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排击旧物 催促新生
——学习鲁迅卫护革命新生事物的战斗精神
秦华
鲁迅说过：“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都是如此。
鲁迅当时所处的时期，正是一个新旧交替、革新与反动激烈搏斗的时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使中国人的眼界为之一新。鲁迅从这一震撼世界的伟大历史事变中敏锐地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积极投入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五四运动，向孔孟之道，向中国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的传统习惯势力宣战。在支持还是扼杀新思潮，肯定还是否定五四运动的斗争中，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坚定地站在革命方面，奋起“呐喊”，劲吹“热风”，抱定一个宗旨，就是“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在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战斗中，捍卫了、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革命方向，成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学习鲁迅为卫护革命新生事物而同旧势力勇猛斗争的革命精神，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
揭露“保古家”的心机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在此以前，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它震撼着古老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封建复古势力的疯狂反对。那些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在新生事物的“嫩苗的地上驰马”（《坟·未有天才之前》），把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象垃圾一样堆在道路上，想把新思想新事物活埋掉。如鲁迅所说，那时“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坟·娜拉走后怎样》）。这些“保古家”们为了抵制文化革命的新思潮的传播，拚命攻击新生事物，丑化革命潮流。他们给新思潮、新事物一律扣上“过激主义”的帽子，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叫嚷“过激主义来了”！
鲁迅一眼看穿了这些“保古家”、“国粹家”们的心机。他指出，这些人“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热风·现在的屠杀者》）。他们把那些只适合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需要的孔孟之道的旧文化和摧残青年的旧教育、旧道德，美其名曰“国粹”。其实，如鲁迅所揭穿的，那不过是长在脸上的毒瘤，正是这种“粹”太多，才使得“国将不国”，难得在世上挣得地位。鲁迅指出，这些人嚷着“过激主义来了”，其实“主义”并不“过激”，也不必怕它，倒是他们叫嚷的“来了”才是应该怕的。因为叫嚷“来了”，目的在把它赶走，这正是预兆着他们用以扼杀新思潮、新主义的“刀与火”要来了。因此，鲁迅说，革命的人们“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热风·“圣武”》）鲁迅愤怒地把带着“刀与火”来扼杀新思想新事物的人称做
“现在的屠杀者”，并且指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
‘将来’”（《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大叫“今不如昔”，“极‘左’又来了”，“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等。他们“侮蔑尽现在”，所用的语言和当年封建复古派们何其相似！正如鲁迅批驳过的那样，我们说，“来了”的并非什么“极‘左’”的思潮，倒是他们的右倾翻案风和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不过，这股风“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就号召人们要坚持“所信的主义”，勇猛前进，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这也是今天我们对右倾翻案风的回答。
戳穿“保古家”的手法
鲁迅在痛斥“保古家”们的时候，十分重视揭破他们扼杀新生事物的一套“祖传的成法”。他们或是骂倒，或是捧杀，或则干脆象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给它一棍子打死，“不准革命”。他们把新思想、新事物压下去，是“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总要给新生事物加上许多“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罪名。
一是所谓“从来如此”，“异端有罪”。
在“保古家”们看来，世界上的事是“从来如此”的，祖传的成规是万万动不得的。即使有人要给庭院扫除一下秽气，保古派也会以“他们从来是在此小便”为理由，断乎不许动它一粒尘土。鲁迅说，在这些人心目中，“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谁要是想有所革新，就被指斥为“异端”，为天地所不容，就要将它们“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但是，“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早在《狂人日记》中就大喝一声，否定了这种为“吃人”的旧社会辩护的谬论。“圣人之徒”不许新事物超越旧事物，不许改革，不许子女比自己更强。鲁迅批驳道：“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把“从来如此”当宝贝，视“标新立异”为有罪，这种“保古家”的幽灵，至今还在游荡。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实行开门办学，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就说我们破坏了传统“秩序”，是不要大学，不要文化，学生会变成“瞎子、聋子”。他们咒骂教育革命使“学校不象学校，学生不象学生”，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骂她儿子剪掉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是“败家相”，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保古家”加给新生事物的另一条罪状是所谓“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这是“五四”时期国粹派攻击新文学运动，反对白话文的一句话，它典型地反映了贵族老爷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
