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哲学斗争和阶级斗争
——读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
李思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发展。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既然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全面进攻，我们就不能不从几个方面进行全面反击。每一条政治路线，都有相应的思想路线为它提供理论武器。要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批深批透，必须深挖它的反动的思想根源。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还要努力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杨荣国同志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是一本比较好的中国哲学史读本。读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解。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二页）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都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为当时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在哲学史的研究上，也必须牢牢掌握住“阶级斗争是纲”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以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为主线，把中国哲学史贯穿起来。编者在《序言》中说：“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是历史上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儒法斗争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但总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则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本书编者正是根据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发展，阐述了各个时期不同形式的哲学斗争。
《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斗争，作为一个重点，因为这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变革时代的斗争。经济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必然会在上层建筑方面引起激烈的搏斗。奴隶主是依靠“天命”的神话来进行统治的。奴隶主贵族享有统治地位，是由于“天命”；他们的各种特权，是“天命”规定的。被压迫的奴隶和新兴的地主阶级要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要反“天命”。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孔丘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他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把“天命”思想改装为一个先验的道德规范“仁”，建立起一套唯心论的思想体系。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要奴隶们和地主阶级克制自己的欲望，去服从反动奴隶主的旧礼制、旧秩序。因此“克己复礼”就成为孔丘用来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他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要把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请出来，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复辟奴隶主贵族的反动专政。
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商鞅和韩非都提出要废除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打破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要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主阶级的“礼治”，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法治”。他们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用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荀况用唯物论的观点反对唯心论的“天命”论。他阐发了人能征服自然的光辉的人定胜天思想。在他看来，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是一代胜过一代。他反对儒家“今不如昔”的倒退历史观，对“法先王”的反动口号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儒法两家都很重视文化教育领域内的斗争。在奴隶制国家中，文化教育完全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垄断局面逐步被打破。少正卯就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聚徒讲学，宣传反对奴隶制的言论，要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人材。正因为这样，孔丘对少正卯极端仇视，他一当了权，就把少正卯杀掉。孔丘提出了整套反动的教育思想，为以后历代的反动阶级所宣扬，流毒很深。
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总要复辟，地主阶级则要反复辟，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进行了四、五百年。
封建制确立以后，地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从革命逐步走向反动，为了维护他们阶级的统治，把原来为他们自己反对过的奴隶主的思想，又拾了起来。汉代的董仲舒用阴阳五行的神学唯心论，把孔丘的“天命”思想，改造得更为“精巧”，更加体系化。他把孔丘为保存奴隶主等级制而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改造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认为这种封建统治秩序是天经地义，绝对不能改变的。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就是为这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作辩护的理论，所以，这种理论长期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同时，在地主阶级内部也产生了矛盾。人数很少的大地主阶级，不但拥有大量土地财富，而且往往是掌握统治权的，在政治上有最大的特权。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但残酷地镇压农民，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压迫中、小地主阶级。中、小地主不愿受大地主的压，要求变革。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哲学上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主要就是中、小地主和大地主之间的斗争的反映，是要求进步、革新和顽固守旧、倒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宋代王安石变法，就是代表中、小地主反对大地主阶级的斗争。王安石用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理论上为他的政治主张作辩护。他的变法革新，仅仅是要对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封建特权，加以某些限制，却也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对王安石实行的变法措施，这也不满，那也反对。朱熹恶毒地咒骂王安石是“肆情反理”、“迷国误朝”，简直是罪大恶极。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动，他们宣扬唯心论的绝对永恒的“理”，就是要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和他们的封建特权，是万世不变的“天理”。
