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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日益认清霸权主义本质 进一步揭露缓和骗局
拉美舆论纷纷谴责苏联侵略扩张行径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今年年初以来,拉美国家的报刊进一步揭露苏联假缓和、假裁军的骗局,广泛地谴责它到处侵略扩张的罪恶行径,并日益认清其霸权主义的本质。这是在苏联直接插手和指使其雇佣军干涉、侵略安哥拉,并在南大西洋加紧军事扩张以后,拉美国家舆论界在反帝反霸方面出现的更强烈的呼声和新的警觉。
苏联新沙皇出于其称霸世界的需要,在“欧安会”之后更加起劲地鼓吹“缓和”、“安全”,妄图麻痹和欺骗世界人民,并以此为烟幕拚命扩张军备,肆意侵略与掠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拉美报刊起来戳穿苏联的欺骗宣传。
阿根廷《不妥协报》、洪都拉斯《新闻报》、墨西哥《永久》周刊、《巴拿马明星报》、苏里南《洵南日报》和委内瑞拉《怎么办》周刊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谴责苏联唱的是“和平”和“裁军”的高调,干的却是扩军备战、推行霸权主义的勾当。阿根廷《不妥协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十分重视战争准备和经济军事化,军事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一九六○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一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十九点六,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纳粹德国。文章说:“苏修集团所鼓吹的‘和平’政策实际上是准备战争”。洪都拉斯《新闻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苏联口头上讲和平,但恬不知耻地进行战争。它口头上赞扬裁军,但是年复一年地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苏里南《洵南日报》列举苏联赤裸裸地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策划肢解巴基斯坦以及对安哥拉实行武装干涉等事实之后,揭露勃列日涅夫“和平天使”的伪装,并指出,“他原来只不过是一个伪君子”。
一些拉美报刊认为,所谓欧洲“和平”与“安全”,纯属幻想。“欧安会”首脑会议所签署的“最后文件”只有利于苏联巩固其既得利益,丝毫不能束缚其侵略扩张的手脚。《巴拿马明星报》的评论指出,“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只是一纸空文,“这张废纸的作用不过是为了正式承认苏联划定的目前欧洲的边界”;在这次会议之后,苏联首先在葡萄牙、接着又在安哥拉进行干涉。
评论还说,克里姆林宫所理解的“缓和”政策,就是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向它提供大量的粮食和广泛的技术援助,同时却容忍它在它认为合适的地方进行各种干涉,包括军事干涉。洪都拉斯《新闻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说:苏联一贯玩弄虚伪的政治手法,它“毫不犹豫地签署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的条约,但是也毫不犹豫地和更加厚颜无耻地推行它的干涉政策”。巴西《圣保罗州报》在社论中指出,“苏联人打算利用他们的‘缓和’政策使西方芬兰化”,“把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强加给世界”。
苏联对安哥拉的粗暴干涉使拉美国家的舆论界人士更加认清了新沙皇的狰狞面目。有的报刊指责苏联在安哥拉“无耻地、赤裸裸地扮演帝国主义大国和干涉者的角色”(《墨西哥先驱报》);有的认为苏联对安哥拉怀有“扩张主义野心”(委内瑞拉《一周》周刊和阿根廷《不妥协报》);“用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干涉”来觊觎安哥拉的矿藏和通往大西洋的出海口(阿根廷《新时报》);有的指出苏联“唯一的目的是要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控制这个国家”(委内瑞拉《怎么办》周刊),企图把它变为自己的“新殖民地”(苏里南《华新报》)。而许多报刊从苏联派遣雇佣军屠杀安哥拉人民和在南大西洋加强渗透扩张的活动中,更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对拉美国家独立和安全的真正威胁,并对此表示了严重的关注和戒备。委内瑞拉《世界报》认为,苏联的雇佣军“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可能在美洲重演”。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报》也认为,苏联在安哥拉应用的“同样的策略和同样的军队将能够应用于拉丁美洲”。阿根廷《民族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对南大西洋地区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并且强调要用行动来对付苏联的扩张行动对阿根廷构成的“已经直接逼近的”威胁。