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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各界人士和报刊继续揭露和批判苏修霸权主义
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
一些渔业组织和渔民代表抗议苏联无理限制日本渔船捕捞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电 日本一些报刊继续发表文章，揭露和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北方领土的霸权主义行径，呼吁进一步开展收复北方领土的运动。
日本《北方中心报》四月号发表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粗暴发言是比去年十月葛罗米柯关于北方领土的发言“更加恶劣的无耻的强盗恫吓”。文章说，“苏联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沙皇俄国的衣钵，大言不惭地鼓吹新沙皇的霸权主义。”文章说，对勃列日涅夫的挑战，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
在同一期《北方中心报》上还发表了日本钏路地区一位工人大内清贵的文章。文章说，“我们的北方四岛，现在已变成了苏联的军事基地，已成为它的重要战略据点。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侵略性的军事力量，一旦苏联向别的国家挑起战争，我们的北方四岛一定会立即成为对外侵略的基地。对于苏联的这种行动，我们是不能坐视不理的！”
《本星期的日本》周刊，在最近以“民族的宿愿——一揽子归还北方领土”为题，刊登了“北方领土问题专辑”。日本北海道根室市市长寺?伊?雄为专辑写的文章说，无论从历史上或国际法上来看，北方领土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今后必须坚持一揽子归还北方领土，顽强地持续地开展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
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归还北方领土东京促进会代表坂本德松最近在《劳农战报》上发表谈话，呼吁日本人民进一步展开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收复日本固有领土北方四岛的斗争。
坂本说，日本的“归还北方领土运动，已由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原北方领土居民和渔业界人士的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有广泛的各阶层人士参加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还“鲜明地高举着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旗帜向前发展”。
坂本说，无论勃列日涅夫怎样大叫大嚷地进行恫吓，“日本人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我们的回答是：进一步推动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正义舆论，更加强有力地开展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
坂本指出：“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是反对苏联非法占领，争取日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是反对苏联把北方领土变成军事基地，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并向亚洲扩张的战争政策的一场重要斗争。这是一场与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收复北方领土的这一斗争，是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它正成为一个为推动这一斗争而能够作出贡献的运动。”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一些渔业组织的二百五十多名代表，四月十五日在东京集会，强烈抗议苏联政府蛮横地限制日本渔船在太平洋西北部海域和鄂霍次克海进行捕捞活动。
近几年来，大渔霸苏联一面打着“公海自由”的旗号，派出大型渔船队到世界各地掠夺别国沿海的渔业资源，一面又以种种借口采取限制措施，企图阻止日本渔船进入太平洋西北海域和鄂霍次克海。现在苏联又利用日苏双方正在莫斯科举行的渔业谈判，借口渔业资源缩减，进一步提出了扩大禁止捕鱼区、减少捕捞量和限制捕鱼方式等一系列限制措施。同时，它要求日本在这些海域全面停止捕鱼，而它自己却要在这些海域增加捕鱼量。苏联这种蛮横态度激起了日本渔业组织和渔民的强烈愤怒。
集会发表的声明指出，苏联无视日苏渔业条约及日苏政府间的渔业协定的精神，毫无科学根据地提出单方面限制方案，对日本施加不正当的压力，这种态度是违背国际信义的。
会后，与会的代表们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要求苏联撤销它提出的单方面限制日本捕鱼的方案。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电日本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的渔民代表四月二十一日前往东京的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强烈要求苏联政府立即撤回苏方在日苏渔业会谈中提出的全面限制日本在北太平洋捕鲭鱼的无理方案。
在这以前，北海道地区捕鲭鱼的广大渔民代表四月二十日在札幌市召开了“突破鲭鱼渔业危机的渔民紧急集会”，强烈要求苏联政府撤回它在日苏渔业会谈中提出的无理方案。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讯 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四月十五日发表社论，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加紧进行军事扩张，对日本进行军事威胁。
社论说：“由于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居于重要战略地位，苏联为了争霸，一直想把日本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所以不仅霸占了日本北方四岛，设立基地，象一把对准日本心脏的利剑，还不断有军舰和军用飞机在日本附近活动”。
社论说：“种种迹象显示，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不但不会减轻，而且将会增加，莫斯科不愿交还日本四个岛屿，便是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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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勃列日涅夫的“百倍回收”术
勃列日涅夫前不久出版他的一本言论集时，对他以前一篇讲话中的一句话作了并非不重要的删节。在苏修党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全会的一次发言中，勃列日涅夫在谈到苏联人民的劳动时说，“我们必须毫不吝惜地进行物质鼓励，这笔资金将会得到百倍回收”。这些话在一九七四年版《苏共农业政策问题和哈萨克生荒地的开发》一书中，还是原封不动的。可是打开不久前出版的勃列日涅夫言论集《论苏共现阶段经济政策基本问题》一看，两句话只剩下一句，“这笔资金将会得到百倍回收”一句却被抹去了。