代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法家人物，有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不会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制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敢于提出反对封建制度的，是农民。《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阐述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哲学思想。正是起义农民，提出了“法平等，无有高下”、“等贵贱，均贫富”这样革命的口号，反对地主阶级的种种特权，用农民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
《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把另一个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上。这个时期，正是我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日益依附帝国主义，执行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革命路线；中国人民大众则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政治上的大变革必然带来思想战线上的大搏斗。
那时候，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广大农民。从鸦片战争开始，广州三元里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洪秀全借用宗教的外衣宣传农民的平等思想，提出“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以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当然，在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的情况下，农民的这种平等观，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是，它确实表达了广大劳动农民迫切要求推翻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特权压迫的革命要求。
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要用暴力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在思想上则坚决批判孔孟之道，清算他们的“妖书邪说”。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叫嚣要“扶持名教，敦叙人伦”。他是封建统治的顽固卫道士，孔孟之道的狂热吹鼓手，又是近代中国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的汉奸卖国贼的祖师爷。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在前期，表现为改良派和洋务派的斗争，在后期，表现为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从官僚、地主、商人中逐步地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他们主张维新，要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了庸俗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要用这些“新学”、“西学”来反对“旧学”、“中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学校，废除封建的科举制度。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认为封建的正统思想——孔孟之道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决不可以改变的“体”，只是可以将西方的工业技术“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正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特权，他们才成了“洋务派”，甘心充当买办洋奴。
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变法而反对革命。因此，戊戌变法以后，革命进一步深入了，他们还停止在原来的地方，逐渐走向反动，成为“遗老”保皇派和“复辟的祖师”（鲁迅：《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在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的代表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封建皇朝，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理论上，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主张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代替封建等级特权，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地主阶级专政。但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决不可能真正完成。辛亥革命的结果就是如此。
革命再进一步深入，从五四运动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原来曾经积极参加革命的章太炎，思想还停止在原来的地方，没有随着革命的前进而前进，从尊法反儒的革命派一变而为尊孔读经的守旧派。这再一次说明：每当革命进一步向前深入的时候，总有一些原来参加到革命队伍里面的同路人，由于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对革命不满，发生抵触，以至反对革命。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就是这样吗？大量事实证明，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现实的斗争。正如本书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通过学习和总结哲学史上两军对战的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提高我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注意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阶级斗争。”“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其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用儒家的反动思想来篡改马克思主义，为其复辟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在大造反革命舆论时，可以直接引用儒家的词句，也可以不直接引用儒家的词句。由于孔孟之道被批得越来越臭了，他们在较多的情况下只是宣扬儒家的反动思想，而不再原封不动地采用儒家的词句，甚至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儒家思想装扮一番。学点中国哲学史，认清儒家思想的反动实质，就可以在它化了装的情况下也能识别和批判。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学点哲学史，掌握历史上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比较深刻地认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与他的反动的思想路线的关系，更有力地进行这场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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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元祐更化”与“整顿”
蒋昭义
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借“整顿”之名，行反攻倒算之实，又是他们袭用不已的老谱。北宋司马光等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反对王安石变法，即是一例。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法家，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他在宋神宗（赵顼）的时候当宰相，推行青苗、均输、免役等一系列新法，想要抑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这次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的竭力反对。当时的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反动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攻击王安石的新学、新法是心腹之大患，乱世之祸根，叫嚣“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他们一边对王安石施行人身攻击，一边竭力推举司马光上台收拾局面。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一○八五年），司马光一上台，就大搞“整顿”，把王安石推行新法十余年的成果，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整”得几乎一干二净。这就是历史上的“元祐更化”。什么叫“更化”？就是更改新法，“化”回“祖宗旧法”的老路上去。