《巴拿马明星报》指出必须对苏联的加速扩张提高警惕。这家报纸说:“苏联扩张主义已把它的汤匙放进了非洲和亚洲的一些锅里,它在美洲拥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据点”。哥斯达黎加《民族报》也说,为了确保国家的“完全独立和安全”,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必须保持警惕和戒备”。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拉美国家的舆论界越来越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委内瑞拉《怎么办》周刊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今天,苏联尽管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文章说,苏联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维持其法西斯反动统治,在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的同时,还必然致力于疯狂的侵略和扩张”。委内瑞拉另一家周刊《一周》也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早已把马克思主义抛在一边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苏联今天沦为这样一种状况: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说:“委内瑞拉人民应该严肃对待这个超级大国的活动,它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掠夺比美帝国主义还厉害”。


第6版()
专栏:

反对垄断资本转嫁危机 抗议无理解雇工人
美日英加四国工人举行罢工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讯 克里夫兰消息:美国七万名橡胶工人四月二十一日清晨零点开始举行全国性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保障工人生活。
这些工人属于美国最大的四家橡胶公司——费尔斯通轮胎橡胶公司、固特立公司、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和尤尼罗伊尔公司。他们和资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便在旧的劳资合同于四月二十一日清晨零点满期的时候立即举行罢工。在美国橡胶工业最重要的集中地——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罢工一开始,工人们就离开了工作地点,并且在固特异公司和费尔斯通公司的许多工厂周围布置了纠察线。这次大罢工使这四家公司分布全国的四十七家工厂全部停闭。
据报道,由于在旧的劳资合同中没有规定工资应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的条款,严重的通货膨胀使橡胶工人的实际工资在过去三年中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在这次谈判中,工人们坚决要求大幅度地提高工资以弥补他们在过去三年里所受的损失。
这次橡胶工人的大罢工是今年美国爆发的第二次争取提高工资的全国性罢工。橡胶工人的斗争对今年其他行业工人的斗争将会发生重要影响。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日讯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日本全国各地两百多万产业工人和各行业职工四月二十日举行罢工,反对垄断资本转嫁经济危机,要求增加工资。
国营铁路的二十多万工人和私营铁路的十多万工人互相配合举行七十二小时罢工,日本全国大部分国营铁路干线和大城市近郊的私营铁路干线以及公共汽车完全陷于瘫痪。
同时,三十九个城市的市营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人也参加了这次罢工。
日本全国二百九十七个电报电话局的工人和职员三万人以及邮政局、专卖和林业等国营企业工人也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
属于纺织同盟的二十一万纺织工人举行了全天罢工。
一百万市公务人员、五十万教师和职员同其他行业的工人斗争相呼应也举行了部分时间的罢工。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电 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设在牛津的考利装配厂的三千多名汽车工人,四月二十三日举行罢工抗议资方无理解雇工人。
罢工工人们在举行的集会上,对资方无理解雇两名工人提出强烈抗议。罢工使考利装配厂生产全部停止。
雷兰德汽车公司设在代尔斯顿和斯塔夫德配件厂的货车司机为要求增加工资已罢工了一个星期。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电 加拿大魁北克省十七万五千名工人、医务人员和教师四月二十三日举行罢工和罢教,使全省的医院、学校等处于瘫痪。
据蒙特利尔的《新闻报》报道,这个省自二月二十六日以来,已发生过七次全省规模的大罢工。(附图片)
