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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金字塔报》董事长强调
埃及不吃苏联的苦头会更有信心地前进
伊朗外交大臣说埃及是伊朗亲密朋友希腊报纸要求提高对苏联的警惕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电 埃及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
·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三月十八日在一批新飞行员和领航员的毕业典礼上讲话时说：“我们应该对自己、对我们在世界上的许多朋友抱有信心。深信埃及由于有了自己自由的意志及阿拉伯兄弟和外国朋友的合作，无论如何也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贾马斯说，埃及正在用两种方式解决自己的军事装备问题：一、使武器来源多样化；二、建立大型武器生产工厂。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电 埃及《金字塔报》董事长伊赫桑·阿卜杜勒·库杜斯三月十九日在《金字塔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从签订之日起就已名存实亡。”
文章说：“条约在好几项条款中都申明要消除侵略痕迹，但在条约签订以来既没有在埃及也没有在叙利亚消除过一点侵略痕迹。”文章说，在埃及赶走苏联军事人员、自己掌握自己的行动以后，消除侵略痕迹的实际步骤就从条约中一笔勾销了。
文章指出，条约中规定，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应该进行协商，但苏联一直拒绝这样作。文章谴责苏联在以色列同埃及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让大批苏联犹太人移居到以色列。
文章说：“如果莫斯科遵守条约的话，就应该在放宽犹太人移民限制这样的问题上同埃及进行协商，但是，它从未这样作。”
文章说：“就这样，这个条约被降低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文件。苏联只不过是用它作一个样子，让其他国家步它的后尘。”
文章最后说，埃及尝尽了苏联的苦头。苏联企图围困埃及。它还禁止印度供应埃及飞机零件。“这就使埃及的有耐心的沉默的政策也忍无可忍了，因而萨达特总统作出了废除这个条约的决定。”
新华社德黑兰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电 据伊朗《世界报》（国际版）三月十八日报道，伊朗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向该报记者说，“埃及是我们最亲密和最信得过的朋友之一。”他说，伊朗有义务帮助埃及恢复它在反对以色列战争中受到的经济创伤。
哈拉巴里最近在向《世界报》（国际版）记者就伊朗外交政策发表的谈话中，回顾了伊朗国王同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一年前在阿尔及尔的会见。他回顾了两位领导人在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布迈丁的调解下，如何成功地达成了一项四点协议。他说，这项协议已经“发展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坚实基础，是对这一地区的和平的重要贡献”。
哈拉巴里说，伊朗和伊拉克两个邻国已经成功地消除了由于殖民主义的干涉而在两国关系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国在边境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且建立了“将会导致密切和友好联系的正常关系”。
他把德黑兰—巴格达协定形容为“一年来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大的成功和最重要的事件”。
他说，海湾地区目前的政治气候是鼓舞人心的。他透露，为加强沿岸国家之间密切合作的各级接触正在继续。他强调说，与邻国达成协议，维护海湾的和平和安全，“是我们民族独立政策的一个坚定的原则”。他还说，为达到这个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将继续下去。
新华社雅典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电 希腊报纸《自由世界》三月十七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挫败了苏联在埃及树立势力的企图。
文章引用了萨达特总统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谈到，苏联对埃及施行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企图使埃及屈服。文章说：“萨达特总统揭示了苏联对其他国家的政策的本质。劝我们转向莫斯科的那些人，必须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一讲话……”。
文章要求对同俄国的联系提高警惕，当心这种“联系会导致萨达特所指责的那种情况：莫斯科会用锁链来束缚我们，而且会要求我们在它面前屈膝”。
文章强调说，萨达特的决定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将在非洲和其他地方产生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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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短评
这个“轨”越得好
埃及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以后，苏修当局通过塔斯社进行无力的反扑，说什么埃及人民采取的这一正义行动，是“新的反苏越轨行为”。这倒是莫斯科加在埃及人民头上的一个新罪名。
人们不禁要问，埃及的行动，到底“越”了什么“轨”？只要回忆一下二十年来埃及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交道的历史，就不难看得清楚。
苏联可以给一点“援助”、一点武器，但是钱如何花，武器如何用，都得听它的，否则，就是“越轨”。
苏联什么时候逼债，埃及就得在什么时候把钱送到莫斯科，另加利息，不得有误；埃及有困难，想要个“宽限期”，那当然也是“越轨”。
苏联的军事人员到了埃及，必须成为太上皇，可以为所欲为，指挥一切；埃及为维护国家主权驱逐他们，更是“越轨”。
苏联已规定中东必须是“不战不和”，这才对它争夺霸权有利；埃及要打破这种局面，起来反击以色列侵略者，解放被占领土，那无疑又是“越轨”。
这次埃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废除那个苏修可以任意糟踏的“友好合作条约”，在苏修看来，当然更是大逆不道，是“新的越轨行为”了。
