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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事实戳穿右倾翻案风的谎言
北京大学教授 黄昆
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的批判，他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保证“永不翻案”。实际上，却心怀复辟之志，重新工作后没多久，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利益，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关心”知识分子的幌子，挑拨知识分子跟党的关系，甚至把文章作到我这样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头上。他说什么：“有个老教授，搞半导体，北大让他改行，……学非所用，是个大浪费”。对这种颠倒黑白的恶意挑拨，我感到万分愤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包括我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是“改行”了呢，还是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是“学非所用”、“大浪费”呢，还是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这决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应当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们拿我做文章，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进行恶意的挑拨，用心极其险恶，必须给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北京大学，我当了十年半导体教研室的负责人。那时，除了一九六○年以前，我曾根据外国人的书本资料，写过一本《半导体物理》，教过两次课以外，既没有对半导体作过认真的研究，也没有再去搞半导体教学，生产更是不沾边，十年中没有到半导体工厂呆过一天。当时，我负责的一个国家重点项目，集中了五十多个科研人员，但由于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闭门造车”，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了三年时间，花了国家上百万元，年年组织调查，始终连个明确的任务都定不下来。真是“大量黄金似水流，成果未得人变修”，哪里还说得上对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呢？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大浪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深刻教育。使我认识到，只有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开门办学，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我和工农兵学员、工人、教员并肩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把教学同生产、科研结合起来。现在和过去完全不同，教学内容、生产和科研任务都是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确定的，目标十分明确。各项工作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工农兵学员和工人共同战斗，使我更加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克服困难有勇气，解决问题有依据，业务所长真正得到了发挥。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专业的教学、生产和科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随机存储器，以及中规模超高速电路等比较先进的产品，为国家填补了空白，理论上也有了提高。我这个过去几十年来只会动口，不会动手的教员，现在和工农兵学员、工人一起搞生产，一同作实验，进行科学研究，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了生产和科研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过去，在旧北京大学，我只搞半导体物理一门教学。这几年，我参加了半导体专业好几门课程的教学和教材改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我曾同几个青年教员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在参加生产实践，进行社会调查，学习和总结工人与技术人员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固体电路原理》，受到了学员和广大工人的欢迎。目前，我正在结合几年来的教育革命实践，同其他教员和工农兵学员，打破旧理论的框框，编写一本反映教育革命成果的新《半导体物理》。这一切，难道是什么“学非所用”，是“大浪费”吗？
文化大革命前后，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对照十分鲜明。文化大革命前，我走的是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道路，为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现在，走的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这那里是什么“改行”呢？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我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一样，为迈出了这新的一步感到高兴，感到越活越年轻，越干越有劲头。对此，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视而不见，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明是他们要把知识分子从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拉回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却别有用心地攻击让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是“改行”。然而，他们的恶意挑拨是完全徒劳的，这只能暴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面攻击北京大学让我“改行”，“学非所用”，一面大肆宣扬什么知识分子“灰溜溜”的。很清楚，他们在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大作文章，“借题发挥”，以谣言欺骗群众，目的是煽动知识分子对党、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否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我们有文化大革命前后两条路线的鲜明对照，我们切身体会到，最关心知识分子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最能保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叫嚷“强调与工农结合，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了”，说什么“要敢刮十二级业务台风”，“有一点白专怕什么？”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搞本行，就可以不必同工农相结合。你要搞本行，就得“刮十二级业务台风”，把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你要搞本行，就要去走那条白专道路。他们说的本行是什么货色，不是一清二楚了吗？说穿了，他们说的本行，就是修正主义那一行。他们的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不讲阶级斗争，不看方向、路线，脱离工农群众，要我们再走回头路，这是我们坚决不能答应的。
更令人愤慨的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翻案复辟，还企图利用职权，采取组织手段，调动我的工作，并借此大肆宣扬什么“北大不用他，可调半导体所”，“为什么不让他当所长”，“给他配秘书，配后勤”。他以为用这一套作诱饵，就可以把我绑在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战车上，为他们服务。这是白日作梦。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者。广大知识分子是要进步、要革命的，我们决心在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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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观
北京市朝阳中学党支部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英明地指出：“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还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知识分子这一科学的分析，我们党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但是，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现在有没有变化？不只是大学，还要把中小学的教师加进去看……”。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是心怀鬼胎。他们用提出问题的办法，蒙骗群众，掩盖其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目的。
