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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邓小平的两个“拳头”
季汛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在邓小平授意炮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洋洋得意地宣称他们这篇文章是“一个拳头”。拳头是要打人的。他们这个“拳头”一旦“打出去”，要打在什么人身上，已经由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的暴徒们用另一个“拳头”作了表演。如果过去有人还不太明白他们所说的“拳头”是什么含义，现在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是说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扬眉剑出鞘”，“不怕抛头洒血”吗？这使我们记起老牌反革命分子胡风的狂言：“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看，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反革命劲头、反革命语言是多么一致！这也使我们记起刘少奇那一堆叛徒、死党里头的“三家村”的黑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反动家伙从来不是“空议论”的啊！
在《论总纲》这个“拳头”里，攥着九个方面的“整顿”的法宝，每一件都是打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都是要置革命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于死地的。他们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来得及公开发表，但是这只“拳头”实际上早就“打出去”了。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政治谣言满天飞，奇谈怪论到处吹，也就是在挥舞这个“拳头”。这个“拳头”要起的作用，就是煽风点火，招兵买马，为大搞反革命暴乱的另一个“拳头”开路，为他们的“还乡团”开辟“还乡”之路。
“风是雨头”，“文拳头”既然挥舞起来了，“武拳头”迟早要随之而来；“武拳头”挥舞起来了，“文拳头”也总是要为“武拳头”助威，这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一切反动阶级向革命人民进攻的时候，两个“拳头”总是交替使用或者同时并用的。两千多年前，孔老二杀了法家先驱少正卯，又以谣言和诡辩的手段强加少正卯“五大罪状”，这不是“武拳”与“文拳”并用吗？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就大肆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就一再宣称要设国家主席，制造了五大谎言，散布种种诡辩；在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更猖狂地大造反革命舆论，以配合他们穷凶极恶的反革命行动。这些阴谋诡计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揭穿以后，他不甘心失败，变本加厉地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也还是“文拳”与“武拳”并用。在他们的《“571工程”纪要》里，既写着要“掌握舆论工具”，也写着他们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使用的武器。
拥护邓小平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承了林彪的反革命“联合舰队”的衣钵。他们一方面手持匕首，打人放火，行凶作恶；一方面张贴反革命标语、诗词，散发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看，这不又是“武拳”和“文拳”一齐向无产阶级打过来了吗！
牛鬼蛇神声嘶力竭地狂呼乱号，虚张声势，丝毫也掩盖不了他们的极端虚弱和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舆论一广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一举起，霎时间，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们就发现他们是多么形影孤单，吓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一个个交出了凶器，交出了反动传单。无产阶级的两个革命的“铁拳”一出动，资产阶级的两个反革命的“拳头”就一个也不能动弹了。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决地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又取得了这方面的新鲜经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以邓小平为总代表、总后台的反动势力的反革命两手，虽然已被无产阶级的革命两手打得落花流水，但是他们决不会甘心于失败的。“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敌人一定还会变换新的手法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更有力地用革命的两手打击他们的反革命两手。我们要大造革命舆论，继续揭发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一切罪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继续追查和镇压反革命。总之，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用革命暴力镇压反革命暴力，毫不含糊，决不留情，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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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谓“四个现代化日”？
武汉部队某部 李报德
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四个现代化日”叫得震天价响。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他们的“四个现代化日”是个什么样子？
“四个现代化日”的鼓噪，是邓小平的指挥棒指挥下的反党大合唱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小平和在他指挥下大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一个个对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叫，对着教育革命、卫生革命、文艺革命以及我们党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狂叫。一句话，就是说各个领域的革命都犯了一条大罪：“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在天安门广场上搞反革命暴乱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是同邓小平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切行动，都阻碍了他们的“四个现代化日”的实现。于是，集合在邓小平的黑旗下的一小撮反动家伙，就同声喊叫：谁不赞成他们的“四个现代化日”，谁就是“秦皇”，谁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谁就是“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他们就要叫谁“见鬼去”。可是，他们遮住了脸上的印记，却露出了臀部的纹章。他们大放其毒，污蔑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完全暴露了他们是马列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所谓“四个现代化日”，正是他们射向马列主义，射向毛主席、党中央的一支冷箭。
