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这种创新越多越好
浙江人民卫生实验院 伍任
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有利于加强党对科学研究的领导,有利于坚持科研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向,有利于科技人员世界观的改造。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大肆非难和攻击开门办科研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什么“不务正业,少务正业”,说什么“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叫嚷“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等等。他们的“正业”是什么?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我院是一个医药卫生研究单位,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上。科技人员走出高楼深院,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同工农相结合,开展科研工作。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科技人员世界观的改造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卫生学微生物学研究所钩端螺旋体病研究组,深入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进行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研究,贫下中农给他们上阶级教育课,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一位贫农老大爷用亲身经历对他们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这里发瘟疫,死人无人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毛主席派医生来,无病早预防,这多好啊!”短短的几句话,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它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一九七一年以来,寄生虫病研究所每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技人员深入防病治病第一线,平均全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下乡、蹲点。血吸虫病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在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中,发现有的治疗药物还不够理想,特别是对年老体弱或伴有其他病的病人,疗效比较慢。他们就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课题,协力攻关,较快地研究出了几种药物,其中一种已经临床试用。一位七十七岁的贫农老大娘,因伴有心脏病、肝炎,她的血吸虫病一直没有治好,这次用新药把她的病治好了。她出院时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钩虫病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在下乡过程中,看到社员群众在劳动中受到钩虫幼虫的侵害,引起手脚剧痒,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他们在调查群众土法防治的基础上,研究出了简易的防治方法——透热疗法,并解决了过去从未阐明过的钩虫幼虫侵入皮肤的移行方式以及透热疗法的原理等理论问题。事实雄辩地证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邓小平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开门办科研,说什么“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完全是一派胡言!
大量事实证明,开门办科研“这种创新”是越多越好。我院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开门办科研,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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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泥腿子”不配搞科研?
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大队朝鲜族老贫农 李贞生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胡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诬蔑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我们贫下中农听了这些胡说八道,真是气极了。我是个庄稼人,只念过三年书。照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看来,我的文化水平太低,只配握锄杆,是不配搞科学研究的了。但是,从一九六六年起,我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经过实践,培育出了资产阶级专家料想不到的玉米稻。这是对诬蔑我们不配搞科研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一记响亮耳光。
玉米和水稻,一个是旱地上长的,一个是水田里生的,这两种不同的作物能进行杂交吗?按照过去遗传学的理论,有性杂交只能在同属科作物之间进行。玉米和水稻这两个不同属科的作物进行杂交,能不能成功呢?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远缘杂交这个“禁区”能不能打破,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以“长丰”号水稻为母本,“英粒子”号玉米为父本,反复实践,掌握了母本水稻温汤去雄的办法,找出了采集玉米雄穗花粉的最好时间,终于成功地完成了玉米和水稻的有性杂交,取得了第一代玉米稻二十一粒种子。第二年,我把这二十一粒种子播到地里,成苗十七棵。秋天,从三棵发生变异的植株中选出了一棵茎秆粗壮、穗大粒大、结实良好的玉米稻作种子,来年又进行了播种、培育。经过反复实践培育出来的玉米稻种,显示出早熟、耐寒、耐旱、抗病而又高产等优点。现在,我们培育出的玉米稻已经是第十代了。十年来,我除了细心对原来培育的玉米稻进行提纯复壮外,又搞了四十多个新的组合杂交试验。经过几年来的选择和培育,某些品种的优点已经超过了原来的玉米稻。
我们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们,在培育玉米稻的过程中,坚持斗争哲学。当阶级敌人把试验品种偷走,妄图破坏测产的时候,我们一面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提前做好第二年的试验准备工作,把育种试验继续进行下去。毛主席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引着我们敢于闯远缘杂交这个“禁区”,还在有关科研部门的帮助下,对玉米稻进行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邓小平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诬蔑工农兵不配搞科研,只能说明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我们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们,决心狠批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搞好群众性的科学实验,用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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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践出理论,决不是“压”理论
四届人大代表、铁道兵某部技术员 胡清碧
科技人员同工农兵相结合,开门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带来了我国科技战线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变化,为广大科技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指引了一条无比正确的光辉道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极力否定这一新生事物,说什么“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三页)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对此,我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文化大革命前,我读了十几年书,学习铁路线路施工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铁道兵部队,参加成昆铁路的修建。领导上交给的第一个任务,是照图纸放一个基坑的位置。这是最简单的技术工作,我觉得满有把握。可是临现场实际工作的时候,竟出乎意料,桩位怎么也放不好。结果,位置搞错了。幸亏有战士们帮助,才纠正过来。当时我很难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找到了发生错误的根源:原来是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被资产阶级的框框束缚了手脚。战士们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们战斗在施工第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关在校门里读书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只能越读越愚蠢。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端正思想路线,同群众密切结合,在实践中认识自然的规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思想作风有了改进。这时候,隧道开挖循用旧的爆破技术已不适应战备施工的要求,领导上让我和爆破班的同志试验搞大断面开挖的一种较难掌握的新技术。我和战士们一起操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摸索到,施工的地理环境条件不同,炮眼的角度、深度和密度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究竟怎么调整才好?不亲身参加实践,要真正认识事物是不可能的。我虚心拜战士为师,学会了打风枪。这样,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很快熟悉了这种新技术。后来,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我们又总结经验,勇闯新路,创造了大爆破的先进纪录,大大加快了隧道开挖的施工进度。
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理论的源泉。直接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实践中去,才能亲知真理,有所作为。如果按照邓小平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鼓吹者的逻辑,关在高楼深院里,冥思苦想造“法则”,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事实证明,“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本规律。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绝不是“压”了理论,而恰恰是丰富了研究理论的第一手材料,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了对科学理论的理解,为多快好省完成战备施工贡献了力量。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科学总是从属于政治的,都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邓小平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散布“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的反动谬论,妄想煽动科技人员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重新回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服务。我们决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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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中国科学院 柳忠阳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到处讲话,下达命令,叫嚷这也要“整顿”,那也要“整顿”。他说“党要整顿”,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化教育都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于是,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带着邓小平的旨意,来到科学院挥舞“整顿”大棒,大搞反攻倒算。
