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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
桂志
毛主席指出：“走资派还在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阶级斗争现象，搞清楚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强调指出要警惕党内出现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物。十三年后，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更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主席再次明确指出这一点，并且进一步阐明：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干部，大多数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虚心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努力改造世界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少数走资派却顽固地保持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头也不回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去年夏季前后带头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本来就是刘少奇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揭发和批判。他承认了自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是要“悔过自新”，“永不翻案”。然而，他重新工作以后，却兴风作浪，翻案复辟，反攻倒算，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可见，“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
在去年一段时间里，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的煽动下，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凶，正在走的走资派一个个赤膊上阵，表演得淋漓尽致。他们这次亮相，使人们大开眼界。人们不禁要问：他们闹翻案，为什么那么猖狂？为什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正在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他们就又跳出来了？就因为他们的翻案言论和行动不单纯是个人情绪的流露，而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变成复辟行动。毛主席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但老的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不只社会上有，党内也有。党内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革资产阶级的命，就不能不革到他们头上；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就势必要跳出来反对。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考茨基之流把列宁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说成是个别人的问题，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如果把全部问题看成个别人物的问题，那是荒谬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页）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翼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走资派，同新老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愿望。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愿望，必然要驱使走资派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他们不走是不可能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要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表人物，走资派决不会因为某个代表人物倒台而绝迹。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之所以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只承认党的最低纲领，从来不准备实现党的最高纲领。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他不愿跟无产阶级一起革资产阶级的命，相反，却想方设法去实现他的资产阶级理想。他对无产阶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总是不顺心，有抵触，甚至横加阻挠，竭力反对。从反对合作化，到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凡是不适合资产阶级口味的东西他都要“扭”，总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整个地“扭”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毛主席指出：“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实践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仍然死死抱住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就必然会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对继续革命，站到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由于我国现在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也就存在走资派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并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商品、货币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某些人就会利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某些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发展下去，他们就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力图保持他们靠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取得的利益，还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并且千方百计要使他们的下一代继承和扩大这些东西。他们关心的不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一般干部的利益，而是保护那些靠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得到很多“好处”而还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的利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每走一步，都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干下许多不利于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绝大多数干部，而只是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分子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有利的事。他鼓吹“台阶”论，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破坏老、中、青三结合。他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刺激人们对商品和货币的占有欲望，想要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进而改变企业的领导权和所有制。他鼓吹“专家治厂”、“专家治所”，反对批判“知识私有”、“技术私有”，想要恢复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扩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他纠集右倾翻案势力，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带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中来。他还竭力反对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由此可见，他是利用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来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命根子。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就是不可避免的。
正在走的走资派能够大搞复辟倒退，而且敢于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居于“当权”的地位，手中握有一部分权力。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当然都希望复辟资本主义；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经过多次激烈的阶级斗争，老的资产阶级名声已经很臭了，没有什么号召力了；社会上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大都是非法地生长起来的，要出头露面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也不大容易。于是，他们就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党内走资派可以用“共产党员”的称号和“领导干部”的身分篡夺领导权，以“合法”的形式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名义的情况下大搞资本主义。他们凭着篡夺到手的一部分权力，只要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可以部分地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如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篡夺了领导权，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不正是凭借窃取的权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吗？刘少奇、林彪使一部分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不也是这样干的吗？邓小平过去就曾利用手中的权力，伙同刘少奇大砍合作社，以后又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复辟倒退的路线，还竭力阻挠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和限制；去年，他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压制、排斥革命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极力扶持、重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极力阻挠、干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总之，他企图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把社会主义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如果让他们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党和国家将会出现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今年四月上旬，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正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吗！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都集合在邓小平的黑旗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广大革命群众，发动了疯狂的进攻。这样的事件发生在首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凶恶狠毒，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邓小平代表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利益，这些反革命分子吹捧邓小平，想要抬出他来当反革命政变的头子。他们的矛头所向和罪恶目的，与邓小平干的完全是一回事。
