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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干涉安哥拉引起大洋洲地区严重不安
大洋洲地区政府领导人表示必须加强防务和区域合作对付苏联威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跨越重洋，武装干涉安哥拉，引起大洋洲国家和地区舆论的强烈反应和严重不安。这个地区的政府领导人表示，必须加强防务，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对付苏联对大洋洲的威胁。
不久以前，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西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科克群岛、瑙鲁、汤加、纽埃岛、吉尔伯特群岛、托瓦鲁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在新西兰北岛城市罗托鲁阿举行会议，讨论了目前的形势和加强防务的问题，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的武装干涉及其在印度洋的海军集结，表示严重关切。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还注意到苏联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大批“渔船”和“商船”，认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在这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总理还举行了会谈，讨论了苏联干涉安哥拉的局势，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密切注视安哥拉局势的发展，强调苏联在非洲和印度洋的活动已构成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益临近的威胁。
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最近指出，苏联对安哥拉的武装干涉是“俄国人的帝国主义态度的一种直接表现”。
他说，新西兰政府正注视着最近在安哥拉问题上暴露无遗的“苏联全球帝国主义”。他并且宣布“我们反对苏联这种冒险。”
一家新西兰报纸指出，“位于非洲南部、濒临南大西洋的安哥拉，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地方”，苏联企图“把安哥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它的舰队得以使用分布在安哥拉千里海岸上的良港”，“控制中东海湾石油运往欧洲的好望角和南大西洋航线。”这家报纸还说，安哥拉是“非洲的宝石”，矿产丰富，苏联觊觎已久。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也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对莫斯科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极为关切，苏联在非洲和印度洋的活动已经构成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严重威胁。
弗雷泽总理还曾指出：“俄国人在印度洋的活动比美国频繁两倍”。“俄国是当前一直在印度洋向前推进和张牙舞爪的主要大国”。
澳大利亚的《每周新闻》警告说：苏联为了取得世界霸权，正在大肆活动。西方有什么理由还向它提供大批粮食和贷款，允许它继续进行侵略呢？《堪培拉时报》问道：能够说安哥拉不是苏联进一步在南部非洲发动战争的第一个战役吗？难道苏联不会进一步干涉别的地方吗？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舆论对苏联干涉安哥拉的揭露和抨击，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气急败坏，竟气势汹汹地指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反对者”，叫嚷从遥远的大洋洲“刮来了冷战之风”。对此，澳大利亚、新西兰报纸予以反击。
澳大利亚、新西兰报纸指出：苏联“对于揭露其假缓和和真扩张的人，它就破口大骂”，“称他们‘破坏缓和’，‘恢复冷战’”。“苏联现在所作的，同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诬蔑揭露慕尼黑阴谋的人‘煽动战争和破坏和平’的作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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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里兰卡报纸揭露苏联野心勃勃加紧争夺世界霸权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新华社科伦坡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斯里兰卡《工人报》一九七六年三月号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已经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在自己的欧洲部分驻扎大量军队，而且在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就驻有五十多万苏联军队。苏联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之一，一九七四年出售的军火达五十五亿美元。
文章说，“由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一次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总有一天会打起来。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就是那个野心勃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走向战争，是由它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了党政大权，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曾经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一加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帝国主义的基本规律所支配，就陷于各种帝国主义的矛盾之中，因此它也完全具有资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文章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文章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是极端反动的，非常害怕人民，它为了延续自己的反动统治，依赖于十分残暴的法西斯专政。他们出动军队、警察、坦克、装甲车等来镇压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地发生的罢工、示威和起义。”
文章说，在修正主义叛徒们篡夺政权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文章指出，整个苏联经济采取了战争经济的形态。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它的国民收入只等于美国的百分之六十六，但是它的军费开支却比美国多百分之二十，工业部门有百分之六十用于战争目的。”
文章说，一九六○年苏联有三百万军队，现在增加到四百二十万人。
