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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共湖南省常德县委书记 刘春樵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重新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写大字报批评我不抓阶级斗争。起初,我想不通。后来,我带着群众的批评,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逐步认识到这确是我最大的弱点。以前一讲抓阶级斗争,就是斗地、富、反、坏、右,这个当然要斗。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心中就没有个数。因此,对反映在党内和集体经济内部的一些“怪事”,就看不清楚,总认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从来没有想到这里有阶级斗争。
有一年,我到蔡家岗公社永红生产队搞调查。解放前这里叫“叫化子湾”,是蔡家岗上最穷的地方。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叫化子湾”的面貌变得很快。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这个队出现了不少“怪事”。队里一个干部认为,要发展生产,就要大抓钱。他们放弃农业搞副业,把个好端端的生产队搅得泥动水混。有人向我反映:“永红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可是我想,这个队一无地主,二无富农,二十多户社员在旧社会都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说弃农经副是阶级斗争问题,太过分了,至多不过是有些人有资本主义思想。
又有一次,我到比较后进的南山大队蹲点。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四百多斤,生产队一无公共积累,二无储备粮。贫下中农向我反映这个大队的阶级斗争情况,我却认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不会领错路,因此听不进贫下中农的话。
通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参加党的九大以后,我的思想才开了窍。最使我受震动的,是党内出了刘少奇一类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我联想起永红、南山的事,一夜没有睡好觉。我天天喊抓阶级斗争,但不真正懂得阶级斗争究竟在哪里?永红生产队一些干部弃农经副,贫下中农说是阶级斗争,我却说成是私心作怪。南山大队的贫下中农说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我却认为党支部书记出身好,变不了。越想越觉得自己中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以往在我眼里,地主富农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顶不起大锅盖来了。可是我没有想一想,我们贫下中农从来没有忘记过去的长工扁担要饭碗,地主富农能忘记过去的朱漆大门、大片大片的田和山?他们虽然名声很臭了,可他们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手中的权,他们千方百计在党内找代理人,往往从那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党员身上开刀,让这些人在前面打红伞,他们在后面放毒箭。
我参加九大后,回到蔡家岗公社,再一次来到永红生产队,带动干部群众大抓阶级斗争,首先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批判会上,老贫农毛元之老妈妈,给大家讲了“叫化子湾”的历史:很早以前,“叫化子湾”是个狐兔出没,荒无人烟的地方。到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杨昌梅的穷苦农民,一家三口,用半截箩筐挑着全部“家当”,从桃源县沿路乞讨来到“叫化子湾”。谁知逃出虎口,又陷进狼窝。在解放前的二十四年中,这个小小的山湾就有十九人讨饭、做长工,二十多个小孩活活饿死。杨昌梅家破人亡,只留下了一个孙子。说到这里,毛元之老妈妈严肃地说:“我们生产队的干部忘记了过去的苦,社会主义道路不走,专门搞赚钱的副业,不走正道走邪道,这是忘本!”那位生产队干部一听“忘本”二字,再也坐不住了。原来他正是杨昌梅的后代。他对大家说:“今天这个会不仅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狠批了刘少奇,也深刻地教育了我。前一段,我搞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上了阶级敌人的当。”由于抓紧了阶级斗争,这个队很快回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从这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集体经济内部来。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阶级斗争就是在自己鼻子尖下,也会视而不见。
接着,我又到了南山大队,挨家挨户访问贫下中农,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是贫下中农出身,可是由于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被阶级敌人用金钱、美女拉下了水,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大队里资本主义泛滥,贫下中农受到压抑。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开门整党,并对党支部的领导作了必要的调整,这个大队的革命和生产很快出现了新局面。南山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特别是不抓党内的阶级斗争,在旧社会当过长工的人,就有可能骑在旧日同伴的头上;从旧社会苦海里熬出来的人,就有可能把劳动人民推向苦海;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资产阶级分子,是完全可能的。
林彪反党集团的败露,使我再一次深受震动,真正认识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我常常问自己,以前为什么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看不清楚呢?通过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终于找到了答案: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更谈不上自觉地同他们作斗争。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呢?我联系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历史,学习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重要指示,从三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地主没有土地了,资本家没有工厂了,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名声很臭的情况下,便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二是党内有些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捞取个人的某种利益,可能一时表现积极,但从不接受党的最高纲领;如今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就跳出来干资本主义勾当。邓小平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就是邓小平实际走过的路。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这是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
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告诉我们:上面有一阵风,下面有一层浪;上面走资派搞复辟,下面地、富、反、坏、右相呼应。党内的资产阶级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更危险,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我要永远把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把眼光盯着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附图片)


第3版()
专栏:

