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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书评
欢呼革命的暴风雨
——评长篇小说《前夕》
司徒伟智
暴风雨来了！疾风、骤雨、滚动的响雷，惹得汛期的锦江水也怒吼起来，一起向罗村大堤冲去。社员群众闻警而动，工厂的工人集队奔来……但是，在护堤斗争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罗村劳动的锦江中学一百名学生，却要被校长陈文海以“温课迎考”为名拉走了；共产党员方壮涛挺身而出，鼓励同学们迎着暴风雨，冲！
长篇小说《前夕》（《峥嵘岁月》第一部，胡尹强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扣人心弦地描绘了在这场自然界暴风雨面前人们的斗争，实质上，是展示了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即教育革命暴风雨面前人们的斗争。小说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方壮涛，就是一只勇于迎接暴风雨的雄鹰。
小说开始不久，读者已经知道方壮涛是怎样在地主仇老虎的压迫下度过苦难的童年，又怎样在斗争仇老虎的暴风骤雨中参加革命的了。方壮涛可贵的特质在于，他将对仇老虎的仇恨提高为强烈的阶级斗争觉悟，时时处处记住要向地主资产阶级刮革命的暴风雨。
当方壮涛肩负党的期望来到锦江中学任教时，摆在这位共产党员面前的是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画面啊。锦江中学挂着社会主义“重点中学”的招牌，其实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点”。关在学校大门里的学生，成天被灌着“成名成家”、“读书做官”的迷魂汤。在这种教育下，你看，钟望麒这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青年仿效起“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来了，为了一举成名，竟特意坐在一不留心就倒翻的断腿凳上死命背书。书也是越读越蠢，以至在下乡劳动中弄出“花生长在树上”之类的笑话。但正是这个钟望麒，被校长陈文海赞为“有出息”，而起来抵制这一套的刘振洪则差一点被赶出校门。所有这些怪现象，又都是服从于陈文海“鼓励学生”攀登的那个“知识宝塔”的：“我们的社会好比一座宝塔，基础大，底部宽，越往上越小，越尖，对人民贡献也越大，因此前途也越大。”
这是什么意思？方壮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宝塔的比喻，把劳动人民放在什么地位上？”虽然作品还没有深化这一思想，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所谓“鼓励登宝塔”，就是“鼓励”学生将知识当作可以买卖的资本，“鼓励”两极分化。谁能登上去，就端坐宝塔尖，“受人尊敬”；谁登不上，就活该跌下来，压在塔底，“遭人贱视”。小小的塔尖与宽大的塔底之分，本质上不就是一小撮精神贵族与广大劳动人民之分吗？这是一座多么可恶的宝塔啊！旧中国就是这样一座大宝塔。曾几何时，在中国人民用雷霆万钧的革命的暴风雨推倒了这座宝塔，正为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继续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在为重建这座宝塔而忙忙碌碌了；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宝塔竟然是原封未动地保留下来的。这样，以方壮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当然不答应。革命的暴风雨要来，要冲垮一切已经竣工和尚未竣工的宝塔，跟自然界的暴风雨一样变得不可避免了。从方壮涛一次次同陈文海、彭家禄的斗争中，从他率领学生走向罗村护堤第一线的响亮脚步声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场暴风雨的来势。
方壮涛是在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上学时他领教过“金丝眼镜”的白眼，也向资产阶级教授开过火，但象他事后总结的那样：“站得不够高，看得不够深”。但我们的方壮涛，懂得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懂得打一仗就总结一次经验。所以，来到锦江中学时，这只雄鹰已经不止勇于搏击并且善于搏击暴风雨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校长陈文海，既顽固又狡猾。他开始不赞成毕业班下乡劳动，后来却可以打出“下乡和学习结合”的漂亮名目。他明明反对学生当普通劳动者，却竭力表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这一回，再也逃不过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方壮涛的眼睛了。
方壮涛拆穿了这种折中主义的西洋镜：揭露了它的本质仍是乔装打扮起来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把两种根本对立的“准备”不偏不倚地并列起来，实际上不就是把那种应当粉碎的爬宝塔的“准备”合法化？两种准备——少数考胜者是准备爬上去当精神贵族，多数考输者则是准备跌下来去当劳动者，到头来还是一种准备：准备去参加爬宝塔的竞争，准备资本主义复辟！折中主义把矛盾的两方面并列起来，不分主次，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用列宁的话说：“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从陈文海到今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都是要用它来使群众感到“满足”的。方壮涛的可贵就在于：决不在折中主义面前“满足”，决不被涂上一层油彩的资产阶级宝塔所迷惑，而是用革命理论揭露折中主义，让革命的暴风雨向资产阶级冲去！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受得住革命的暴风雨的。当暴风雨在锦江中学刮起来时，象李明那样热烈欢迎的，是少数；象与新生事物为敌的唐习初那样吓得发抖的，也是个别的；多数是处在观望之中，夏剑萍有代表性。在党的教育下，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加上旧学校的毒害，使他们老是徘徊停步，对资本主义那一套割不断、撇不开。
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不是鼓吹既然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就谈不上什么改造世界观吗？如果没有不断改造世界观这一条，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暴风雨的理解往往是肤浅的，甚至还会站到革命暴风雨的对立面去。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就要引导他们投入革命的暴风雨。作品用艺术形象揭示了知识分子这种特点，又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待这类人物应有的正确态度。在方壮涛的帮助、教育下，经过现实斗争的锻炼，在作品的尾声，读者看到夏剑萍勇敢地将自己的生活轨道跟革命“衔接起来”了；旧习较深的金友泉，自然转变不会这么快，但也对自己原先的道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然而，改造世界观是不容易的。方壮涛要把夏剑萍们推向革命暴风雨，陈文海却要把夏剑萍们拉来对抗革命暴风雨。在夏剑萍眼里，陈文海一开始无疑是富有迷惑力的：这是老革命、老校长啊，“难道他真的错了？”真的，这个老革命和他那位顶头上司高之光，都曾经冒着白色恐怖参加了党的队伍，在烽火硝烟中摔打过，用高之光骄傲地教训方壮涛的话说：“在你还没有到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高之光已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了！”但高之光没弄清，过了民主革命这一关，不等于就能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大多数参加民主革命的同志，只要在斗争中努力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丰富的斗争经历本来是可以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的。赵峰，这位永葆革命青春的党支部副书记，在新形势下就成为方壮涛在斗争中最坚强有力的指导者。可是，也有些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受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很深而又不很好改造自己。当旧社会、旧制度使他们感到受压迫时，他们会表现出一定的革命积极性，欢迎革命的暴风雨；而一旦地位起了变化，可以有资格凭借资产阶级法权来谋取“安乐窝”时，对于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暴风雨，就摇头了，抵制了，反对了。这样的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不是都见到了吗？
