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学习为了战斗
——记川西农村一个妇女理论小组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川西平原上的新都县河屯公社九大队的妇女理论小组站在斗争前列，她们写文章，办专栏，大会小会带头发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痛斥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这个理论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文化大革命前，她们在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束缚和影响下，整天忙家务，很少关心国家大事；文化大革命使她们焕发了革命青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她们成为全大队的一支生力军，发挥了骨干作用。
这些普通的农村妇女，能够从锅台边走上阶级斗争的战场，成为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战士，充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的精神面貌带来的深刻变化。这场大革命，使这些普通的农村妇女懂得了一个真理：“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这个理论小组的积极分子黄大珍、赖韵清、李力秀等，都是贫农的女儿，解放前苦大仇深，旧社会的苦水三天三夜也倒不完。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们对刘少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批判会上发不好言，提起笔来写不出批判文章。大队党支部书记对她们说：
“挖地要用锄头，打仗要用刀枪；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要掌握革命理论。”党支部组织她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给了她们巨大的鼓舞力量。黄大珍带头串连了十一位妇女，成立了妇女理论学习小组，决心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
妇女们学习理论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在大队引起了震动。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背后进行恶意攻击，也有少数社员轻视妇女，用闲言碎语挖苦她们。但是，大队党支部鼓励她们要坚持学下去。支部书记经常参加她们的学习讨论，大多数社员也殷切地希望她们开好这个头，学出成效，进一步带动大家都学起来。有一个学习日，组员罗汝凤没有来，大家以为她动摇了，散学后就去她家访问，原来是她的两个孩子病了，一时抽不开身。大家一方面给她补课，使她了解当天的学习内容，一方面帮助她安排家务，保证她有时间参加学习。她们面对各种冷嘲热讽，更加坚定了要把学习坚持下去的信念，她们每周学习一次，农闲或下雨白天学，农忙时晚上学，几年如一日，从没有人无故缺席。现在，这个农村妇女理论学习小组已经由十一人发展到四十多人，几名插队落户的女知识青年也都参加进来，小组增加了新生力量。她们认真看书学习，把《共产党宣言》反复学习了两遍，接着又学习了《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和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
妇女们学了革命理论，斗志更加坚强。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她们积极地杀上了斗争第一线。为了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她们邀约一些老人一起回忆，把《女儿经》的原文整理了出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字逐句进行分析批判。她们把《女儿经》从头批到尾，最后整理成《女儿经的注释和批判》一书，有关部门把它印成小册子，发到全省农村。
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这个理论小组的成员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决心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她们大力宣传小靳庄的经验，在大队办起了政治夜校，认真学唱革命样板戏，姑娘们恋爱结婚都拒绝收彩礼，办红白喜事不搞铺张浪费，新人新事不断出现。她们还把一些新人新事编成文艺节目，每逢节假日便到生产队巡回演出。几年来，她们编演了七十多个节目，深受社员喜爱。斗争使她们懂得了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因而学习理论的积极性更高了。
目前，这个理论学习小组，结合斗争实际，正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从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上深入剖析、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以及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决心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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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摩罗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李强部长宴请科摩罗贵宾
李强部长和希米迪部长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讲话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讯 由内政部长萨利姆·希米迪率领的科摩罗国政府代表团，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雪呐、晏家华、傅顺和等，到机场欢迎科摩罗贵宾。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讯 外贸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内政部长萨利姆·希米迪率领的科摩罗国政府代表团。
李强部长和希米迪部长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话。
李强部长在讲话中热情赞扬科摩罗政府和人民在获得民族独立后，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继续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他说，在国际事务中，科摩罗政府奉行积极的不结盟政策，维护非洲团结、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帝反殖，反对超级大国在印度洋角逐争霸，主张建立印度洋和平区。对科摩罗的正义立场，我们表示坚决支持。
李强部长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尤其是那个“和平经”念得最起劲的野心勃勃的超级大国，正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但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决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占世界人口绝对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人民。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正滚滚向前。
