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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共湖南省常德县委书记 刘春樵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重新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教育，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写大字报批评我不抓阶级斗争。起初，我想不通。后来，我带着群众的批评，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逐步认识到这确是我最大的弱点。以前一讲抓阶级斗争，就是斗地、富、反、坏、右，这个当然要斗。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心中就没有个数。因此，对反映在党内和集体经济内部的一些“怪事”，就看不清楚，总认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从来没有想到这里有阶级斗争。
有一年，我到蔡家岗公社永红生产队搞调查。解放前这里叫“叫化子湾”，是蔡家岗上最穷的地方。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叫化子湾”的面貌变得很快。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这个队出现了不少“怪事”。队里一个干部认为，要发展生产，就要大抓钱。他们放弃农业搞副业，把个好端端的生产队搅得泥动水混。有人向我反映：“永红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可是我想，这个队一无地主，二无富农，二十多户社员在旧社会都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说弃农经副是阶级斗争问题，太过分了，至多不过是有些人有资本主义思想。
又有一次，我到比较后进的南山大队蹲点。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四百多斤，生产队一无公共积累，二无储备粮。贫下中农向我反映这个大队的阶级斗争情况，我却认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不会领错路，因此听不进贫下中农的话。
通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参加党的九大以后，我的思想才开了窍。最使我受震动的，是党内出了刘少奇一类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我联想起永红、南山的事，一夜没有睡好觉。我天天喊抓阶级斗争，但不真正懂得阶级斗争究竟在哪里？永红生产队一些干部弃农经副，贫下中农说是阶级斗争，我却说成是私心作怪。南山大队的贫下中农说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我却认为党支部书记出身好，变不了。越想越觉得自己中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以往在我眼里，地主富农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顶不起大锅盖来了。可是我没有想一想，我们贫下中农从来没有忘记过去的长工扁担要饭碗，地主富农能忘记过去的朱漆大门、大片大片的田和山？他们虽然名声很臭了，可他们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手中的权，他们千方百计在党内找代理人，往往从那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党员身上开刀，让这些人在前面打红伞，他们在后面放毒箭。
我参加九大后，回到蔡家岗公社，再一次来到永红生产队，带动干部群众大抓阶级斗争，首先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批判会上，老贫农毛元之老妈妈，给大家讲了“叫化子湾”的历史：很早以前，“叫化子湾”是个狐兔出没，荒无人烟的地方。到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杨昌梅的穷苦农民，一家三口，用半截箩筐挑着全部“家当”，从桃源县沿路乞讨来到“叫化子湾”。谁知逃出虎口，又陷进狼窝。在解放前的二十四年中，这个小小的山湾就有十九人讨饭、做长工，二十多个小孩活活饿死。杨昌梅家破人亡，只留下了一个孙子。说到这里，毛元之老妈妈严肃地说：“我们生产队的干部忘记了过去的苦，社会主义道路不走，专门搞赚钱的副业，不走正道走邪道，这是忘本！”那位生产队干部一听“忘本”二字，再也坐不住了。原来他正是杨昌梅的后代。他对大家说：“今天这个会不仅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狠批了刘少奇，也深刻地教育了我。前一段，我搞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上了阶级敌人的当。”由于抓紧了阶级斗争，这个队很快回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从这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集体经济内部来。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阶级斗争就是在自己鼻子尖下，也会视而不见。
接着，我又到了南山大队，挨家挨户访问贫下中农，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是贫下中农出身，可是由于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被阶级敌人用金钱、美女拉下了水，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大队里资本主义泛滥，贫下中农受到压抑。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开门整党，并对党支部的领导作了必要的调整，这个大队的革命和生产很快出现了新局面。南山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特别是不抓党内的阶级斗争，在旧社会当过长工的人，就有可能骑在旧日同伴的头上；从旧社会苦海里熬出来的人，就有可能把劳动人民推向苦海；无产阶级队伍中出现资产阶级分子，是完全可能的。
林彪反党集团的败露，使我再一次深受震动，真正认识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我常常问自己，以前为什么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看不清楚呢？通过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终于找到了答案：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更谈不上自觉地同他们作斗争。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呢？我联系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历史，学习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重要指示，从三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地主没有土地了，资本家没有工厂了，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名声很臭的情况下，便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二是党内有些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捞取个人的某种利益，可能一时表现积极，但从不接受党的最高纲领；如今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就跳出来干资本主义勾当。邓小平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就是邓小平实际走过的路。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这是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
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告诉我们：上面有一阵风，下面有一层浪；上面走资派搞复辟，下面地、富、反、坏、右相呼应。党内的资产阶级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更危险，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我要永远把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把眼光盯着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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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大革命使“卑贱者”更聪明
锦江山的松涛，鸭绿江的浪花，日日夜夜颂扬：文化大革命好得很！批斗了党内走资派，给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座落在锦江山下、鸭绿江畔。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这个厂的工人群众为了支援农业，在一无图纸、二无专用机床的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成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一九五八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鸭绿江一号披上节日盛装，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五一八厂工人的革命创造精神，五月十八日，亲笔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语。工人们无比激动地说：“毛主席的光辉批语，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这一伟大真理，是对我们劳动人民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加大油门开快车，甩开膀子干革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厂里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却极力贬低工人的伟大创造，说这种拖拉机是“四不象”，不准继续制造。鸭绿江一号就这样被打入了冷宫。