文章最后说，发动侵略战争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当前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如果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胆敢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必将灭亡，人民将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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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短评
荒唐的辩解
前两天，苏修《真理报》和《消息报》接连发表文章，就埃及废除埃苏条约一事，对埃及再一次进行恶毒攻击，为自己背信弃义的恶劣行径作荒唐的辩解。这些文章，不仅内容十分荒谬，手法也极为卑劣。
明明是苏修自己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可是他们却攻击埃及揭露苏修的帝国主义行径是“歪曲苏埃关系的历史”。
明明是苏修自己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埃及政府施加了种种使埃及人民无法忍受的压力，破坏了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可是他们却捏造谎言，硬说埃及对苏联“不友好”，奉行具有“反苏倾向”的政策。
明明是苏修自己一直在挑拨离间、破坏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妄图孤立埃及，可是他们却反咬一口，说什么是埃及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特别是破坏了“阿拉伯苏联友谊”。
明明是苏修自己对埃及干涉内政、逼债、卡武器、搞颠覆，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他们却倒打一耙，说什么埃及的废约行动，“无疑给埃苏关系带来新的复杂因素”。
明明是苏修自己在中东搞“不战不和”，同以色列当局勾勾搭搭，“帮助以色列来反对阿拉伯人”，可是他们却诬蔑埃及同以色列“公开勾结”。
凡此种种，人们会说，苏修这样做，实在太愚蠢了。但是，在埃及人民的一片义正辞严的声讨中，苏修“拿不出证据，缺乏站得住脚的逻辑”，不用这种蛮横无理、自欺欺人的手法，又有什么办法呢？
更加可笑的是，苏修在无法找到别的可拿来攻击埃及的“理由”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埃及废约是“在事先没有同苏联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是“不友好举动”。
当然，这种无稽之谈是不值一驳的。试问，难道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还要“事先”同这些压迫者、剥削者“协商”吗？难道埃及废除埃苏条约必须和苏修“事先协商”，并且通过最高苏维埃而不是埃及人民议会批准吗？难道一经“协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就可以改变而立地成佛吗？绝对没有那回事，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就拿“协商”来说，埃及也是试过的。萨达特总统曾经亲自多次去莫斯科同苏联当局会谈，并且还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三十封信，希望苏联能改变态度，但毫无结果。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仅在去年三月到十一月就六次写信给苏联，但得到的还是一概不予置理，苏修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埃及施加压力。这里哪有什么“协商”的余地。无情的事实告诉人们，苏修的逻辑就是，我压迫你、剥削你、控制你，你就得听我的，如要反抗，必须“事先”同我“协商”，没有我的批准，不许乱说乱动。因此，苏修的所谓“协商”，就是要别的国家到莫斯科去朝拜，去屈膝投降。埃及人民从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那样做就会使埃及“失去一切”，“失去未来”。他们奋起斗争，打碎苏修的殖民枷锁。现在，苏修竟然搬出令人笑掉大牙的所谓没有“事先协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攻击埃及人民，结果只能是越发暴露出它虚弱理亏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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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日本通讯
万世长辉棠棣花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访日侧记
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为庆祝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于三月十九日来到了日本。十几天来，代表团的同志们亲眼看到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有了新的发展。人心向着日中友好
“廿年不负精禽石，万世长辉棠棣花。”这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为庆祝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二十周年而送给这个协会的一面锦旗上的题词。“精禽石”，是鲁迅先生四十三年前给他的好友——日本医生西村真琴博士的一首诗中引用的一个典故。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传说有一种鸟，名为“精卫”，立志衔西山上的木石，来把东海填满。鲁迅用这个故事比喻中日两国人民终将抗逆流、排干扰，坚定不移地填平隔在两国之间的人为鸿沟，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发展。代表团在日本各地访问的过程中再一次看到，中日友好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如鲁迅先生生前所愿望的那样，已经蓬勃发展，日益巩固。
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会上，中国代表团同日本文化界八百多位朋友欢聚一堂。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感慨地说，二十年前，当协会刚刚成立时，会员仅有五十人，而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热心于日中文化交流的团体，已有会员四千五百人，其中包括日本文化艺术界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仅从这一团体的发展中，就可看到日中友好在日本已有了多么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代表团离开东京前往日本其他城市进行友好访问时，许多动人场面给中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海道余市的几十位渔民，听说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要到札幌市访问时，当天从海上捕鱼回来，连网具也顾不得收拾，就乘车赶到札幌，为中国客人表演了著名的《拉网小调》。一位手上长满老茧的老渔民在表演结束后握着王炳南团长的手说：“有人不喜欢我们日中两国友好，但是我们渔民通过切身的体验，清楚地认识了谁是我们的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日中友好出自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谁也破坏不了的。”王炳南团长对这位老渔民说：“受霸权主义欺负的人民总是互相支持，互相声援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永远同日本人民友好下去。”