“百倍回收”这句典型的资本家行话，正是勃列日涅夫所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这种贪得无厌的本性曾经引用过一段话作了生动的刻画：“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为了三倍利润，不惜冒绞首危险；为了“百倍回收”，当然可以对一切“毫不吝惜”了。
勃列日涅夫本想借偷偷删节以免过于暴露，但是弄巧成拙，反而越抹越黑。况且，“百倍回收”既然是勃列日涅夫之流阶级本性的一种反映，那么这类词句总不免要时时脱口而出，因而也是删不胜删的。就在这同一篇发言中，勃列日涅夫还说过：只能“把每一个卢布给那种明天我们可以回收两个、三个、甚至十个卢布的地方。……我们大家，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应当学习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句与“百倍回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就漏删了。
勃列日涅夫即使把说过的话抹去了，但是苏修所搞的“百倍回收”的那些人所共知的劣迹，却是任何手法也抹不掉的。
在国内，他们推行的“经济改革”、“科学组织劳动”、“谢基诺经验”、“兹洛宾方法”等等，都是这种“百倍回收”的“赚钱艺术”的体现。苏联有一家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被苏修当局确定为“学习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的先进单位。据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说，这家工厂的“先进”就在于，在这个厂里“作为物质奖励发给职工的每一个卢布可以回收十六卢布六十戈比”。实际上就是发给职工的那一个卢布，勃列日涅夫集团也不会白给，还要通过提高居民税和物价等手段进一步“回收”。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论中央还是地方”，对勃列日涅夫
“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运用得多么娴熟！
所谓“赚钱艺术”，所谓“百倍回收”，说穿了，不过是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所指出的“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的艺术而已！
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同样在运用“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他们大肆吹嘘的所谓“无私援助”，就是这种“百倍回收”的“赚钱艺术”的活标本。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谈到德国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时指出：“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勃列日涅夫集团则更进一步。除上述两张皮外，还要通过强迫受“援”国以低价出售产品归还贷款以及其他方式再剥下几层皮。据印度《经济时报》估计，由于苏修通过各种方式盘剥，到印度还清苏联贷款时，苏联将收回对印度贷款本金的百分之五百六十五点七。就是说，苏修每给印度一个卢布，最后将得到五倍半以上的“回收”。
勃列日涅夫集团当年向埃及提供“援助”时说得多么漂亮，什么“国际主义”啦，“无私援助”啦，真是好话说尽。然而时隔不久，勃列日涅夫就开始“百倍回收”了。要高额利息，要廉价原料，要军事基地，要控制军队，甚至要人家的主权。埃及人民稍加反抗，勃列日涅夫集团就使出歇洛克的手腕逼埃及立即还债。埃及的事例最好不过地说明，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无私援助”是什么货色！
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说过，向国外贷款“不仅提供可能而且提供权利获得自己的利益”；从债务国“进口时所获得的节省能够弥补从贷款国国民经济抽出资金有关的损失，甚至还有多余。”所谓“有多余”，就是“回收”更多的钱。这家杂志倒是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所谓“无私援助”也是一种“赚钱艺术”。
每支付一个卢布就要“回收”几个卢布，以至“百倍回收”，这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信条。他们在国内、国外都不会违背这个信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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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今年首季畜牧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葡萄牙揭露苏联以压价贱买手法使葡遭受损失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讯 据苏联《经济报》最近透露，苏联今年第一季度畜牧业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主要畜产品产量和收购量普遍比去年同期显著减少。
《经济报》今年第十七期刊登的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有关材料表明，苏联今年头三个月的肉类、奶类和鸡蛋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下降，其中猪肉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产品的收购量在第一季度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牲畜和禽类的收购量减少百分之六，奶类和蛋的收购量分别减少百分之四。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今年年初以来苏联各地继续不正常地大量屠宰牲畜，第一季度的肉类产量和收购量还是减少了。不仅如此，据《经济报》供认，继去年年底猪的存栏头数下降百分之二十之后，今年第一季度苏联全国的“猪、绵羊、山羊和家禽的总头数减少了”。
苏联畜牧业和整个农业陷入危机境地，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的恶果。去年苏联农业空前大减产使牲畜饲料缺乏，加剧了畜牧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讯 里斯本消息：据外国通讯社报道，葡萄牙贸易部四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一项数字表明，在亲苏势力掌权期间，苏联用压价贱买的手法，使葡萄牙在酒的贸易中损失了一亿八千二百万埃斯库多。
葡萄牙贸易部透露说，苏联当时用一公升二点六埃斯库多的低价从葡萄牙购买了一亿零五百万公升酒。由于葡萄牙政府向酒生产者所付的收购价高于卖价，因而使葡萄牙损失了一亿八千二百万埃斯库多（约合三百七十万英镑）。葡萄牙贸易部说，它认为人民有权知道这一事件的真相。
另据葡萄牙《世纪报》不久前刊登一篇报道揭露，苏联用百分之五十一的葡萄牙资本和百分之四十九的苏联资本筹建了一个国际海运代理行，企图控制葡萄牙商船队。《世纪报》说，“苏联多国公司有破坏葡萄牙商船队的危险”。葡萄牙商船队、航运和渔业工人工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责说，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葡萄牙民族经济公然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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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位”与篡权
