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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不忘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
中共江苏省阜宁县委书记 季兆甫
我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来，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但是，最使我难忘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在一个县担任领导工作。由于自己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群众起来揭发和批判我的错误。当时我很想不通，总觉得我是贫下中农出身，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是党和毛主席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考验都经受过了，怎么会去搞资本主义呢？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再对我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有一次，他们同我一起到我过去蹲过点的公社，去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帮助我认识搞资本主义的危害。革命群众先给我算了一笔账：我蹲点前，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大积大造自然肥料，增产又增收；我蹲点后，单纯依靠商品肥，结果，成本增加，增产不增收。同时，他们对我搞的高工分、物质奖，摆了三大危害：一是扩大了分配上的差别，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二是会助长人们的私有观念，不能调动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能刺激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三是会破坏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影响革命团结。这样做的结果就把人心搞散了，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搞偏了。这一堂生动具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课，使我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帮助我分清了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后来，我和革命群众一起到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又到“五·七”干校学习。在这期间，革命群众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我，帮助我。他们和我一起调查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结合典型从路线上进行分析，使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他们还和我一起分析过去犯路线错误的主观原因，使我提高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革命群众这种对同志的极端热忱，至今想起来仍然使我非常感动。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认识比较清楚了。这时我才懂得，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没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没有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因而头脑不清醒，主观上想把生产搞上去，但在靠什么搞上去的问题上，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没有革命群众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势必会在修正主义泥坑里越陷越深，这是多么危险啊！
去年，我被调到阜宁县担任领导工作。当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时，心情又是激动，又是沉重。激动的是，我过去犯了路线错误，当我对错误有了初步认识以后，党和人民更加信任我；感到沉重的是，怎样避免重犯新的路线错误，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知错、认错、改错，使错误变成正确的先导。为此，我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武器，认真回顾和分析了过去犯错误的原因，体会到：
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摆正革命和生产、人和物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我中了“唯生产力论”的流毒，只顾埋头抓生产，不注意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懂得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生产条件、耕作制度、增产措施当然是应该抓的，但这是目。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纲和目的位置不能颠倒，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不能混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如果不搞清楚什么是纲，什么是目，势必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这次一到县里，我就和县委“一班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分头下去进行社会调查，掌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手资料，为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创造了条件。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在全县打了一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同时，县委加强了对政治夜校和工人、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领导，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大学大批促进了大干，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新的起色。文化大革命前，一到收种大忙季节，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容易放松，政治工作就容易让路。这一让，就给资本主义开了路。我记取了这个沉痛的教训，认识到大忙季节，正是各种矛盾集中的时候，也是阶级敌人、资本主义活动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为此，县委在大忙期间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并强调教育内容要有的放矢，方法灵活多样，以适应大忙特点。由于县委头脑清醒，决心大，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得紧，有力地抵制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收种任务完成得既快又好。
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斗争的哲学。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斗不行，不斗到底也不行。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所以犯路线错误，就是因为我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争不力。现在要认真记取过去的教训，就应该坚持斗争。当然，在斗争中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而对人民内部的错误倾向则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帮助和教育。只要按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办事，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就不会犯错误。怕犯错误而不敢斗争，就会犯更大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我批评教育的目的，正是要我敢于批修批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决不是要我成为不敢斗争的“老好人”。如果怕这怕那，不坚持革命原则，放弃斗争，那就事实上给资本主义开了通行证，违背广大革命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辜负了广大群众对我的帮助和教育。
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去年，我们抓住几个对全县有影响的典型，发动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
