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发挥五·七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
吉甘学
在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重温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感到倍加亲切，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宏伟纲领。遵照《五·七指示》创办起来的五·七干校，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有力工具。它的各项活动贯串着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既着眼于反复辟倒退的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又适应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需要。它对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是我们反修防修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尖锐批判。邓小平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当他重新工作以后，就怀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仇恨，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胡说什么现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邓小平从反面教育我们：党内走资派拚命地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走资派赖以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搞复辟活动，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进攻，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党内培植他们的代理人。这一严重事实告诉我们，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重新教育干部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五·七干校，是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为指针开展教育活动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锐利武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进五·七干校，是重新教育干部，落实《五·七指示》的一种好形式。干部在五·七干校里，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学工、学农”，“从事农副业生产”，“从事群众工作”，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认清资产阶级在哪里，提高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强战士。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干部学校，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很大的作用。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实际步骤。在五·七干校里，干部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参加生产劳动，不仅能改变一些干部不懂工、不懂农的状况，增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通过实现粮、油、肉、菜四自给，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减轻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五·七干校坚持组织干部下放劳动，实行列宁所指出的“把人人参加生产劳动同人人参加‘国家’管理结合起来”。（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51页）长期坚持下去，对于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促进管理者与生产者的结合，逐步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五·七干校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为干部“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的一项重要内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为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法权服务的，如不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就不可能得到有力的限制。五·七干校强调把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同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有力地提高了干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五·七干校既重视从实际措施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又重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它的可贵之处，是引导干部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践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在五·七干校里，干部同工农相结合，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拜工农为师，是调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措施。如何正确处理和摆正“官”与民、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涉及到政权性质和政权建设的大问题。五·七干校坚持开门办学，组织干部以普通工人、普通社员的身分插队、插厂，在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的过程中，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同时，又要从事群众工作，搞社会调查，分析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掌握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动向，实行“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这样做，对刘少奇、林彪以及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邓小平贩卖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贵民贱”的孔孟之道，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也是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深刻的唯物史观的教育，可以使干部真正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伟大真理，不断地从工农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做人民的勤务员。
实践证明，五·七干校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的，直至生活管理，都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广大五·七战士在战斗的集体生活中，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2页）在五·七干校里“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对人们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是个有力的批判和冲击。经过五·七干校学习锻炼的干部，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我们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场斗争，人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所以如此仇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千方百计地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批判和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他搞复辟活动的一块“通灵宝玉”。从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衡量一个五·七干校办得好不好，一个重要的标准，就看它在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因此，办好五
·七干校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组织干部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充分发挥干校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战斗作用。当前，在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领会毛主席的