这些事实又一次引起我们深思：“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任何时候都不可放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不可放松对党内走资派的警惕。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集中火力深入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一切反动罪行。当然，这决不是说，可以忽视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可以放松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活动的警惕。我们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很重要的一条，正是他们保护、纵容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清楚地说明，必须把批判邓小平和打击反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他们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只要这个阶段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然会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走资派就必然还要走。同样，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人物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搞资产阶级专政，革命群众就必然要起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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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没落阶级的哀鸣
李汛
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疯狂叫嚷：“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历史上，诅咒秦始皇的种种恶毒语言，本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的哀鸣。两千多年以后，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哀鸣又引起了反动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共鸣。这一点也不奇怪，而是合乎阶级斗争的规律的。
借咒骂秦始皇来反对革新、要求倒退，古已有之。因为秦始皇在历史上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实行了一条革新、前进的政治路线，坚决镇压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反动儒生们的复辟倒退活动，所以他就成为一切主张复辟倒退的顽固派眼中的“千古罪人”。当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没落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就在陨石上刻字，制造谣言，咒骂秦始皇，说什么“始皇帝死而地分”，妄想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度。辛亥革命以后，疯狂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保皇党分子康有为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借此咒骂革命，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在他大骂秦始皇的同时，就提出了“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反动口号。一九五七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镇压反革命说成是“秦始皇式的独裁”，为的是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林彪的《“571工程”纪要》把无产阶级专政骂为“执秦始皇之法”，为的是篡党夺权，“克己复礼”。四月上旬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咒骂“秦皇”，也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采用没落奴隶主的手法，攻击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诗）尽管当年没落奴隶主和他们的附庸反动儒生，咒骂秦始皇，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还是强大起来了。虽有赵高搞了一场复辟，也是短命的。汉承秦制，发扬光大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没落奴隶主阶级残余势力一再挣扎，最后还是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林彪骂秦始皇，想借此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到头来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一小撮阶级敌人又一次仿效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哀鸣，他们也只能象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一样，落得同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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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造谣者必败
朝阳农学院学员 张淑芬
一提起“造谣”，人们就油然想起“可耻”二字。然而，古往今来，造谣者并没有绝迹。
谣言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鲁迅在《谣言世家》一文中指出：“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
谣言是一切没落腐朽的剥削阶级运用的一种武器。正因为他们没落了，腐朽了，虚弱得很，而又要挽救垂死的命运，要同革命的先进的兴旺的阶级斗，所以只好求救于谣言。但是，我们也不可小看谣言的作用。谣言不是站在明处使出来的真刀真枪，而是躲在暗处放出来的毒蛇暗箭。明处的真刀真枪还好提防，背地的毒蛇暗箭却更容易使人受伤害。鲁迅分析过：“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
暗伤与明杀，这两手，反动阶级往往配合起来，交替运用。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刚上台不久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无辜杀人怎么交代呢？于是他就大造谣言，强加少正卯以“五大罪状”。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对于此道也颇得心传。一九七○年，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伙同其死党陈伯达，费尽心机，捏造了五大谎言，煽风点火，发动了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政变。此计不成，就一面继续造谣，一面磨刀擦枪，大搞《“571工程”纪要》，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结果是阴谋败露，仓皇逃窜，死无葬身之地。今日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当上了谣言店大老板。去年七、八、九月，社会上谣言四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另一些谣言却给邓小平涂脂抹粉，把他打扮成“海青天”式的“救世主”。这样一来，反而暴露了这些谣言的来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展开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感到危在旦夕，拚死对抗和破坏，还是乞灵于造谣。他们用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去年七、八、九月以来在阴暗角落里流传的政治谣言，在今年四月上旬的天安门广场上，一下子变成了明目张胆的反动演说，反动传单。而这也只不过是把邓小平这个谣言店大老板的身分更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谣言是反革命行动的先兆，反革命行动是谣言的归宿。在谣言的后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那就是扰乱视听，扭转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可是，造谣者哪里懂得鲁迅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的道理呢！他们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愿，代表的是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所以注定了必然失败。
然而，对于失败，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他们时刻窥视时机，准备东山再起，以求一逞。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因为真理不在他们一边，群众不在他们一边，他们想要闹点什么“名堂”，只得使用造谣这个可耻的武器。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一页）狐狸再狡猾也骗不过好猎手，谎言再“动听”毕竟是假的，终究要被揭穿。一切搞阴谋诡计，靠造谣过日子的人，都必然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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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部队某医院六内科医务人员狠批邓小平的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