车间，为自己树碑立传，名利双收。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支配下，我跑图书馆翻书本，查资料，把外国的厂房和工艺设计当做金科玉律，只讲外观，不求实效。结果，我设计的车间，烟尘污染严重，危害工人健康；浪费生产面积，造价又很高。真是“大量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下放到轧辊班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一次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班组会上，一位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席话，至今记忆犹新。其中一段的大意是：邓小平有一个谬论，叫做“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它坑害了不少知识分子，也坑害了你。你设计了铸铁车间，又一直在这个车间负责生产技术工作。可你没有工人的思想感情，只知道为自己积累技术资料，写论文，根本不关心工人的疾苦。轧辊铸造的各个工序，体力劳动很重，又脏又热又累，你想过革新改造没有？车间烟尘这么多，干一天活满身漆黑，你想过改革措施没有？毛主席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时指出，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老王，是不是想工人之所想，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啊！
老工人的话，既批判了修正主义，又指明了我世界观改造的方向。我是文化大革命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记得刚进清华大学的门，就看到两条醒目的标语：“欢迎你们——未来的工程师”、“清华大学——工程师的摇篮”。在这个摇篮里，我关门读了几年书，受的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教育。到工厂后，入了党，当了工程师，继续沿着成名成家的道路走，“三脱离”情况越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工人师傅的批评，使我开始认识到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严重危害，决心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改正。
一九七二年，党组织叫我和几个同志共同搞一个中型铸钢车间设计。我认真总结了一九五八年搞设计的沉痛教训，同大家一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复征求厂内外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意见，特别是认真听取各兄弟厂铸钢工人的意见。我们本着“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方针，从生产实际出发，实行厂内外结合，搞出一个初步设计方案。又拿到有实践经验的各兄弟厂的工人中反复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由于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根据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设计，新建的铸钢车间比较合理，受到工人群众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前后，两条科研路线，两种设计结果，泾渭分明，发人深省。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叫嚷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其目的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复辟资本主义。我决心认真学习，积极参加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和批判修正主义的能力，争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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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山区十年变迁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一个基诺人聚居的基诺人民公社。基诺族是我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解放前，“三座大山”压得基诺民族濒临灭绝的边缘。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基诺人民同全国兄弟民族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飞跃发展，人口比解放前增长一倍以上，达到八千多人。文化大革命以来，基诺山区的变化更是惊人。人们说，基诺人十年跨越了几个世纪。
昨天刻木记事 今日寨寨办学
“基诺人民成了文化的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幸福。”事实正是这样。不久以前还是刻木记事的基诺山区，村村寨寨办起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曼伞生产队队长、共产党员布鲁飘激动地说：“我们的学校是在阶级斗争中办起来的，我们还要在阶级斗争中把它们办得更好！”
提起小曼伞办学的斗争，得从一九六二年说起。当时，刘少奇大砍合作社的妖风刮到基诺山区，小曼伞合作社被刮得只剩下六户。社长布鲁飘代表这六户社员，找到区上的干部，要求把合作社办下去。那个干部问他：“你们有识字的人吗？连个会计都找不到，还办什么社。”布鲁飘坚定地说：“毛主席指出的合作化道路我们走定了，没识字人，我们也要办社。”当然，布鲁飘知道，没有识字的会计，办合作社会有不少困难。一九五八年刚办社时，会计不识字，只得沿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刻木方法记工分。有时候刻了数字符号的竹片被搞乱，帐目就很难算清。后来，从外村请来一个识字不多的人当会计，工作起来仍然有不少困难。
小曼伞的贫下中农决定自己办一所小学，培养自己的文化人。他们从外村请来一位教师，要求区里批准办学。可是有人借口民办学校“不正规”，不让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基诺贫下中农自己办的小学，才在深山老箐中诞生了。
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基诺人民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先进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生产队进一步办起了政治夜校，建立了读报小组、科技小组；有些生产队还建立了以青年为主体的理论学习小组。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基诺山区出现了人人关心国家大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瘴疠之区”展新颜
解放前的基诺山，是云南有名的“瘴疠之区”，疟疾、天花、痢疾不断发生，夺去大量基诺人的生命，整个民族的人口逐年减少。解放后，党和毛主席十分关心边疆少数民族的健康，派出医疗队，开办卫生所，免费为基诺人民防病治病。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基诺山区仍然不能摆脱缺医少药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传到基诺山区，基诺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犹如烂漫的山花，很快开遍整个基诺山区。现在，全公社三级卫生网已经建成，六个大队有五个建立了合作医疗站，有一个正在筹建中。平均每个大队有三名赤脚医生，所有的生产队都有了卫生员。
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基诺山区许多常见病、多发病基本被控制，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我们访问基诺公社卫生所时，赤脚医生训练班的学员正在上课。他们激动地说：“我们基诺人祖祖辈辈无医无药，在民族语言中，过去连‘医生’这个词都没有。无医无药的苦处，内地的同志们大概没有我们体会得这么深切。文化大革命真好，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第一代赤脚医生。”
破刀耕火种 迎机器进山
刚解放的时候，基诺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一把砍刀，一块火石，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常常“种了一山坡，收不到一筐箩”。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基诺人开始改变这种落后的耕作制度。开水田，平坡地，基诺山区第一次有了固定的耕地。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旧的习惯势力的阻碍，到一九六五年，全公社水田面积只有二千二百多亩，刀耕火种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文化大革命给基诺人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们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掀起声势空前的开山造地热潮，到一九七五年，全公社水田增加到六千二百多亩，水稻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加三倍多，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初期增加二点二倍。
改革旧的耕作制度，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在开田造地的过程中，阶级敌人散布封建迷信思想，用“神山”、“鬼地”的胡说恐吓群众。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在党组织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反动的“天命观”，冲破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坚持向所谓“神山”、“鬼地”进攻，开出了一片片水田、一坡坡台地。
现在，在基诺山区，相信科学、相信先进技术的人越来越多。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目前，全公社拥有大小拖拉机十八台、柴油机二十五台、揉茶机七台、碾米机三十八台，还建成了两座小型水电站。从砍刀到拖拉机，基诺人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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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家的欢乐 黄国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