范柏
在今日苏联，出现了这样一场拙劣的争论：莫斯科一个所谓“评论家”扎别林在他所著的《人和人类》一书中公然胡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是为了在历史舞台上让位给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成为革命的阶级了”。扎别林的书一问世，苏修另一个御用文人麦德尼科夫就在苏修《十月》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扎别林的观点进行所谓“批判”，指责扎别林“将自己的评论和西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言论搅在一起了。”也许扎别林的观点事关重大，勃列日涅夫也亲自出马，出来说话，他胡诌什么：“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中，“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国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一道起到首要”的领导作用，等等。
一个要工人阶级“让位”，另一个出来似是而非的“指责”，而苏修头目又要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一道”来领导，真可谓一场颇为热烈的闹剧。
不能说扎别林没有一点眼力，他总算说出了今日苏联的工人阶级已不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或者说已被资产阶级篡了权，用他的话来说，已经“让位”。那么，是不是如扎别林所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苏联的领导阶级了呢？在这里，扎别林是故作糊涂，或者说，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诚然，在今天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自愿或不自愿地为苏联目前的统治阶级服务，是客观的现实。但是，它并不能也不可能掌握苏联的政权。
在今日苏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部门、各单位的大权都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把持。即使其中有知识分子，也已经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即使有的是工人出身，但这些人已经成为工人贵族，是工人阶级的可耻叛徒。他们的权力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来的。哪里是什么“让位”？苏修企图抹煞苏联社会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对抗，是徒劳的。
那么，为什么麦德尼科夫要出来进行一番“批判”呢？这是因为麦德尼科夫看到扎别林所谓工人阶级要“让位”的一番话，不利于苏修叛徒集团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所进行的统治。所以麦德尼科夫摆出一副“批判”扎别林的架势，甚至给扎别林扣上什么“西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其实，麦德尼科夫的批判是假，掩护苏修叛徒集团是真。
勃列日涅夫的用意又何在呢？在最近的苏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还继续胡说：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一起领导，在“党的工作”和完成“各项任务中作用是非常大的”。请注意，勃列日涅夫所谓“共同领导”论是一个大骗局，而且也表明他的反动手法比扎别林和麦德尼科夫更为狡猾，更为狠毒。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在“共同领导”的幌子下，篡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大肆打击、迫害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勃列日涅夫在苏修
“二十五大”上供认：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现在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及农业教育”；“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工业和农业专家。”这些从旧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也就是说，今天在苏联掌握大权的，既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一上台，就完全背叛了列宁制定的“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九八页）的革命原则，竭力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篡夺了苏联工人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大权。苏修头目公开叫嚷：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他们在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把代表工农利益的干部清洗掉，把大批忠于马列主义的革命者赶下领导岗位。仅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二十大至二十二大就清洗掉苏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百分之七十八。仅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就至少开除共产党员十六万余名，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党员。苏修叛徒集团经过多年的排挤、打击和迫害工人阶级，把持了一切大权。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篡权得势，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全面复辟。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遭受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这就是苏修新沙皇的所谓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共同领导”的血腥现实。
苏联复辟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篡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所以十月革命的胜利得而复失。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告诫无产阶级：是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工人阶级“让位”给资产阶级来领导，这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革命与复辟的大事。苏联工人阶级一定会从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积聚斗争的力量。尽管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苏联工人阶级必将走上列宁指引的道路，在苏联重建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