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评“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
——从宋江看古今投降派的一个重要特征
方润 闻哨
毛主席在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
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两个重要指示，通过解剖宋江，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两相对照，使我们认识到邓小平在本质上和宋江一样是个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把二者加以分析比较，就可以看出：混淆阶级界限，抹杀原则区别，篡改纲领、路线，是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宋江这个形象之所以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在于他鲜明地体现了投降派的这一重要特征。人们读一读《水浒》写宋江刚当寨主那一回，就可以发现，晁盖一死，宋江窃取梁山大权后，一边说“小可权居此位”，一边迫不及待地讲：“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宋江改
“聚义”为“忠义”，是从革命的性质和对象上，篡改了晁盖的政治路线。一字之改，就把晁盖主张的同心聚义和大宋皇帝作对头，改成了只反贪官，效忠皇帝，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葬送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批判民主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时就指出，“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时又指出：“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用这个原则来剖析邓小平的言行，同古代投降派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加以对照，就更清楚地看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本质。事实一再证明，投降派总是极力适应反动阶级和民族敌人的需要，在纲领、口号方面抹杀阶级斗争。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适应宋王朝封建皇帝的需要，终于毁了梁山起义队伍。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是适应党内外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他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宋江改聚义厅是一心要走受招安的道路，那些装作超阶级的“替天行道”呀，“辅国安民”呀，是在“忠义堂”的招牌下推销的。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是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之类的黑货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招牌下推销的。他鼓吹的“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等等，还是他早就散布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那一套。毛主席尖锐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到他的“三项指示为纲”，都是毛主席批判过的那种“根本否认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的修正主义货色，是投降派哲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从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也可以看出投降派抹杀两大对抗阶级原则区别的这个特征，既表现在篡改纲领、路线方面，又表现在思想、政策等方面。
搞革命要抓舆论，搞修正主义也要抓舆论。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为了改上那个“忠”字，拚命地鼓吹阶级调和论，鼓吹向封建皇帝代表的地主阶级投降的思想。孔老二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正是为了混淆革命思想和反动思想的原则区别，用孔孟之道腐朽的意识形态毒害群众、扑灭人民的革命精神。一句话，就是要克己复礼。他处处宣扬死守旧法度、遵从旧礼制。李逵要反抗，他就大骂“黑厮无礼”，就要砍头，连看到别人射雁也要讲一通“仁义礼智信”。邓小平也是从这个问题下手。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他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
“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要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却放手让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他制造这种修正主义舆论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宋江搬弄的那套孔孟之道的破烂。而作为他的号召性语言是当“还乡团”。他说的“还乡团”简直是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白话新译，尖锐地体现了他翻案复辟的政治要求。邓小平历来不讲阶级斗争，过去就曾为彭德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帮腔，他现在又要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他又说“复辟”“好得很”，这不正是要把资产阶级专政强施于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吗？他造修正主义舆论的目的就是这样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
政策是建立在阶级关系区别的基础上。混淆了阶级关系的原则区别，就必然实行颠倒敌我关系、是非关系的错误政策。《水浒》作者在写到宋江窃据梁山寨主位置，加紧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时，带着已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得意腔调写了几句诗，其中说：“从此又颁新号令，分兵授职尽恭虔”。什么“新号令”，不过是宋江推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什么“分兵授职尽恭虔”，不过是宋江重用他搜罗的那批“忠义”人物组成一股投降势力，压迫革命派，使修正主义在梁山得势罢了。
邓小平也承袭宋江的手法，企图用“整顿”名义扶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翻案复辟的黑班子。对敢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新生力量和人民群众他百般排斥、打击。这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对反动阶级是保护唯恐不及，对革命人民则压制唯恐不狠的反动本质。邓小平在实行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政策时，也制造假相，装做“为民请命”的样子，其实他所推行的是根本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他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他是“暂借”革命队伍“栖身”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从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还可以引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只有用阶级斗争为纲来识别人，从实际行动来看其阶级实质，分清原则界限，才能不被宋江式人物所蒙骗。