当天晚上，居住在札幌市的二十多位阿伊努族朋友，有的背着婴儿，有的领着孩子，也登上舞台，为客人们表演了民族歌舞。一位叫杉村京子的阿伊努族妇女，领着女儿和外孙走到代表团跟前说：“我是阿伊努族第一个访华团的团员，我的女儿是阿伊努族第二个访华团的团员，下一次我们一定要让小外孙也到中国去访问，用我们一家祖孙三代都访问中国的事实来表达我们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心情。”
代表团来到了鲁迅青年时代曾经学习过的仙台市。仙台市政府门前升起了中国国旗，岛野武市长率领市政府工作人员列队夹道欢迎代表团。岛野市长对中国客人们说，仙台市人民感到自豪的是，七十年前鲁迅和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在仙台市建立了深厚友谊。七十多年来，仙台市人民不仅十分珍视他们建立的日中友谊，而且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友谊。当天，在仙台市各界朋友欢迎代表团的文艺晚会上，一百多位访问过中国的仙台市青年朋友，为了表达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心连心的情谊，还精心安排了一个非常别致的节目。他们按照日本人民庆祝节日的民族传统，邀请中国客人同他们一起扬棰打年糕，用以表示两国人民为了日中友好永远齐心协力，并肩前进。
日本女歌唱家小笠原美都子，近年来为发展日中友好，在大阪市成立了一个专门教唱中国革命歌曲的歌咏组织。在代表团访问大阪时，这个歌咏组织的五十多位日本朋友，其中有七十多岁的老人和十几岁的青年，怀着增进日中友好的感情，用汉语为代表团演唱了《东方红》、《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等中国歌曲。中国代表团的团员们为了感谢日本朋友的深情厚谊，用日语演唱了日本歌曲和民谣。在奈良，奈良地区妇女会会长杉木玉子等二十多位家庭主妇，也同中国代表团的团员们同台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和日本民谣。日中两国人民同登一舞台、合唱友好歌的情景何等动人！
文化交流谱新篇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千年来，两国人民和文化界人士漂洋过海，克服重重困难，写下了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瑰丽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新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团连日来每到一地，都探望了日本文化界的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三月二十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怀着喜悦的心情，访问了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这个芭蕾舞团的团员们在排练厅里为中国朋友表演了中国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和他们自己创作的反映日本农民故事的芭蕾舞剧的片断。表演结束后，两国的文艺工作者亲切交谈。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组曲的作者之一瞿维对日本朋友们说：把《白毛女》首先搬上芭蕾舞舞台的是你们，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组曲的创作也曾得到中岛健藏先生等人的鼓励，中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朋友在这件事上所给予的支持。松山芭蕾舞团领导人清水正夫亲切地说，听了湖北省光化县板车剧团演员汪爱枝的介绍，得知他们拉着板车下乡为农民演出，在小舞台上办大事，这也很使他感动。他相信这是文艺工作者应当走的正确道路。
同一天下午，代表团还去探望了日本著名戏剧家河原崎长十郎。河原崎在简朴的住房里激情满怀地回忆了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率领剧团到中国访问的情景。河原崎说，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认识了一个进步的艺术家应当走的道路。当他从中国返回东京后，遭到了当时的反动势力的种种攻击和迫害。河原崎顶住了种种压力，在广大日本朋友的支持下继续坚持演出，并且更勇敢地投入了维护日中友好的斗争中去。河原崎的回忆，深深感动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王炳南团长向在座的代表团成员们说：“河原崎先生是一位在舞台上工作了六十多年的老艺术家，他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在东京的一次酒会上，鲁迅先生的老朋友增田涉同代表团副团长李希凡见了面。他们虽是初识，却象故知。李希凡对增田说：“先生和鲁迅之间的友谊，也是中日两国文艺界友谊的象征。我们能在东京见到你，感到格外高兴。”中国国画家关山月和陕西省户县农民画家柳绪绪，访问了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东山把自己刚刚出版的一册画集赠给了两位中国客人。关山月也将自己创作的一幅反映中国农村在解放后山河巨变的现代山水画赠送给东山。
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国影片《艳阳天》上映委员会以及“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之会”的日本朋友们，把他们出版的宣传中国电影的报纸和海报赠给了在影片《艳阳天》中扮演肖长春的电影演员张连文。日本朋友对张连文说，日本的工人、青年和妇女非常喜欢看文化大革命后拍摄的中国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在进步青年中流传很广。他们很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中国革命影片。
中国语研修学校的学生们还告诉中国朋友，他们非常喜爱中国的革命样板戏。不久前，他们曾把京剧《杜鹃山》的片断编成小话剧在学校中演出，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反 霸 的 心 声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北海道地区天气虽然还相当寒冷，但迎接中国客人的却是一个少有的晴天。一辆载着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的大汽车从钏路出发，沿着根室半岛直往纳沙布地角驶去。在车上，女向导员庄司百合子给大家唱了一首反映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歌曲——《国后岛，我的父亲》。庄司隔窗望着清晰可见的国后岛唱道：“那个岛屿啊，叫择捉岛，这边啊，是国后岛。这些岛啊，渗透了我们青春的血和汗。我们的岛啊！何时才能归还！……”。一句句歌词唱出了原来居住在北方四岛上的居民对自己家园的怀念，一声声曲调道出了日本人民对霸权主义的控诉。庄司在唱完这首歌后对中国朋友说，这首歌曲是一位曾经在国后岛教过书的老教师于一九六八年站在纳沙布地角眼望故乡情满怀，悲愤地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在根室半岛一带广泛流传。代表团团员、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演出队队员金花，深被这首歌曲所感动，并请庄司教她唱这首歌。顿时，汽车车厢变成了教唱反霸歌曲的课堂。
当代表团快要同庄司百合子告别时，金花怀着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斗争的感情，用日语演唱了这首歌曲。庄司眼中含着激动泪水对金花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天。”汽车停止奔驰，可是她们友好团结的歌声却久久地在北海道上空回荡。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