李强部长说，贵宾们来自热气腾腾的非洲。伟大的非洲人民正在斗争中胜利前进。那个自称为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向非洲侵略扩张、分裂非洲团结、破坏南部非洲人民解放斗争的罪恶行径，越来越遭到非洲人民的强烈反抗。非洲是属于伟大的非洲人民的，她决不属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他说，目前，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正在开展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正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场斗争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猛发展。我国人民决心加强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李强部长表示相信，科摩罗政府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必将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希米迪部长在讲话中说，科、中两国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是战斗的友谊、团结和兄弟情谊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中国人民和科摩罗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今天又都依然面临着进步、人民解放事业的敌人的挑衅。象贵国一样，我们曾经进行斗争，今天仍然在国内进行斗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并吞主义，同时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切陈腐的东西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不良倾向。象贵国一样，我国也有一部分领土仍然被外国非法侵占。但是，由于我们在为祖国的彻底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战斗中坚定不移，我们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也象贵国一样，在我们取得了对外来侵略的初步胜利之后，我们就立即着手进行民族改革和对旧习惯、旧风俗、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深刻和彻底改造的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以便为我们两国各自的人民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提供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希米迪部长说，我们愿通过这次代表团的访问向你们表示我们决心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公正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和平、正义、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互相支持、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上。
他强调指出，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当前的或潜在的旨在印度洋制造持续的紧张局势、不平衡、不稳定的企图。希米迪部长主张要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域。
他说，我们也将荣幸和高兴地为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道路上树起第一个里程碑，打下坚实的基础。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陈慕华，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雪呐、晏家华、傅顺和、石煌等，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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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澳大利亚网球队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讯由尼尔·费雷泽为领队的澳大利亚网球队今晚举行答谢宴会。
中国网球协会负责人牟作云，有关方面负责人朱仄以及中国网球运动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李瑞智出席了宴会。
今天下午，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费思棻为澳大利亚网球队访问中国举行了招待会。澳大利亚网球队明天将离开北京前往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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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年儿童备受蒋帮摧残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讯 台北消息：“救救我们的下一代！”——这是台北《自立晚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社论的题目，也是台湾广大少年儿童家长们的共同呼声。这悲愤的呼声，说明在蒋帮的黑暗统治下，台湾少年儿童备受摧残，遭遇悲惨。
在台湾各地，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少年儿童，在街头向人们哀号求乞。《台湾新生报》曾以《何处是归途，终年餐风露宿，可怜流浪儿，亟待社会救助》为题，报道了两个孤儿的悲惨流浪生活。其中一个名叫叶小玲的孤儿才十一岁，几年来她一个人在台北西门町一带流浪，忍受孤独困苦的折磨，还经常遭人欺凌。另一名叫陈德成的十一岁孤儿，在几年的流浪生涯中，“困了，蜷缩在街下廊道睡觉；饿了，到市场拣拾残菜烂果果腹”，“饱受折磨”。象这样贫苦的少年儿童目前在台湾难以数计，仅据蒋帮的所谓“社会福利”机构最近公布的官样材料透露，即有六万七千多人。蒋帮为了欺骗台湾人民，曾在台北等地设立了几所“孤儿院”，但据台湾报纸报道，这些所谓“孤儿院”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收容所”，院内的孩子“形同乞丐”。有的“孤儿院”还“视孤儿为商品”，“平时任令孤儿在脏乱饥饿中生活”，稍大即将他们贩卖出去。
蒋帮推行媚外卖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为外国垄断资本在台湾开办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使台湾每年增加七、八万名童工。这些童工的工资一般不及成年人的一半。但他们每天要做超过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还经常被迫做夜工，结果使许多童工“心力交瘁”，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有些工厂主还强迫童工从事有爆炸性、引火性或有毒质等各种危险的工作，经常造成童工伤亡事故。台湾童工的遭遇，戳穿了蒋帮所谓“维护儿童身心健康，促进儿童正常发育”的骗局。
蒋帮推行反动腐朽的教育制度，也使台湾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的少年儿童遭到“升学主义”的毒害，一个初中生在三年内要读二十六公斤的书籍，沉重的课业负担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学童家长投书《联合报》说，他的一个念初中的孩子，每天回家要做的功课，不到夜里十一点不能做完，还有数不完的临时考、周考、月考、随堂测验等要作准备，使他的孩子长期“睡眠不足，精疲力尽”。《自立晚报》悲叹，“我们每每见到正在发育中的男女少年学生，佝偻着身体，背着跟其身材颇不相称的大书包，疾行于马路上或抢搭公车，即使人兴起无限怅惘的感觉。”沉重的课业负担，加上学校设备简陋，光线暗淡，造成孩子们的视力锐减。据报道，目前台湾中、小学生的近视比率“耸人听闻”。有些初级中学竟全班学生患近视；在台北市最近调查的四万四千名小学一年级学生中，也有一万五千多人视力不良。沉重的课业负担还造成逼死学生的悲剧。据高雄《台湾新闻报》报道，当地一名十四岁的女学生林丽珍，就因为承受不了沉重课业的压力而跳水自杀。她在留给她父亲的遗书中写道，繁重课业的压力使她“精神与体力上实在受不了，因此一死自求解脱，希望这一问题能引起社会及教育当局的重视”。林丽珍的遗书，是对蒋帮反动腐朽教育制度的血泪控诉。
蒋帮为了维护它的反动统治，竭力用反动腐朽文化麻醉台湾人民，使台湾的少年儿童深受毒害。台湾报纸说，台湾的“电视、电影上的武打场面、暴力镜头、罪恶描写，诲淫诲盗，都促使着青少年受到感染而模仿”。充斥台湾城市的各种色情行业和糜烂的社会风气，更诱使少年儿童堕落、犯罪。蒋帮的两名“监察委员”在去年年底供认，台湾的“少年刑犯历年直线上升”，前年就已达到八千六百多人，占总刑案百分之二二点五五。台湾报纸惊呼，目前台湾“犯罪年龄相对降低”，“少女犯罪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可怜的孩子已成为罪犯的主要后备军”。
蒋帮摧残台湾少年儿童的罪行，激起台湾人民的强烈愤懑。《自立晚报》在社论中透露说：“三十年代就曾经有人喊过救救我们的下一代，三四十年后的现在，我们又不得不再度喊出：救救我们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