古往今来，一切没落阶级、反动分子，都懂得骗取人心，以售其奸。邓小平利用人民群众想使我国早日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愿望，挂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金字招牌，代表资产阶级大干复辟倒退的勾当；对于这一套，他所代表的阶级中的人是心领神会的。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把邓小平打扮成“四个现代化”的化身，谁反对邓小平，谁就是反对“四个现代化”。只要保住邓小平，让邓小平进一步篡党夺权，实现他们的“四个现代化日”，即资本主义复辟之日，就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就会象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的那样：“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既然邓小平是这样一位“治国平天下”的“雄杰”，你们却要批判他，那还了得！于是乎，这一小撮暴徒就“挺身而出”，为邓小平喊冤，为邓小平保镖，还要推他“当总理”，当中国的纳吉。这就充分说明，所谓
“四个现代化日”，不过是阶级敌人为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招魂而扬起的白幡。
“四个现代化日”，同时也是阶级敌人为网罗牛鬼蛇神而贴出的一幅广告。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日”有“好处”的“权威”、“隐士”、“逸民”、“还乡团”，统统都可以集合在这面黑旗下，都可以“发挥骨干作用”。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有的是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人，有的是被革命队伍清理出去的叛徒、特务，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总之，“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即能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事业效劳，他们就要把他请出来，抬上去，如林彪所说所做的那样，“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难怪这幅广告一贴，“群贤毕至”，有的“慷慨激昂”地发表反动演说，有的鬼鬼祟祟地散发反动传单，有的舞文弄墨地书写反动诗词，有的张牙舞爪地打人放火，向无产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
别看这帮家伙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其实他们内心空虚得很，因为真理不在他们一边，群众不在他们一边。于是，他们又把“四个现代化日”这个美妙的词语，作为他们的一支兴奋剂、强心针。他们象亡命在茫茫的大海里抓住了一根朽木，借以互相打气壮胆：不怕，闹吧，闹得越凶越好，邓小平不是要咱们“敢”字当头吗？咱们为“四个现代化日”“不惜抛头洒血”，“谁镇得了”！似乎堂堂正正，俨然英雄好汉。当他们的阴谋败露，遭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的时候，不是一个个被吓得蹲在地上直打哆嗦么？
现在，我们该来看看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所起劲鼓吹的“四个现代化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关于这个，他们已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们画出了一张最好的图解。他们言必称
“四个现代化”，却故意隐瞒了他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阶级内容。照他们的概念去解释，今天的苏修和美帝不已经是最理想的“四个现代化日”了吗？它们实现了那么多的“化”，但它们“化”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们的机械化是用来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飞机、坦克、军舰、大炮；它们的化学化是用来制造屠杀人民的燃烧弹、催泪弹；苏修的电气化，也在摧残革命人民的“精神病院”的“电疗室”里派上了用场。正如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
这些反革命暴徒究竟是怎样“热爱”现代化的，且看他们的行动吧！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在天安门广场，他们一面用野蛮方式行凶打人，抢劫东西；一面烧楼房，烧汽车；把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积累起来的大量的宝贵物资，以悼念革命先烈为名（其实这不过是为了蛊惑人心），以制造反革命舆论为实，任意糟蹋。更有甚者，竟然气势汹汹地要降下天安门前的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是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暴乱的情景啊！他们已经用行动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更快地成长起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沿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的航道前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反动阶级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总是要被粉碎的。对鼓吹所谓“四个现代化日”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历史给他们所作的结论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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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自力更生 反对崇洋迷外
北京市化工局 傅小云
清朝末年的大卖国贼李鸿章，曾经以军事“求强”、经济“求富”为标榜，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搞了一番洋务运动。人们把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一伙人称为洋务派。洋务派惨淡经营几十年，国没有强，民没有富，祖国的大好河山却被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抓得残破不堪。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也就更加迅速地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不断兴起，洋务派终于销声匿迹了。
当年，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在大搞“洋务”的时候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现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到处鼓吹“一切为了现代化”；在他的鼓动下，党内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骇人听闻地叫嚣：“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语言虽有不同，调子却是一个，都是摆出一副“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架势来骗人、吓人。洋务派这样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封建统治，“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走资派这样叫，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当年，洋务派头子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现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洋大人身上。他声称要向外国“打开出路”，“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这是最可靠的”，是“一个大政策”。在去年夏季前后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同时，一股崇洋迷外的妖风也刮了起来。在邓小平煽动下，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竟然把我国工人阶级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诬蔑为“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的人，必然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这一点也不奇怪。