由此可见，埃及人民“越”的“轨”，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轨。苏修为了争霸中东，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想方设法硬要把埃及纳入它的轨道。为了达到这个可耻的目的，苏修所使用的手段之卑劣、恶毒，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二十年的斗争实践，使埃及人民懂得，善良的愿望代替不了严酷的现实。今天，他们毅然废除埃苏条约，大大地“越”了苏修的“轨”，这个“轨”越得好，是扬眉吐气的大好事。鲁迅曾说过：“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埃及人民反抗压迫，起来斗争的正义行动，击中了苏修的痛处，揭了他们的老底。苏修这批口蜜腹剑的“正人君子”对埃及的诬蔑谩骂，不过是他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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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连续发表讲话
非洲自己解决自己问题反对任何干涉
阿富汗报纸强调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安哥拉
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电 据塞内加尔通讯社报道，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三月十八日在一次讲话中重申，非洲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在谈到塞内加尔对安哥拉和非洲问题的一贯态度时说：“我们认为，非洲应该按照非洲人的观点，在有非洲特性、民主和不结盟三大原则基础上，在非洲人之间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在谈到塞内加尔和邻国的关系时说：“我们要继续奉行睦邻政策，同我们的邻邦更好地合作。”
新华社达喀尔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电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报道，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三月十五日在巴黎的一次午餐会上说，他“反对非洲以外的国家对非洲的任何干涉”。
他说：“现在是我们非洲人为自己和由我们自己去思考的时候了”。
他还说，第三世界人民今后要参加对世界事务的管理。
桑戈尔总统目前正在法国进行私人访问。
新华社喀布尔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电 阿富汗《喀布尔时报》最近发表社论，要求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
社论说：“如果结束外国对安哥拉事务的干涉，安哥拉人民尽管过去存在分歧，他们肯定会团结在一起和共同工作的。”社论呼吁外国军队和雇佣军必须立即撤出安哥拉。
这家报纸在另一篇社论中说，只要外国军队和雇佣军仍然在安哥拉不撤走，安哥拉的国家主权是不会完全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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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红色人道报》强调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愈是宣扬“缓和”愈是加强战争和侵略准备
荷兰国防大臣对苏联军力膨胀表示不安，强调荷兰不应放松防务努力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电 法国《红色人道报》在最近一期的社论中强调指出：“面对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不应该放松警惕”。
社论说：“在虚幻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结束以来，国际舆论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下述情况：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日益加强它的扩张主义的进攻，并且这是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下进行的。”
社论指出：“每天都有这方面的证明，莫斯科社会帝国主义集团愈是宣扬
‘缓和’和它的‘和平愿望’，事实上它愈是在加强战争和侵略的准备。”
社论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欧洲所进行的活动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即夺取世界霸权。社论说，通过征服欧洲来夺取世界霸权，是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之间的重要赌注。
社论问道：“对这种黑夜搞袭击突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谁能够相信呢？当它讲‘和平’的时候，难道人们不应该表示极大的怀疑吗？”
社论列举五年来苏联军力增加的情况后写道：难道保卫苏联的领土需要这么多军力吗？不，肯定不是。许多军舰在世界所有大洋里游弋，加紧干涉安哥拉和整个非洲，这一切与苏联的安全毫无关系！社论说，正象四十多年前的希特勒一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把赌注完全押在军事化和战争上。“所以，在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准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特别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来说，是主要的战争贩子和主要的危险。”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电 海牙消息：荷兰《电讯报》三月十八日报道，荷兰国防大臣弗雷德林十七日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膨胀表示不安，并且认为，荷兰不应放松防务努力。
弗雷德林认为，苏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力量对比已经越来越不平衡。他对苏联军备不论是在战斗力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发展这一点感到十分不安。鉴于这一事实，弗雷德林认为，有人想象节约其他部开支一样来减少荷兰的防务努力，这是站不住脚的。
弗雷德林说，在苏联海军惊人发展的同时，苏联在中欧地区的地面力量也在不断增加。他指出了苏联在中欧布置的军队和坦克都远远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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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警惕突然袭击 加强防御准备
瑞典举行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电 瑞典为了加强战备，最近接连举行军事演习。