美国西弗吉尼亚的矿工举行示威,要求获得罢工的权利。 新华社发


第6版()
专栏:

打着经济合作招牌 干着损人利己勾当
苏修加紧掠夺蒙古矿产资源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讯 苏修正迫不及待地采取措施,加速建设由它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额尔登丁铜钼矿,以便把这些矿产品及早搞到手。
额尔登丁位于蒙古北部的布尔干省,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和一定数量的钼矿。苏联自从一九七○年攫取了这一矿区的勘探权之后,不断加速其掠夺步骤。一九七三年,它同蒙古签订协定,成立了由苏联人担任总经理的额尔登丁铜钼矿采矿选矿联合企业,并迅速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目前,苏联已有十八个设计院和科研机关直接参与这个矿的设计,苏联的工业建设部、运输建设部、动力和电力化部、铁道兵等部门分别承担了矿区建设任务。一条由达尔汗的萨勒希特通往额尔登丁的铁路线已经提前建成,这样,铜钼矿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运往苏联内地。苏联当局还从西伯利亚的古西诺耶湖架设了一条长达二百七十公里的高压输电线路,准备将电力输往矿区,直接控制矿山的动力命脉。在矿区内,露天采矿场的第一期工程已在去年开工。选矿厂的建厂工作今年动工,计划于一九七八年提供首批产品。
苏修对蒙古的铜钼矿建设如此热心,完全是为了扩张掠夺。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同蒙古的“经济合作”,“对发展苏联的经济起着不小的作用”。蒙古的矿产品一直是苏修掠夺的主要对象。苏修已经攫取了蒙古的萤石和钨砂等矿产品,现在对铜和钼这类重要战略物资当然也不放过。
苏联报刊承认,这个矿投产后“将使苏联需要的铜的相当一部分得到供应”。苏联还规定,蒙古要在二十年内用铜钼矿产品抵偿为建设这个“合营”企业而欠的苏联债务。


第6版()
专栏:

凶相毕露
——揭露苏修“加强法制”的反动实质
钟柯发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装出一副菩萨面孔,大谈什么他们要“为了人的幸福、为了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达到一个什么“最崇高人道主义目标”。苏修先生们总是把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的“全民国家”,描绘得美妙无比,简直就象一个“王道乐土”。然而,翻开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仔细一看,正如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说的那样,虽然“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是“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的报告中,对他们那里的“法律秩序”不稳和“纪律松弛”感到惶恐不安,叫嚷这是“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他凶相毕露地扬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予以制裁。具体地说,就是“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在这里,勃列日涅夫自己扯下了仁义道德的面纱,露出了凶相。
所谓“完善立法”和“加强法制”,无非是炮制各种法律条令,为其法西斯统治披上更“完善”的合法外衣而已。列宁指出,法律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苏联现在的法律,正是勃列日涅夫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他们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自从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炮制了许多反动的法律,其主要目的是:集中对付反抗苏修黑暗统治的所谓“国事罪”,疯狂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特别防范运输、制造、使用武器弹药,用严厉的刑罚来对付工农群众的暴力反抗;任意逮捕和审讯对其法西斯统治稍表不满的苏联人民,以巩固其反革命秩序。
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们就抛出了所谓《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规定要严惩所谓进行“反苏煽动”、“聚众骚乱”的人。苏修早已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任意奴役压榨广大苏联人民。有压迫,就有反抗,苏联人民起来揭露苏修的法西斯统治,这是保卫苏联十月革命事业的正义行动,那里有什么“反苏”可言。一九七二年五月,勃列日涅夫一伙变本加厉地把什么“情节严重的违抗”、“反抗首长”、“强迫首长违反职责”、“对首长实施暴力行为”等等,统统宣布为“严重罪行”,一律予以严厉镇压,甚至判处死刑。这就是说,对于苏修的统治,苏联人民只能唯命是从,俯首帖耳,不得稍加“违抗”,这不是道道地地的法西斯专政吗?