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宋江欺世盗名，诱引着人们投降，骗取了一部分农民起义者的信任。他有个称号不就是“宋公明”吗？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公”。他的“公明”恰恰是以折中、中庸姿态，胡吹改良、投降的美妙，在此掩盖下去蛀空人民革命事业。比如，他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采”。又说：“……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这里他说的又“光采”、又“美”，恰恰是颠倒黑白地混淆阶级界限，美化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而他的行动却是取消起义农民打倒皇帝、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邓小平也是极力作出“关心”生产等等姿态，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来骗人。他说了许多动听的话，包括“把我们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加强”等等。怎么加强呢？他出的主意就是“不要怕讲技术挂帅”，“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要“爱护”、“赞扬”白专等等。他打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颇有“公明”的味道。但是，他的实际表现是拚命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并为此极力宣扬修正主义的美妙，混淆原则区别。这和宋江把“公明”的牌子晃来晃去，干的却是投降勾当，不是如出一辙吗？
古今投降派头子一旦用混淆阶级区别的手段打出黑旗，他们搞投降、压制革命派的活动就必定更凶、更快地进行。宋江宣称“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之后，加快投降步伐，等到与朝廷交易一成，就分金买市，毁掉山寨，连晁盖的牌位也一把火烧掉，公开去当反动阶级的鹰犬打方腊去了。
毛主席在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深刻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就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受到革命人民的批判。他在风头上表示认罪，说是“永不翻案”。但他重新工作以后，就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右倾翻案风就刮得很凶。毛主席发出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号召广大人民识别投降派，对邓小平也是严正的警告。但是，邓小平要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千方百计顽抗，直到他所代表、煽动、保护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捧着他的黑旗，公然在天安门广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革命暴乱。这更加使人充分看清现代投降派复辟的疯狂性。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翻案不得人心”。今天的中国，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亿万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决不容许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得逞，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逞凶。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迅速被粉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英明决议，大快人心。邓小平被淹没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革命大批判的怒涛之中。
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掀起新的高潮，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今后的斗争中，还会出现投降派，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能力。我们要把深入批邓和继续评论《水浒》更好地结合起来，深入剖析他以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伎俩，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加深理解划清两大对抗阶级间的原则区别对识别和战胜投降派、修正主义的重要意义，更加自觉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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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为了改路线
黑龙江安达县文化公社 薛振华 宋国强
投降派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他来了个抽梁换柱，改名字，是为了改变路线。
“聚义厅”里，是革命派的代表为尊，反皇帝的造反路线在山寨占统治地位；“忠义堂”里，是投降派的代表“把寨为头”，忠君的投降路线控制了山寨。
“聚义厅”里，斗争坚决，对朝廷军队作战有功的人受到尊重，被推让坐在前面的位子上。“忠义堂”里，这些人被撵到后边去，忠于朝廷的降官降将、地主豪绅，受到了优待，被摆在显要的座位上。
“聚义厅”里，革命派可以痛痛快快地发议论，“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这样的豪言壮语，人人可以说。“忠义堂”里，却只准投降派吹捧皇帝“至圣至明”，不准革命派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说了就被喝令“杀头”，关禁闭。
总之，“聚义厅”，是起义英雄们“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场所，是造反派的革命机关，是起义军的司令部。“忠义堂”，则变成了投降派“替天行道”的议事厅，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代理机关，是另一种样式的封建衙门。
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修正主义特点很鲜明：不动枪，不动炮，就使梁山泊变了色。
宋江搞的这一手，是我们识别投降派的一份反面教材。邓小平不是也在玩弄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老把戏吗？他用“三项指示为纲”来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改变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水浒》中的梁山泊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揭穿了邓小平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使他落得一个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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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和“清明”
齐欣
搞修正主义的人，在逆行路不通，骗人又不灵的情况下，就要找时机，借题目，制造事端，来个突破，以求一逞。就连重阳赏菊、清明祭扫之类的旧俗，古今投降派也要加以利用。