文化大革命使“卑贱者”更聪明
锦江山的松涛,鸭绿江的浪花,日日夜夜颂扬:文化大革命好得很!批斗了党内走资派,给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座落在锦江山下、鸭绿江畔。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这个厂的工人群众为了支援农业,在一无图纸、二无专用机床的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成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一九五八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鸭绿江一号披上节日盛装,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五一八厂工人的革命创造精神,五月十八日,亲笔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语。工人们无比激动地说:“毛主席的光辉批语,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这一伟大真理,是对我们劳动人民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加大油门开快车,甩开膀子干革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厂里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却极力贬低工人的伟大创造,说这种拖拉机是“四不象”,不准继续制造。鸭绿江一号就这样被打入了冷宫。
一九六五年冬,锻造车间的工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解放手工劳动,决心造一台锻切机,代替原来的水焊切割和钢锯锯割的落后工艺。一个满脑子洋本本的工程师听了,轻蔑地说:“你们连x+Y都不懂,还造什么锻切机?”工人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工人不懂x+Y,但我们心里装着毛主席的光辉批语。有毛泽东思想指路,靠我们工人的集体智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那个工程师冷冷地说:“那好,你们就把设计图纸拿来我看看吧!”工人们没有被难住。他们在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语鼓舞下,没有多少日子,就把锻切机的图纸画出来了。那个工程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工人们真的拿出了图纸,于是又耍出了一个新的花招,强迫工人写技术说明书。工人们回到车间,翻开毛主席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巨大的力量。为了批驳资产阶级,工人们写了一张“说明书”,送给那个工程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那个工程师看了这个“说明书”,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搬出清规戒律:“厂长规定:技术员画图纸,工程师批准,工人干活。你们没权搞创造!”工人们回到车间,愤怒地议论说:毛主席这样信任我们工人,为什么厂里的领导和“专家”们却这么看不起我们?毛主席给了我们发明创造的权力,为什么那个工程师硬说我们工人无权搞创造?解放以后,我们工人当了家,作了主,为什么搞技术革新,我们说话不算数,想干不能干,有劲使不出?
平地一声春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一天来到了。广大工人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五一八厂广大干部工人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夺了走资派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领导大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手里,昔日的“奴隶”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卑贱者”的聪明才智如长江大河,奔腾而出,一泻千里。五百吨锻切机很快制造成功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二十五倍。工人没有就此止步,紧接着又提出了制造一千五百吨锻切机的新课题。厂革委会的领导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大无畏的创造精神,立即召开全厂大会进行动员,组成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试制小组,组织全厂大会战。一位老工人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搞五百吨锻切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骂我们不懂x+Y。今天,新生的革委会热情支持我们搞革新,发动全厂同志大力支持我们,真是两条路线两重天哪!”工人们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地制成了一千五百吨锻切机。
鸭绿江水奔流不息,“卑贱者”的聪明才智无穷无尽。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五一八厂连续十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一九七五年的工业产值比一九六五年提高了四倍半,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十,现在的一个厂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厂。今年以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胜利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生产步伐,一季度全厂工业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
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在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示照耀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歌声中阔步前进!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我们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
大连机车车辆厂机工车间老工人 张乐亭
讲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处,我这个干了三十多年活的老工人,有满肚子话要说。
解放前,我们工人阶级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我十二岁就当童工,吃的是橡子面,干的是牛马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工人阶级从苦海里救出来,当了国家的主人。从翻身的那天起,我们就决心用自己的全身力气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千方百计地压制我们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时候,我们工厂的领导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工厂大搞“管、卡、压”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派把我们工人当作“生产工具”。一九五九年,我们车间从国外进口了一台磨床,很长时间不能投入生产。厂里派来几个“专家”会诊,他们关起门来翻图纸、查资料,折腾了半个多月,磨床还是不能干活。他们走后,我们几个老工人议论开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决不能眼瞅着磨床睡大觉”。于是我们大着胆拆开机床查毛病。根据多年实践经验,我发现轴瓦润滑油孔太小,流量不够,开不了车。我们把这个油孔扩大了,机床就好用了。那些“专家”知道了,不仅不支持,反而板起面孔训我们,说我们擅自改设备,违反了规章制度。
春雷一声震天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碎了修正主义那一套,使“鞍钢宪法”大放光芒。修正主义的“专家治厂”、“一长制”被我们踩在脚下。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我们厂广大职工为了多给社会主义作贡献,向新产品进军,向老设备开刀,六年多时间就实现技术革新一万三千多项,自制和改造设备一千七百多台,并提前两年半成批生产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四千马力内燃机车。
我们工人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觉悟越来越高,斗志越来越强,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已经形成风气,人人争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出一把力。
想想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工人的处境,看看今天我们工人的地位,我们怎能不激动?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工人的聪明才智,才能源源不断发挥出来。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胡说什么现在是“积重难返”,“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要返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让我们工人再去做“会说话的工具”,我们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3版()
专栏:

我们是旧世界的掘墓人
下乡知识青年 罗菲菲我们沐浴着雨露阳光,红旗下发出战斗誓言:“铁心务农干革命,把埋葬旧世界的重担挑上肩!”挥银锄,开茧花,学大寨的脚步风雷卷!莫道银锄小又小,它能将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铲!舞铁镐,洒汗水,改造山河的热浪扑云天!莫说铁镐不显眼,它能把三大差别的鸿沟填!看,臂上还系着文化大革命的烽火,脚下又腾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烈焰!批邓战场打先锋,我们彻底决裂旧观念!掘掉“读书做官”的黑毒根,掀翻精神贵族的“宝塔尖”,打破走资派的复辟美梦,开拓共产主义的灿烂明天。


第3版()
专栏:

海燕敢闯万里浪
株洲下乡知识青年 宋湘娜
海燕敢闯万里浪,
青松敢斗冰雪寒。
我们紧跟毛主席,
批修敢闯火焰山!
走资派翻案咱就斗,
邓小平复辟咱就反!
为了中国不变色,
粉身碎骨心也甘。


第3版()
专栏:

训练班里添新生(木刻) 李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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