鲁迅指出，那嘲笑新文学运动使文学质量“低落”的人，不过是用封建士大夫的文学观来衡量人民的新文学。诚然，“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他举出民间戏曲中那气吞山河的诗句：“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质问：“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门外文谈》）鲁迅说：白话本是大众的日常用语，四万万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居然“不值一哂”，你们这脱离人类的“高雅”，才“真是可怜煞人”（《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问题还在于：“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页）。新生事物当然不免有某些不足之处，但这正是“从旧到新的过渡状态，是新事物不断成长的状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九二页）。鲁迅说得好：“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而按照那些所谓“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的逻辑，则是相反：“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指出，这并不是希望新生婴儿出类拔萃，而是要人类“断种”！
革命的新生事物经过自己奋斗，终于站住了，“逼死”不成，又将如何？屠夫们又自有一套祖传的成法：篡改与禁锢。
譬如，当白话文受了许多谣诼诬谤，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封建复古派就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或者借口新事物“不完善”而在新形式中“补充”进去一些旧的内容，使之蜕化变质。或者暂时容许白话文的存在，在报纸的角落等地方给它一点可怜的地位，把它变成附属于旧文学的一种无害的小摆设。到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新文学也开始崭露头角了，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一伙也假惺惺地承认它“总算一种新文学”，诡称“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但却不许新文学“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同“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一样，完全是欺骗。鲁迅旗帜鲜明地声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继承了这“祖传的成法”，对革命的新生事物进行种种污蔑、攻击，而且企图将它禁锢、扼杀。他们妄想复辟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有时表面上似乎也承认某些新生事物有“一角的地位”，实际上则是企图把它全盘否定，不许它占领整个教育领域。对于这种行径，我们的回答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的革命，“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全面占领，要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深挖“保古家”的根子
鲁迅曾经质问“保古家”：你们“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吗？不是。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归根结底是由人们的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决定的。鲁迅深刻地指出，“五四”时期那些“国粹派”、“保古家”们拚命反对新文化运动，根本原因是这个运动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那个骂白话文“不值识者一哂”的封建老爷林纾说得十分坦率：如果都用白话文作文章，那么，“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和“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这岂不威胁了精神贵族垄断知识的独尊地位？那时，文字是剥削阶级特权者所独揽的东西，鲁迅说，“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如果掌握文字的人愈多，它的神秘性就愈少，“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门外文谈》）。所以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而已集·小杂感》），因为革新的事物总是要否定他们曾借以阔气的旧事物的，是“要阻碍阔人的路线”的。鲁迅深刻地指出：“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把这类阔人称作“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指出这些“高雅”之士所以对于极少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
“表面上好象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因此，复古派所以要扼杀新生事物，目的无非是要维护“阔人的路线”，恢复旧的“文明”，而这“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坟·灯下漫笔》）他们总想一直安排下去，使它成为永不散的筵席。
当前，各条战线“到处莺歌燕舞”，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涌现，体现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它们是对几千年来的旧制度旧观念的决裂，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具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作用。因此，它们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责难和阻挠。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反对“七·二一”工人大学，反对“社来社去”，等等，也无非是因为这些革命的新生事物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垄断知识的世袭特权和精神贵族的舒服生活发生了冲突，触及了他们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传统观念的灵魂深处。正如鲁迅所说：“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也就是对封、资、修旧制度旧事物的一曲挽歌。
四十多年前，鲁迅就曾指出：“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革命的人们必须充分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发扬鲁迅所坚持的“韧”的战斗精神，有与之长期搏斗的勇猛的毅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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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因材施教”和“培养尖子”
北京大学历史系大批判组