精于投降之道的宋江，为了实现他受招安投降朝廷的阴谋，上梁山后经过一系列的周密策划，他篡了权，改变了路线，“大排座次”之后，又拼凑了一个投降派的集团，从而在实现投降上，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招安”了。于是就抓住重阳节这个时机，搞了一个“菊花之会”。他把“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拘远近，都召回寨来赴筵”，乘着“笑语喧哗，觥筹交错，众头领开怀畅饮”之际，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乘着酒兴”大作“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反革命诗词，并指使他的心腹当众去念。这首反革命诗词立即引起了革命派的激烈反对。武松大叫“冷了兄弟们的心”。李逵怒目圆睁，一面大叫“招甚鸟安”，一面“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鲁智深也喊着“招安不济事”要散伙。这时的宋江趁着“大醉”，喝令将李逵“推出去斩讫报来”以威吓、压制革命派。那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所谓“众人”，赶紧上前“跪下求情”。于是宋江又“不觉酒醒，忽然发悲”，居然能“潸然泪下”，并作了一番“今皇上至圣至明”的演说，结语仍然是“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那伙“众人”又赶快对此表示“称谢不已”。经过这样软硬兼施、连压带骗的表演，终于强制通过了他们的“招安”主张。
今年的清明节，邓小平所召唤的“希望改变现状”的“群众”，终于“横下一条心”跳了出来，居然在亿万人民敬仰的天安门广场上进行了一番丑恶的表演。他们吟诗、演讲，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大捧邓小平，要拥他上台。他们放火、打人，猖獗一时。满以为借此就可以把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吓倒，被迫接受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纲领。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下去，一群跳梁小丑的反革命喧嚣，立地化为几声凄厉的哀鸣，他们搅起的几缕烟尘，瞬息间烟消雾散。天安门广场依然是无产阶级的朗朗乾坤。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同宋江的“菊花之会”，自然有着时代的不同，条件的不同，具体内容的不同，结果的不同，但在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借机生端，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比宋江更胜一筹。他们选择的时机是清明节，比宋江选的重阳节更容易挑动人的情绪；借的题目是“悼念周总理”，比宋江的“赏菊”、“饮酒”，更便于“借题发挥”；选的地点是首都天安门广场，比宋江的“忠义堂”前，更易于扩大事态；所谓“四个现代化日”，比宋江的“早招安”，更易于蛊惑人心。他们早就炮制出种种政治谣言以及反动传单、诗词、讲稿；他们身上暗藏行凶匕首，吟诗、演说、打人、放火，策划之精，组织之密，蓄谋之久，手段之巧，处处胜过宋江的“菊花之会”。
然而，他们却没有能象宋江那样暂时得逞，而是一败涂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我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亿万群众，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制造事端，就只能暴露他们自己，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决回击。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事端，疯狂捣乱，不仅无助于实现他们的阴谋，反而更加使人看出邓小平的反动阶级本质。人们看到邓小平的“群众”，原来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邓小平负隅顽抗，正是因为他觉得还有这么一帮支持者；这伙暴徒如此有恃无恐地发泄他们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仇恨，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党内有邓小平作总后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邓小平殷切盼望着的“十二级台风”；而呼风唤雨的人正是邓小平。
毛主席十年前就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顷刻瓦解，不就再一次鲜明地显示了革命人民决不容忍反革命右派政变的决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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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梁换柱 异曲同工
解放军某部 姚军辉
梁山上，晁盖一死，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么一改，就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路线修改成投降主义路线。当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阴谋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他刮右倾翻案风，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旗帜。古代投降派和现代走资派歪曲、篡改革命口号的卑劣伎俩，真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列宁指出：“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古今中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用这种手段修改革命学说，扼杀革命运动的。
古代投降派宋江为什么要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就是因为“聚义”是梁山农民起义军革命造反路线的集中体现。“聚众起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造封建统治阶级的反，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聚义厅”上，多少深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前来相聚，多少支起义队伍汇集到这里来，去进攻反动统治阶级。宋江宣扬的“忠义”，则是他投降主义路线的核心。“忠君保义”，就是要效忠于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皇帝，就是要保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保护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说穿了，就是取消阶级斗争，搞阶级投降，出卖农民革命。可见，从“聚义厅”到“忠义堂”，这一改，就抹杀了阶级斗争，修正了农民起义军的正确路线，把这支造反大军最后带上了毁灭的道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的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因此，邓小平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非常仇视。他千方百计地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来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在这个“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他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与改阶级斗争为纲为“三项指示为纲”，都是从核心、精髓处进行“偷梁换柱”，都是否定阶级斗争，把革命口号篡改成反动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认为，能拯救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0页）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一锐利武器，被压迫人民就能够夺得胜利。我们要永远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伟大教导，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