据此间报纸《警钟》报道，三月十六日，瑞典西部军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一万六千名正规部队，还有大批国民军配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瑞典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突然袭击警报演习。
这次演习的假设背景是：在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组织对峙的中欧地区，发生了侵犯边界的战争行动，甚至瑞典的边境也遭到侵犯，并且遭到了军事破坏。
据报道，在发生突然袭击时，国民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演习就是从这一实战要求出发的。在警报发出后，国民军首先进入阵地，三个小时后再由正规部队换防。
西部军区司令部贝蒂尔·坎普上校对报界说，瑞典必须作好准备。这次演习表明，瑞典作好了防御准备。
《警钟》报还报道说，三月五日至十二日，在瑞典中部和靠近挪威边境的地区也举行过有七千人参加的一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在上百架飞机和部分志愿国防组织的人员配合下进行的。演习内容是：假想敌——一个大国占领了挪威，它的军队从那里越过瑞典边界，瑞典军队首先要阻止敌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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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甜菜连年减产 收购计划落空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国际市场抢购食糖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讯近几年来，苏联甜菜多次减产，勃列日涅夫集团正在国际市场上抢购食糖。
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计算，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期间，苏联的甜菜生产远远没有达到原来的计划指标，五年中就有三年减产。苏联的甜菜产量一九七一年比一九七○年减产百分之八，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减产百分之十，一九七五年又比一九七四年减产百分之十五，比“九五”计划规定的指标低百分之三十，这是苏联自一九六三年以来的最低产量，甚至比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一九六四年还低百分之十八。
由于甜菜生产计划连年落空，收购计划无法完成。苏联《农业经济》杂志去年也不得不承认，甜菜“过去一连几年都没有完成规定的收购量”。在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这四年中间，苏联甜菜的实际收购量比原计划低百分之十五。一九七五年甜菜收购情况也十分糟。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国际市场上不得不抢购食糖。苏联现在单从古巴大量运进食糖已不能填补几年来不断减产造成的巨大窟窿，开始从其它国家进口食糖。据菲律宾《时代日报》三月十三日报道，苏联最近一下子就从菲律宾进口了四十万吨食糖。又据美国《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苏联已在世界市场上购买了人们早就料想到它会买的食糖”。为了将这些食糖尽快运回国，“苏联已预定了十二艘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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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修加强法西斯专政的又一措施
苏修统治集团宣布，最近开始在苏联实行所谓“进一步完善身份证制度的措施”。尽管勃列日涅夫一伙千方百计地美化这一措施，但是，人们只要略加分析就可看出，所谓“完善身份证制度”只不过是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加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手段而已。
据报道，这种要“完善”的“身份证制度”，将施加于全国
“各种类别的居民”。新“身份证”是无限期的，将发给所有十六岁以上的苏联公民。证件上除注明本人身份、民族和出生日期外，还“载有有关的记事和登记”。十六岁、二十五岁和四十五岁时要贴适龄新照片。“身份证”的制作和颁发都由内务部系统办理。凡为了探亲和旅行等到外地者，必须持证去当地警察机关登记和办理有关手续，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据苏联高尔基州内务局长解释说，“更换身份证的大量工作有助于查明”“逃避审判的人”。这位局长举例说明，通过审查“身份证”如何发现过“特别危险的罪犯”。苏修《真理报》最近就“身份证”问题鼓吹，“这个制度将对加强法律和法制产生积极影响”，“身份证提醒每个公民恪守苏联法律和我们的生活准则”。这些话反映了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身份证”制度的真正用心。
正如熟悉苏联情况的西方记者所披露，“身份证对苏联公民起监视作用”，“克格勃有权在公民的身份证上写上限制性条文，以便禁止身份证持有者进入某些特定地区或只准他们居住在指定的地区。”“警方显然认定，实行更为广泛的身份证制度，是了解城乡居民行踪的最好办法。”“身份证制度是经常被用来鞭打持不同政见者的一根大棒。”
苏修还宣传说，“当全体成年公民都获得身份证时”，“可以科学地考虑我们的劳动力，继而更有效地使用这些劳动力”。这番话不打自招地供认了勃列日涅夫集团普遍颁发“身份证”的目的之一是要把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控制起来，以便加强他们的剥削秩序。
所谓“完善身份证制度的措施”不是孤立的。近些年来，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加强“法制”和“秩序”的叫喊声中，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反动法律和法令。它不断加强和扩充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警察局、法院、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等等法西斯专政机器，并增设许多非专业性的专政机构。新搞的所谓“民警和公众治安站”及“公众委员会”等就是例子，它们将在“每个企业、机关和农庄”都建立基层组织。事实说明，苏修当局正在步步加紧对苏联人民的压迫和控制。
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对苏修统治集团搞的强化法西斯专政的措施是十分厌恶和反对的。赫鲁晓夫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曾打算“更换身份证”，但没能得逞。勃列日涅夫经过多年筹划，前年就此作出决定，今年开始执行，预计到一九八一年才能完成。为颁发一张“身份证”花费这么多时间，可见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是何等的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