毛主席在光辉的“七·二一”指示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对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教育制度的否定，也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去年，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和诬蔑毛主席所指引的这条光辉道路，说什么教育质量不高，妄图复辟一条所谓“培养尖子”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公然提出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说什么“十五万中有一千个也好，也许几十个人有成就，就了不起了”；并且已经着手搞起什么“理科试验中学”来。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是同“七·二一”道路对着干，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只不过是孔老二的“因材施教”的翻版。孔孟之徒大肆鼓吹“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可见他们所谓的“材”，首先就是所谓天生之材；对极少数“天才”人物进行特殊培养，当然也就是“天意”了。因此“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就是说，奴隶主贵族的知识是“受于天”的，才有大学问；奴隶和平民顶多只能有点小知识。孟轲则进一步发挥，把学生分为五等，根据不同类别进行“分槽喂养”。反动道学家朱熹在他的《四书集注》中更大肆吹捧“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是，“因材施教”就成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办教育的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法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的“尖子”道路，实质上也就是这条腐朽反动的“法规”。
近代以来，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从胡适到党内的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类，都把孔老二打扮成“全民的教育家”，而“因材施教”则被他们吹捧成一种超阶级的、永恒的教育方法。然而，自从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以来，教育就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孔老二的“因材施教”，就是用天命论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的一种方法。孔老二所宣扬的“弟子三千”，其中自然没有一个奴隶，而在“因材施教”方针下培养出来的七十二个“异能之士”，“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当然更成为维护和复辟奴隶主统治，反对和破坏革命变革的干将。至于象樊迟那样提出想学点农业知识的，则立即被孔老二斥之为“小人”。谁要是参与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那就被视为眼中钉，要“鸣鼓而攻之”。由此可见，“因材施教”所体现的阶级内容是何等的鲜明，被地主资产阶级百般赞赏的这条教育“法规”，实在是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政的绳索，招引反动奴才的阶梯。今天在教育界、科技界鼓吹“尖子”道路的人，为“因材施教”抹上了一点新的油彩，这就是打着“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他们假惺惺地叫嚷：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尖端科学人材不行啊！难道他们是真的要为四个现代化培养科技人材吗？不是。大家知道，从来没有一个阶级在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时不是把政治摆在首位的。孔老二自己就公开宣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道出了他把奴隶主阶级的德育放在他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虽然口口声声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材，然而，他们终于情不自禁地道出了自己的政治标准，什么“白专也比不专好”，允许搞科研的是书呆子，等等。这就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他们所要培养的“尖子”是什么样的人材，那就是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甚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剥削阶级的精神贵族。这样的“人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培养得难道还少吗？在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培养得难道还少吗？对于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说，为四个现代化培养科技人材是幌子，扶植和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才是本意。他们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批判了的那个“小宝塔”重新扶起来。他们的“培养尖子”是通向资本主义，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一条复辟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人们，一切的真知来源于实践。毛主席指出：“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旧教育制度是完全颠倒了这条正确的认识路线的，是完全建立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的。今天在教育战线上和科技战线上的两个阶级的大搏斗，也都贯穿着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的大搏斗。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所鼓吹的“尖子”论，从认识论上来看，也仍然是孔老二的“因材施教”论的理论基础天命论的变种。按照他们的逻辑，缺乏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刚毕业的高中生，反而要比中学毕业又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好得多，关在高楼深院里读书反而要比开门办学学得好。说穿了，就是要人们相信少数人的脑袋天生要比别人灵，相信孔老二那个“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教条。他们污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这不恰好证明了他们的公式是“天才，天才，天才”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新中国成立以来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辉煌成果，无一不是对他们这种唯心论的天才论、英雄史观的批判。
从孔老二的“因材施教”到右倾翻案风的制造者鼓吹“培养尖子”，虽然名目不同，实际上他们都是为已经被推翻了的阶级培植复辟力量，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对于这种用孔孟之道来否定教育革命、以至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谬论，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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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水泵厂广大工人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