作品以很大的魄力揭露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面目，正面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同他们的斗争，是很可贵的。作品也有不足之处，这表现在从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不够细致，行动较少，语言较多，而且各种人的语言缺少鲜明的特色。更重要的是方壮涛与陈文海这个党内走资派及其后台的思想冲突，挖得还不够深。方壮涛带领学生坚持罗村护堤的结果，是被撤掉了班主任；作文观摩课上，虽说把陈文海驳得瞠目结舌，但接下来无疑是更大的迫害……作者却没有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深下去：在资产阶级当权的学校里，在陈文海有后台如高之光之流支持的情况下，单就个别教学业务问题，或单就一条战线上刮起革命暴风雨，要取得教育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教育革命问题是个阶级斗争中牵涉社会面很广的问题。方壮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也许还没有今天的人们认识得那么清楚，但作为一个处于革命暴风雨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却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斗争形式，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正是千百万方壮涛们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场大革命中，强劲的东风从城市和农村的各个地方鼓动起来，席卷而来，摧枯拉朽，那些资产阶级“宝塔”再也保不住了。
经过一场暴风雨，但革命没有完。从去年夏季前后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及其他领域刮起来的右倾翻案风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在那里妄图重建倒坍的“宝塔”了。这就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总是要复辟，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总是要翻案，我们决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我们应当学习方壮涛的革命精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让革命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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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歌是战斗的
——学习鲁迅对诗歌创作的论述
舒浩晴
为了充分发挥诗歌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诗歌创作，重温一下鲁迅有关诗歌创作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
诗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诗？地主、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曾制造了许多奇谈怪论。他们总是把诗歌描绘成一种不涉时世、超脱现实的神秘、虚无缥渺的东西，否定诗歌的阶级性。新月派就曾鼓吹：“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比喻虽然很美，但很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想超阶级，只不过是“心造的幻影”。鲁迅始终把诗歌的战斗性放在第一位，把诗歌看成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鲁迅自己就是“怒向刀丛觅小诗”。面对着敌人的屠刀和诬蔑、迫害，鲁迅如中流砥柱，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对于在“超阶级”的烟幕下贩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企图，鲁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鲁迅说：“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否定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无产阶级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公开申明诗歌应当成为战斗的号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热情地称赞革命烈士殷夫的诗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资产阶级把“圆熟简练，静穆幽远”当作诗的极境。鲁迅却强调革命的诗歌应当成为刺向敌人的利剑。两个阶级对诗歌的性质、作用的看法和衡量质量高低的标准都完全不同。无产阶级的诗歌，应当摆脱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走自己的战斗的路。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诗歌要在阶级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就不但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而且要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鲁迅针对新诗形式上的缺陷，在致《新诗歌》编者的信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鲁迅对诗歌形式问题的这些论述，是十分精辟而深刻的。
诗歌与音乐相结合，是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传统。诗歌的韵律、节调和音乐的旋律、节奏，最早都是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论述文化的起源时，指出最早的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杭育杭育”，是劳动的节奏，也是诗歌和音乐的节奏。
“杭育杭育派”的作品就生动地体现了诗歌和音乐的结合。诗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家容易记”。记得住，才能广泛流传。鲍狄埃写的《国际歌》由狄盖特谱上曲子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传遍了世界。《东方红》的歌声，如今响彻了四方，家喻户晓。有一些优秀的曲子，也可以重新填词。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不就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起着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吗？
诗的形式问题，不是雕虫小技。鲁迅说“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这就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要真正占领诗歌阵地，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把作品写得容易被群众接受。评判一种作品的优劣，首先要看它是否能有力地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又是为内容服务的。诗歌如果没有节调，没有韵，不能唱，即使有着好的思想内容，也不能在群众中流传。