《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的精神实质，认真总结办校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遵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进一步把五·七干校办好，办出新水平。
“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4页）五·七干校以其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巨大作用，有力地清扫和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可以断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五·七干校对于造就出一代能文能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共产主义新型干部，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附图片）
辽宁省五·七干校的广大五·七战士，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高潮。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
专栏：
重新学习 继续前进
一机部机械院机电研究所技术员 朱惜安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和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出十周年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千言万语说不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他老人家指引我走上光辉的五·七道路，使我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我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的毕业生，虽然是长在红旗下，但由于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沾染了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我的思想深处总觉得自己辛苦读书十几年，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科研单位工作，搞的是“复杂劳动”，不论怎么说，也比普通的工人、农民高明。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虽然口头上也说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要认真改造世界观，但思想上并不够重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才开始有了改变。
我下放到一机部河南博爱五·七干校劳动，确实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真正实行了与工农相结合。从北京到了河南农村，从科研机关的高楼深院，到五·七干校的平房场院，从脑力劳动到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我仿佛是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许多事都是新经历，处处看到自己跟劳动人民有差距。到干校后，领导分配我养猪。开始同猪打交道，我嫌脏怕臭，整天戴着个大口罩，因为怕猪屎尿溅在身上，就通身上下用大围裙和长筒胶靴包裹得严严实实；喂猪图省事，就多用精饲料。结果是猪越养越瘦，而且还经常闹病。贫下中农看了后提出批评说：“怎么能这样养猪，这那里象个饲养员啊！”
贫下中农的批评，深深触动了我。我清楚地看到，要想把猪养好，首先必须放下知识分子架子，虚心地向贫下中农请教。附近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都热情支持我们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科技人员走五·七道路，看到我们的猪养得不好，都主动上门来传经送宝，毫无保留地把养猪经验传授给我们，还亲自带着我们去他们那里参观。我看到他们 一心为革命养好猪，千方百计改进饲养方法，扩大饲料来源，扫圈积肥，使每头猪都起到一座小化肥厂的作用。这种革命精神，使我很受感动。附近生产队有个老饲养员，精心养猪二十年如一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有一次，我们干校的母猪下崽后，由于受惊，变得十分凶狠，不让小猪吃奶，我们感到束手无策。这位老饲养员闻讯赶来，用麻袋蒙住母猪脑袋，给猪按摩，终于使母猪安静下来，让猪崽吃上了奶。贫下中农的好思想、好作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就象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我的缺点和弱点，使我看到了自己不论是政治觉悟、革命干劲还是实践经验，都远远赶不上贫下中农。这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懂得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伟大真理的深刻含义，承认自己这个自视高明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践知识的。
通过下放劳动，重新学习，接近工农群众，使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懂得了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的道理。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从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实践中体会到：光辉的五·七道路，就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的道路，也是我们科技人员实现又红又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这个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阻挠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走五·七道路。他鼓吹白专道路，妄想把我们培养成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科技人员决不上他的当，坚决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的锻炼，任何风浪也动摇不了我们科技人员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光辉的五·七道路我们是走定了，要走一辈子。
（附图片）
海军五·七干校的广大学员坚持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这是他们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本报通讯员摄
第3版()
专栏：
五·七战士和我们心连心
黑龙江鸡东县光荣大队贫下中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看到广大干部在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指引下，走上五·七道路，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我们贫下中农打心眼里欢迎。
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极力阻挠和破坏干部走五·七道路，妄想把干部培养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坚决不答应。
回想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干部受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看不起贫下中农。那时，我们心里很气愤。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一支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正在迅速成长，我们怎能不高兴！
前些时候，牡丹江地区五·七干校有一批五·七战士来到我们大队插队锻炼。他们一进村，象当年的老八路一样，放下背包就挑水，扫院子。他们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一说起圈肥，挽起裤腿就干起来；打麦子，不顾尘土呛人，越干越欢；夏天钻在玉米地里锄草，地里闷得象蒸笼，但没有人叫一声苦。这些五·七战士时刻想着俺贫下中农，我们有了什么困难，就想方设法来帮助。第五生产队的磨米机齿轮坏了，一时买不到，他们比队干部还着急，立即帮助解决。一个社员病重要住院，五·七战士们主动来照顾。五·七战士刘福元同志看到社员们因为生产忙顾不上理发，自己专门置备了一套理发工具，利用劳动间隙为大家理发。一位患重病的贫农老大爷行动不便，他就在炕上给他理发、洗头，感动得这位老人握着刘福元的手称赞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啊！”
这些五·七战士和贫下中农真是心贴在一起，劲使在一起，话说在一起。他们有空就到贫下中农家里访问，请一些老贫农讲家史、村史，上阶级斗争教育课，还注意帮助我们队干部抓阶级斗争。去年夏秋之间，我们队里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歪风。为了及时煞住这股歪风，五·七战士们积极帮助我们建立起政治夜校和理论学习小组，和我们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起开批判会，狠批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在五·七战士们的积极协助下，很快煞住了这股资本主义歪风。
通过这次插队，五·七战士们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当他们回干校的时候，大家真是难舍难分。牡丹江市的一位女干部住在赵大娘家，在共同的生活中，她俩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临走的时候，赵大娘拿出七尺布一定要给这个女同志做件劳动服，让她穿上永远不脱离劳动，不忘记贫下中农。这个同志回城后也给赵大娘捎来了一块布，还写了一封信，感谢老人对自己的教育和鼓励。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