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老爷的立场上，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他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在他眼里根本没有工农群众，而只有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只有“科学技术”和“技术设备”，工农群众也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这样，他就不可能不眼睛向外，盯着洋专家、洋设备，“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搞下去，经济上的依附，结果必然是政治上的投降。他们要搞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只能是殖民地化，重蹈历史上的洋务派的复辙。
当年，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求来求去，求到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本来就是封建势力，又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人民的凶恶敌人，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中国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今天，美、苏两霸激烈争夺，妄图瓜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要把我们的现代化系在洋人的腰带上，他要搞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他要“化”向哪里去呢？答案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他要搞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他要把中国“化”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把中国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邓小平等人踩着洋务派的脚印走，他们的下场也必然同洋务派一样，被革命人民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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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敢”字和天安门广场事件
李雪
对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喋喋不休地大叫大嚷“突出一个敢字”，许多同志已经作了阶级分析。四月上旬，拥护邓小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搞了一场反革命暴乱以后，我们再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敢”字，对它的本质就可以弄得更清楚了。邓小平曾经鼓动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群众批判的人，在重新工作以后“大胆干”，“不要怕出乱子。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看，由于邓小平的鼓动工作“干”得“好”，四月上旬，天安门广场果然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原来他所谓的“敢”，“大胆干”，就是要让无产阶级的天下“出乱子”，以便党内外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把邓小平的“敢”字的真意表达得最充分的，要数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了。你看，“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在这里，所谓“四个现代化日”，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毫不相干，其实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之日；尽管他们把它蒙上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外衣，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攻击却把它的原形暴露无遗。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对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日”梦寐以求。为此，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誓不怕“抛头洒血”，在首都，在天安门广场，又是烧房子、烧汽车，又是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打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这一切，都是公然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干的。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邓小平所说的“敢”字的含义。
邓小平为什么鼓噪“突出一个敢字”？从本质上看，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而恰恰是因为他心虚得很，有所不敢，所以要以这给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壮胆。这是反动没落阶级的腐朽虚弱的本质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党内走资派，即党内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一切，使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怕得要死，惶惶不可终日。于是，邓小平就求救于这个“敢”字，用它来为他所代表的处于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提神打气。这种虚弱的本质，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中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了。首都工人民兵小试锋芒，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吓得浑身发抖，束手就擒。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也说明，邓小平的“敢”字，是反动没落阶级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狗急尚且要跳墙，被推翻的阶级也一定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我们切不可因敌人的本质虚弱而放松警惕。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受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既然有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敢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精神，也必定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敢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充满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资产阶级胆敢向无产阶级挑衅，无产阶级就敢于针锋相对地反击他们。毛主席、党中央一声令下，亿万群众向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火了。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革命群众，采取果敢的革命行动，把一小撮猖獗一时的反革命分子打了个落花流水。有谁还“敢”这样捣乱吗？无产阶级专政的更强有力的铁拳正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