诗歌创作要扎根于人民生活，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才能不断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推动诗歌形式上的革新。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强调了民歌在诗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诗人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性。向民歌学习，不能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仅仅从形式上模仿而不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就难免很快把它“弄得变成僵石”。鲁迅这段分析告诫我们：学习民歌，首要的是向民歌作者——广大劳动人民学习，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群众相一致。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工农兵群众改造世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激烈的斗争不仅为革命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素材，而且为革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战斗的诗歌只能在战斗中发展。在当前这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让我们写出更多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篇，去鼓舞亿万人民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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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代新人的赞歌
——评叙事诗《兰珍子》
韩望愈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叙事诗《兰珍子》（梅绍静作），虽然只是一位北京到延安插队的女知识青年的习作，但透过那扎实细致的描写和娓娓亲切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多么旺盛的生命力。透过那沾着延河浪花的清秀可爱的诗篇，也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我国社会主义文苑里，新人、新作不断涌现的繁荣景象。这对那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伟大功绩，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是一个迎头痛击。
“红旗松柏搭彩门，延安城里人挤人。”“三十里铺杨柳摆，兰珍子又过延河来！”北京的红卫兵——杨兰珍，象一株刚刚出土的小苗，虽还显得有些幼嫩，但却十分健壮；她象一只迎风展翅的小鹰，虽还显得有几分稚气，却飞翔的那么矫健！遵循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诗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动人情景，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孕育、发芽、蓬勃生长的美丽图画。小杨庄合作医疗走过的艰苦曲折的道路和日臻完善的情况，杨兰珍在党支部领导下和贫下中农热情关怀支持下，为学好、当好赤脚医生所经历的尖锐复杂的斗争，都充分地说明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相信实践相信党，新生事物经得起大风大浪”，“山窝里冲出了金翅鸟，咱合作医疗办定了。”“山丹丹花儿红艳艳，天宽天广天更蓝……。”作品形象地描绘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有如“金翅鸟”、“山丹丹”，沐浴着党和毛主席的阳光雨露，冲天远翔，漫山开遍的动人景象，形象地表明革命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这部叙事诗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背景上，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赤脚医生杨兰珍的典型形象。杨兰珍不作温室里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她由父亲——一个“老八路”亲自送到他二十多年前战斗生活过的陕北山乡小杨庄来插队落户。一到延安，她“手握黄土贴胸膛，听见老八路的脚步响！”决心沿着老一辈开创的革命道路前进，与新时代的工农相结合。作品一步步勾勒了她革命的身姿，突出刻画了她斗争的性格。同时，作者还把细腻的笔触伸进人物的心灵，描绘了杨兰珍思想感情变化的过程，披露了一代新人崇高美好的内心世界。这个北京姑娘之所以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上走得这样坚定，是因为在她的心里一直燃烧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团烈火，奔流着一股火热的战斗激情。战斗在延河两岸的日日夜夜，经常在她心头荡漾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歌，经常在她眼前映现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的幸福场景。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她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里不迷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她以激情、理想和力量。“毛主席指给咱革命路线，风吹浪打脚不偏！”兰珍子，这不只是一个赤脚医生的革命形象，而且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在继续前进的形象，是新中国一代女青年在茁壮成长的形象，她欢乐跳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迅跑！
由于作品描写的女主人公和作者自己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生活感受，所以，这篇叙事诗不仅写得清新活泼，而且亲切流畅。作品中许多热烈欢快的诗句，凝聚着北京知识青年对延安山水的热爱，对英雄的延安人民的无限崇敬，抒发了他们的豪情壮志。《兰珍子》在表现形式上采用的是陕北民歌体，在语言的运用和锤炼上，也注意了向民歌学习和从陕北人民革命生活中汲取养料，散发着较浓厚的生活气息。
诗作的字里行间融汇着作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切感受，也渗透着她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为无产阶级新文艺而努力探索的心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中已经涌现了不少年轻优秀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不少富有革命朝气的文艺作品。我们高兴地从这部诗作中看到了一代女知识青年的崭新形象，我们还为革命文坛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而拍手称快。“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国革命事业和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多么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抱着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恶毒地攻击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充分说明了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开历史的倒车的。然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胜利将永远属于战斗中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