一九六五年冬，锻造车间的工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解放手工劳动，决心造一台锻切机，代替原来的水焊切割和钢锯锯割的落后工艺。一个满脑子洋本本的工程师听了，轻蔑地说：“你们连x＋Y都不懂，还造什么锻切机？”工人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工人不懂x＋Y，但我们心里装着毛主席的光辉批语。有毛泽东思想指路，靠我们工人的集体智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那个工程师冷冷地说：“那好，你们就把设计图纸拿来我看看吧！”工人们没有被难住。他们在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语鼓舞下，没有多少日子，就把锻切机的图纸画出来了。那个工程师做梦也没有想到工人们真的拿出了图纸，于是又耍出了一个新的花招，强迫工人写技术说明书。工人们回到车间，翻开毛主席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巨大的力量。为了批驳资产阶级，工人们写了一张“说明书”，送给那个工程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那个工程师看了这个“说明书”，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搬出清规戒律：“厂长规定：技术员画图纸，工程师批准，工人干活。你们没权搞创造！”工人们回到车间，愤怒地议论说：毛主席这样信任我们工人，为什么厂里的领导和“专家”们却这么看不起我们？毛主席给了我们发明创造的权力，为什么那个工程师硬说我们工人无权搞创造？解放以后，我们工人当了家，作了主，为什么搞技术革新，我们说话不算数，想干不能干，有劲使不出？
平地一声春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的一天来到了。广大工人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五一八厂广大干部工人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夺了走资派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领导大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手里，昔日的“奴隶”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卑贱者”的聪明才智如长江大河，奔腾而出，一泻千里。五百吨锻切机很快制造成功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二十五倍。工人没有就此止步，紧接着又提出了制造一千五百吨锻切机的新课题。厂革委会的领导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大无畏的创造精神，立即召开全厂大会进行动员，组成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试制小组，组织全厂大会战。一位老工人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搞五百吨锻切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骂我们不懂x＋Y。今天，新生的革委会热情支持我们搞革新，发动全厂同志大力支持我们，真是两条路线两重天哪！”工人们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胜利地制成了一千五百吨锻切机。
鸭绿江水奔流不息，“卑贱者”的聪明才智无穷无尽。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五一八厂连续十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一九七五年的工业产值比一九六五年提高了四倍半，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五十，现在的一个厂已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厂。今年以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胜利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生产步伐，一季度全厂工业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
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在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光辉批示照耀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歌声中阔步前进！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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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
大连机车车辆厂机工车间老工人 张乐亭
讲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处，我这个干了三十多年活的老工人，有满肚子话要说。
解放前，我们工人阶级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我十二岁就当童工，吃的是橡子面，干的是牛马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工人阶级从苦海里救出来，当了国家的主人。从翻身的那天起，我们就决心用自己的全身力气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千方百计地压制我们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时候，我们工厂的领导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工厂大搞“管、卡、压”的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派把我们工人当作“生产工具”。一九五九年，我们车间从国外进口了一台磨床，很长时间不能投入生产。厂里派来几个“专家”会诊，他们关起门来翻图纸、查资料，折腾了半个多月，磨床还是不能干活。他们走后，我们几个老工人议论开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决不能眼瞅着磨床睡大觉”。于是我们大着胆拆开机床查毛病。根据多年实践经验，我发现轴瓦润滑油孔太小，流量不够，开不了车。我们把这个油孔扩大了，机床就好用了。那些“专家”知道了，不仅不支持，反而板起面孔训我们，说我们擅自改设备，违反了规章制度。
春雷一声震天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碎了修正主义那一套，使“鞍钢宪法”大放光芒。修正主义的“专家治厂”、“一长制”被我们踩在脚下。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我们厂广大职工为了多给社会主义作贡献，向新产品进军，向老设备开刀，六年多时间就实现技术革新一万三千多项，自制和改造设备一千七百多台，并提前两年半成批生产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四千马力内燃机车。
我们工人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觉悟越来越高，斗志越来越强，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已经形成风气，人人争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出一把力。
想想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工人的处境，看看今天我们工人的地位，我们怎能不激动？有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工人的聪明才智，才能源源不断发挥出来。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胡说什么现在是“积重难返”，“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要返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让我们工人再去做“会说话的工具”，我们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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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旧世界的掘墓人
下乡知识青年 罗菲菲我们沐浴着雨露阳光，红旗下发出战斗誓言：“铁心务农干革命，把埋葬旧世界的重担挑上肩！”挥银锄，开茧花，学大寨的脚步风雷卷！莫道银锄小又小，它能将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铲！舞铁镐，洒汗水，改造山河的热浪扑云天！莫说铁镐不显眼，它能把三大差别的鸿沟填！看，臂上还系着文化大革命的烽火，脚下又腾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烈焰！批邓战场打先锋，我们彻底决裂旧观念！掘掉“读书做官”的黑毒根，掀翻精神贵族的“宝塔尖”，打破走资派的复辟美梦，开拓共产主义的灿烂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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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燕敢闯万里浪
株洲下乡知识青年 宋湘娜
海燕敢闯万里浪，
青松敢斗冰雪寒。
我们紧跟毛主席，
批修敢闯火焰山！
走资派翻案咱就斗，
邓小平复辟咱就反！
为了中国不变色，
粉身碎骨心也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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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训练班里添新生（木刻） 李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