我们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锻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然而，能否因为有这样的变化，就得出毛主席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已经“过时”了的结论呢？能否因为有这样的变化和进步，就可以说知识分子不必改造了呢？不能，绝对不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在学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知识分子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资产阶级世界观基本上没有触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拨正了广大知识分子前进的方向。知识分子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磨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认真改造世界观，还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清除长期受到的封、资、修的影响，把世界观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绝不是一次运动所能解决的。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在，资产阶级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都还在，小生产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样长期、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难道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吗？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依附于一定阶级的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长期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决不是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用美丽的词藻所能掩饰得了的。
老实说，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决不会接受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的虚伪捧场，决不讳疾忌医，也不需要掩耳盗铃，一定会沿着毛主席指出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继续前进。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校教师绝大部分愿意自觉改造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正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少同志有了进步。但是，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虽然有进步，但距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教导，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教导，一刻也不会忘记。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妄图对我们施放糖衣炮弹。这些人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使人们从思想上麻痹起来，放松思想改造，不注意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便跟着他们，为修正主义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一切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坚决不答应！
历史经验已经说明：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总是先要在形势的问题上制造混乱。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概莫例外。这些人故意把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教育革命形势说得一团糟，装着“为民请命”的样子，以爱护教师为名，挑拨广大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教育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使学校重新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校教师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阔步前进，在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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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扭转知识分子前进的方向
北京市五十九中教师 曾中平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我们党，“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使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等等。好象唯独他们“关心”、“爱护”知识分子。这使我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后自己的经历。
我是旧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时，学校以培养“红色专家”为诱饵，引导学生去爬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许多人整天死啃书本，一心想成名成家，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思想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下冰雹时，不少人趴在高楼窗口观赏奇异景色，怎么能想到雹灾对农业生产会带来多大损失呢！
我虽然念了十几年书，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却束手无策。有一次我带领学生去学农，贫下中农听说来了一个生物教师，大学毕业生，非常高兴，对我寄予很大希望。队里储存的白薯发现烂块，贫下中农请我去解决；队里的骡子病了，又来问我怎么办。可是我眼看着白薯腐烂发臭，骡子病死，却毫无办法。我深切地感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真是害人不浅。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几年来，我坚持去工厂、农村，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思想感情逐步发生了变化。看到下冰雹，我不再是欣赏奇景，而是急贫下中农所急了。一九七○年秋，我领同学到农村开门办学时，遇上雹灾，颗颗冰雹好象都砸在自己的身上。冰雹一停，我立即奔赴现场了解生产队的灾情，并带领同学紧张地投入了抗灾斗争。去年，我校农村分校所在的大队棉花产量较低。为了提高棉花产量，我们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战天斗地、艰苦奋斗，在一块盐碱地上进行了二十四项试验，第一年就在一亩高产试验田里获得了亩产皮棉二百一十五斤的好收成。贫下中农非常高兴。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体会到，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相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什么“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是捏造一个罪名强加在党和人民头上。他们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歪曲成“骂”。他们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实际上“骂”知识分子的，恰恰是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发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号召，广大师生热烈响应，自己动手，大办工厂、农场，实行开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刘少奇一伙却骂这是“头脑发昏”，“不务正业”，“乱、糟、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师生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可是林彪一伙又骂这是“变相劳改”。经过批林批孔运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骂开门办学“象抽风”。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伪装“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实则是破坏和篡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妄图扭转知识分子前进的方向，坑害知识分子。我们决不上当！在当前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搏斗中，我决心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改造世界观，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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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共大南城分校的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击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