从这一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法与旧法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司马光等顽固派攻击王安石“尽变祖宗旧法”，“成者毁之，弃者取之”，无非是说，推行新法把他们赖以存在的旧秩序、旧制度冲垮了，危及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命根子。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一下子冒犯了大地主、大商人、官僚士大夫的利益，尽管只是小有改革，并非革命，顽固派也非要拚死反抗不可。
顽固派要翻案，总是把自己说成是救世主，而把一切推行变革的人们说得一无是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他们借“整顿”之名、行翻案之实的卑劣目的。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上台以后，就举起“整顿”的屠刀，对新法大杀大砍起来。可是，司马光诋毁新法的理由，全是谎言、诽谤罗织起来的。例如，为了废除免役新法，恢复差役的旧制度，司马光一再掩盖真相，歪曲事实。他说，来自居民中几千封奏章“没有不说免役法之害的”。经过革新派章惇的调查，实际状况是讲免役法“为便者，亦自不少”，而司马光故意把这些奏章隐瞒起来。司马光危言耸听地夸大新法的缺点，说免役法驱迫贫民，弄得老百姓荡尽家产，流移无归，或转死沟壑，或聚为盗贼。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被章惇用事实一一揭穿。顽固派不择手段地编造这些愚蠢拙劣的伪证，无非是为了证明翻案有理，革新有罪，为“整顿”制造借口。
象司马光这类顽固派头子，对王安石变法是从来没有认过输的。有些顽固派在变法斗争中失败了，被逐出朝廷，但他们翻案复辟之心不死。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吕诲的，在他临终咽气的时候还鼓动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也即复辟仍有希望），君实（即司马光）勉之！”自己不行了，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同党身上。司马光自己也叫嚷过：不把新法铲除干净，“死不瞑目”。基于这种顽固到底的反动立场，一旦复辟条件成熟，在“整顿”的时候手段也就特别毒辣。司马光等残暴地打击和迫害革新派，贬逐的贬逐，逼死的逼死。相反，对王安石变法时期被赶下台的文彦博、吕公著等顽固派，则说成是“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将他们一一官复原职，使他们“毕集于朝”，弹冠相庆，纠集起一股翻案复辟的恶势力。顽固派扼杀了新法，而他们自己又干了些什么呢？清初王夫之对此曾有一概括的论述：“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进一人则曰此熙丰（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的年号）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宋论》卷七）总之，同新法对着干，开历史的倒车，结果搞得国家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外族入侵，连年不绝。
从“元祐更化”这一历史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到，顽固派的所谓“整顿”，就是翻案、复辟的代名词。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的“整顿”，同司马光等顽固派如出一辙。他以“整顿”为幌子，网罗他认为“可以倚信”的“国之老成”，即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打击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他以“整顿”为幌子，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要把文化大革命“所兴”的都“革”掉，把文化大革命“所革”的再“兴”起来。总之，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他与司马光不同的是，司马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他是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比司马光多了一层骗人的“老革命”的画皮。邓小平提出“整顿”的口号，说是为了“四个现代化”，理由比当年司马光恢复祖宗旧法更加冠冕堂皇，格外振振有词。但是，说穿了，邓小平与司马光一模一样，无非是借“整顿”之名，搞反攻倒算，搞翻案，搞复辟。然而，翻案不得人心。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整顿”也好，其他的名堂也好，都挽救不了他们彻底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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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说开去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 黄广廷
电影《决裂》中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情节：那个顽固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副校长曹仲和，为了把工农同学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竟振振有词地说：“孔夫子三千弟子，也不过七十二贤人嘛。”曹仲和抬出孔老二办私学的事来作为立论的根据，很说明点问题。
鲁迅曾对孔老二培养极少数人的教育路线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他说，孔丘“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从三千中挑了七十二人，最后只剩一个，可谓少得无可再少了。鲁迅的话，活龙活现地刻画出孔老二为没落奴隶主阶级训练忠实奴才的丑恶嘴脸。同时，也说明了孔老二那一套，在当时之不得人心。
奴隶社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奴隶主阶级的教育，是为奴隶主培养统治劳动人民的人材，这就决定了孔老二只能培养少数人。无产阶级革命要一步一步向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前进，要解放全人类，“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需要经过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这个“千百万”，就是千千万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如果没有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但共产主义不能实现，甚至还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伟大的事业，怎么能同孔老二办私学扯在一起呢？曹仲和身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教育，硬要到孔老二的僵尸上找根据，这只能说明，他推行的是一条复古倒退路线，要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人材”。
电影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曹仲和到孔老二那里找根据，说明了凡是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尊孔派，都要用孔孟之道来奴化青年。现实生活不正是这样吗？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肆鼓吹“读书做官”论，宣扬的正是孔丘及其门徒说的“学而优则仕”那一套。林彪为了“克己复礼”，也用孔孟之道培植他的死党，还要他的儿子学习孔丘“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用“学而优则仕”那一套引诱学生重新去爬修正主义的宝塔尖。这些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这说明，去年刮起来的右倾翻案风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仍然是没落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
经过批林批孔，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重新搬出孔孟之道的一套，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尊孔和反孔是长期的斗争。邓小平不仅是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也是在翻批林批孔的案。绝不能认为，经过一次批林批孔运动，在我国相传两千多年的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就从此彻底覆亡了。对于流毒甚广的孔孟之道，批过了决不等于批透了，也不等于批臭了，更不等于肃清了。党内走资派总是要抬出孔老二的僵尸来搞“克己复礼”的反动事业，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深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继续批判孔孟之道，坚持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