勃列日涅夫一伙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任意迫害人民群众。一九六九年七月抛出了《预押条例》,就是一个例证。它明文规定,对于“依法可能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罚的被告人、受审人和犯罪嫌疑人”可以实行“预押”。这就是说,只要苏修当局对谁看不顺眼,就可以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送进监狱或集中营,并采用各种毒辣的手段,残暴地折磨被“预押”的无辜人民。按照《预押条例》的规定,对被预押者可以任意“搜查”、“关入单身禁闭室”,或者“戴上手铐”、“穿上紧身衣”,甚至加以杀害。苏修颁布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纲要》,把苏联的“劳动改造营”分为普通、强化、严厉和特别四种。在“劳动改造营”中,采用种种残暴的手段,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对不满苏修反动统治的人进行摧残。苏修在一九七三年六月炮制了《关于苏联民警维护公共秩序和防止犯罪行为的基本职责和权限的法令》,以“维护公共秩序”和“预防和制止犯罪行为”为名,动用警察随便抓人,非法用刑,草菅人命。一九七五年六月,又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立法的措施》的决议,强调经济立法必须保证“法制和国家纪律得到进一步加强”,力图在经济领域中巩固其反革命秩序。
苏修炮制的反动法律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的报告中吹嘘“已经使法律规范符合其社会业已达到的新水平”,并且叫嚷还要继续加紧制定新法律,使“其效力范围包括生活中从前未受法律调整的领域”。苏修叛徒集团同苏联人民为敌,大肆剥夺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想用多如牛毛的反动法律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充分暴露了苏修“加强法制”的法西斯本质。
苏修叛徒集团把强化法西斯专政的镇压机器,作为执行法律的保证。因此,它强调要“加强防御能力和完善武装力量”,要求“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它的新担负的职能”,并且“不断注意完善民警、检察机关、法院、司法机构”的工作,配备“训练有素的、称职的干部充实这些机关”。
勃列日涅夫之流继续加强已建立的现代化“内卫部队”。苏修先生们宣称,在他们那个美好得有如仙山琼阁的“全民国家”里,“阶级对抗”“已经消失”,“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幸福”。那么,庞大的“内卫部队”究竟是为谁而设的呢?“内卫”二字,岂不是把你们动用军队镇压敢于造反的苏联人民的“天机”泄露了吗?多年来,苏修为了扑灭国内人民反抗的烈火,曾多次下令军队开枪,屠杀苏联人民。据不完全的报道,第比利斯、奇姆肯特、哈尔科夫、考纳斯、塔林、明斯克、列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等地的群众性罢工、游行示威和暴动,都受到苏修军队的镇压。
苏修统治集团还通过秘密的专政机关,加强对苏联人民的监视和控制。他们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特务机构,人员达到好几十万人,并且建立了一套从国外到国内的完整的体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州和市都设有下级机构,特务人员遍及各行各业。在今日的苏联,职业特务的魔爪到处伸展,为非作歹,残害人民。一九六八年,苏修把“社会安全部”改为“内务部”,还增设了“专业化保卫局”、“夜间民警局”、“摩托化民警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侦察、电讯和镇压工具。一九七三年,他们明令扩大民警的权力,让公开的和秘密的警察假借种种口实,任意搜查住宅,逮捕人民,开枪杀人。一九七○年,他们成立了司法部,打着“加强法制和同犯罪作斗争”的幌子,对苏联人民加紧迫害。他们还设立了十一所培训高级特务和警察的专业学校。此外,他们改组和强化了所谓“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全国设立了大量的“人民监督组和监督岗”,其成员竟达九百多万人。他们还巧立名目,扩大和新建了许多法西斯专政的辅助机构,如“志愿纠察队”、“公众委员会”、“违法现象预防委员会”、“公众与民警社会治安站”等等,把法西斯魔爪伸向每个机关、工厂、农庄、学校、家庭。
苏修在国内广设监狱,遍建集中营,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被关押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满苏修新沙皇统治的政治犯。他们被当局用酷刑、苦役、饥饿加以无休止的迫害。更有甚者,他们还把“疯人院”作为他们的反革命暴力工具。“疯人院”的头目经常用严刑拷打把原来健康的所谓“疯人”打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甚至用电休克、胰岛素休克,使他们经常处于昏死状态。
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深刻地揭示了苏修国家政权的法西斯本质。苏修实行法西斯统治,丝毫不表明它的强大,而正好说明它极其虚弱和极端害怕人民。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必将遭到人民的加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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