这场“整顿”的政治背景是什么?纲领是什么?阶级内容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是当前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的罪行的一项战斗任务。
邓小平说“现在是积重难返”,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九年无宁日”,“欠帐太多”。什么欠帐?他们就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返到哪里?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破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能力。文化大革命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促进了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就科技战线来说,加强了党对科技工作的一元化领导,许多单位过去资产阶级“权威”说了算的状况有了改变;冲击了资产阶级办科研的旧传统、旧观念、旧秩序、旧方法,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坚持了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工农兵开始登上科技舞台,科技人员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无产阶级进一步占领了科技阵地。革命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蓬勃发展,重大科研成果相继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深远的意义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而邓小平却如芒在背,骨鲠于喉,本能地感到灾难临头。他大肆叫嚷“今不如昔”,在他亲自策划炮制的所谓《汇报提纲》中,造谣污蔑,颠倒黑白,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制造了诸如“科学技术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等谬论,叫嚷要“扭”,也就是要复旧,要复辟,而且“要拚老命干”,“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集中代表新老资产阶级要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强烈愿望,提出“现在各方面都有个整顿的问题”。科技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追随其后,说邓小平说的“整顿”,是对科技界的“殷切期望”和“根本要求”。于是,他们抓“典型”,拟《提纲》,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挥舞“整顿”大棒,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修正主义货色统统恢复起来,以便变科技部门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说:“三项指示”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用这个“总纲”指导“整顿”。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声称:“整顿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又为贯彻三项指示这个纲扫清障碍”。
要扫清什么障碍?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眼里,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就是全国人民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必须用“整顿”予以“扫清”,即把人们的思想“整”到修正主义轨道上去。邓小平发了话:“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于是,各式各样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谬论就在科技界纷纷出笼。他们说什么革命派同走资派的矛盾已转化为“讲团结的这一派同不讲团结的分裂派”的矛盾。这与刘少奇鼓吹的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如出一辙,目的是掩盖党内资产阶级,即掩盖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鼓吹“从南坡爬”,“从北坡爬”,都能达到科学的“珠峰”,这与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异曲同工,目的是抹杀科技工作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鼓吹科技人员都是“公家人,干活为国家”,这是抹杀科技人员中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教唆未改造好的科技人员抗拒思想改造,使之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按照他们的说法,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熄灭了,科研工作和科技队伍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熄灭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同大自然的矛盾;主要任务也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而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把科学研究搞上去”,一切都要围着这个“转”。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被篡改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的运动被歪曲、被“整顿”掉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现象。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千万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千件事,万件事,首先要抓好阶级斗争这件大事。各项具体工作有千条线,万条线,首先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要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的科学技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不讲革命化,只讲现代化,只能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现代化。
按照邓小平的旨意,科技界“整顿”的内容,主要是两大项:一是“整”掉毛主席的革命科研路线,恢复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二是“整”掉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恢复资产阶级的组织路线。
我国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向,正确地解决了科学研究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原则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开门办科研,是贯彻执行这一方向的好形式。它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专业科技队伍和群众性科学实验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因此,开门办科研就被邓小平和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列为“整顿”对象。他们说开门办科研“不成熟”、“不全面”,是“弄巧成拙”,原因是“压了理论”。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他们反对开门办科研,就是反对宪法规定的科研方向,堵塞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割断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他们还宣扬要把外国的东西“统统拿来”,以解决科学技术的“危机”,公然反对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胡说“从工农兵中选拔科研人员的提法有一定的危险性”,鼓吹“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反对工农兵登上科学技术舞台和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他们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他们重弹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滥调,妄图恢复“专家治所”。
“什么叫做复辟呢?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代表手中。”(《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四六页)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嚷:“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即抓政权。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成了“整顿”的重要对象。他们撇开三结合领导班子,用非组织手段,歪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一不懂行,二不热心”的罪名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踢出去,同时又物色搞复辟“不怕被打倒”、“一万张大字报都不怕”的人上台,企图建立一个搞修正主义的“硬”班子。
毛主席指出:“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是不得人心的。当邓小平和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得意洋洋,要“整”掉毛主席革命科研路线的时候,有的同志就尖锐地指出他们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修正主义,指出他们就是“当代的宋江”。不少革命的科技人员对逆流有所觉察,不愿意跟他们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一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就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这就充分证明,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要革命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邓小平的复辟活动,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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