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加强领导班子自身的革命化建设，自觉改造世界观。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我认识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县委内部来，反映到自己头脑里来。光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倾向斗，光注意下面干部身上的错误倾向，不同县委内部和自己的错误思想斗，这个斗争是搞不好的，县委必然是没有战斗力的。去年，我们县委常委先后三次开门整风，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对照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摆问题，亮思想，挖根源，斗私批修，开展思想交锋，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在党的基本路线上，同心协力大干社会主义。我常常告诫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要继续革命不停步，要保持和发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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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晚年继续革命
——记共产党员、老八路李位的革命事迹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许多老一代革命者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奋勇杀敌；如今，他们依然保持了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坚持反修防修，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永葆战斗的青春。
集中在他们身上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的老战士。他，就是共产党员、当年的老八路、如今的老羊工李位。
一九四九年，参军十一年的李位同志主动要求复员到偏僻的山西省永和县白家崖落户。二十多年来，李位象一颗红色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开花。他先后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合作社社长、生产大队队长，也当过普通社员。不论干什么工作，李位同志都是一个心眼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革命，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一九六五年，李位同志看到队里历年缺肥太多，生产发展不快，他就主动要求去放羊。他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他放的羊膘情好，羊羔成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年年被队里评为劳动模范。为了多积肥，李位同志坚持勤垫圈，从老远的地方一担土一担土地往圈里垫。为了给队里节约饲草，留给大牲口在春耕时吃，他就坚持冬天放牧，山高坡滑，手脚冻僵，也全然不顾。一到春天产羔期，他更是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精心护理小羊羔。有的小羊羔不吃奶，他就把自己家里的白面、小米熬成稀汤喂羊羔。
在李位当牧工组长的十年当中，白家崖生产队由开始的五群二百多只羊，逐步发展到今天的十五群羊，除卖给国家一百多只羊以外，现在还存羊八百多只。随着养羊事业的发展，缺少肥料的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个队粮食总产量由一九六五年的八万二千斤猛增到一九七五年的二十五万多斤。
二十多年来，李位曾先后四十多次被评为省、地、县、社的先进分子和模范代表。一位现在重新跟他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说：“李位还是南泥湾那股劲”。
李位到白家崖以后，对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从没跟人讲过，连多年生活在一起的老伴都不知道。一九六一年，一位曾在三五九旅和李位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来到白家崖，人们才从这位同志那里知道了李位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的特等劳动模范，曾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大伙儿埋怨李位说：“老李，你在部队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这么大的功劳，怎么连个气都不给咱们透啊？”李位认真地说：“这有什么好说的？我这个在旧社会被地主老财逼得活不下去的人，能够参加革命，全靠毛主席和共产党引路。我为党为人民做了点事，功劳应该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我这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比起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来又算得了什么？”
李位家中生活负担重，但他从不向国家伸手，组织上要给他救济款，他总是说：“我能过得去，给其他困难的同志吧。”村里的翻身户，家家添箱置柜，打窑盖房，他一直住着土改时分的那孔窑。老伴曾劝他打孔新窑，他说：“要那么多窑干啥？现在比起旧社会，咱就象在天堂上，有力气还是为社会主义多干些事吧！”
去年，李位的两个孙子分别念完了小学和初中，李位把两个孙子拉到身边，又一次向他们讲了苦难家史。他对孩子们说：“我在旧社会受地富的压榨，连命都难保，那里有钱去念书。现在党和政府让你们读书识字，但决不能忘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你们长在农村，更应该坚持乡村干革命。”他把两个孙子送到了打坝专业队，他们在老一代战士革命精神的熏陶下，干得很出色。李位常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股劲，干一辈子革命，也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把革命红旗扛到共产主义！”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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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
——记湖北省建始县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万述荣
走进湖北省建始县的金星大队，只见山上山下，座落着一幢幢青瓦白墙的房子，只是在山背后，还有两间非常显眼的茅草屋，这就是四届人大代表、中共建始县委常委、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万述荣的住房。二十六年来，他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万述荣三次拒绝盖新房的故事，受到当地群众的称颂。
一九六四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来找万述荣，家里的人说：“下雨天他从来就不在家里。”原来，每次下雨，他的茅草屋就“滴答”“滴答”不停地漏水，雨象滴在他的心上，使他想起了住茅屋的阶级兄弟。他总是从山上跑到山下，挨户查看。社员的漏雨屋都想了办法，只有他自己的屋照样漏雨。工作队研究决定批几根树，给他整修房屋。万述荣笑着说：“我们当干部的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的屋还能住，先安排住房不好的贫下中农吧！”
为了使住茅草屋的贫下中农改变居住条件，万述荣带领群众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栽了几坡几岭的树，为盖房子准备木材。每一棵树都有他辛勤的汗水。他帮助贫下中农盖了许多新房子，可自己还是住在那两间茅草屋里。
这时，贫下中农找到老万要帮助他盖房。这个说：“我来帮你砍树。”那个说：“我来为你打墙。”万述荣深受感动，他对大家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只想自己的家，要想到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受苦人。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多打粮食，多作贡献，为盖共产主义大厦增砖添瓦。”他的话，说得贫下中农心里亮堂堂的。第二次修屋又被他拒绝了。
一九七三年冬，大队修学校剩了一些边角短料和砖瓦，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商量，决定把这些料给万述荣修修屋子。万述荣听了，郑重地对大家说：“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怎么能用来修私人的屋子呢？”
现在，金星大队的社员群众都住上了新房，唯独万述荣一家还住着茅草屋。也有人说：“老万真划不来，当了二十多年干部，连房子也没有一间好的。”老万却说：“当干部要首先想到革命，想到群众，如果只想到自己，那就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了。”
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巩固、壮大，社员生活日益提高。可是，万述荣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对群众的困难他则是无微不至的关心。
一次，万述荣到第二生产队检查工作。首先去看望孤儿金宗福兄妹三人，发现他们由于生活安排得不好，粮和盐都不多了。老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晚上，他背上自己的粮，又买了一些盐给他们送来。金宗福流着泪说：“万伯伯，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哪！” 老万关心地说。事后，大队干部到他家里，发现老万一家人吃的是掺菜的饭。大家十分激动地说：“老万，你为我们贫下中农，心都掏出来了。”老万却说：“现在日子比旧社会不知好多少倍，贫下中农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啊！”
这些年来，每逢过年过节，老万总是挨家挨户访问，把党的温暖送到人民的心上。村里的五保户病了，他半夜三更去寻医抓药，早晚端茶倒水。几次政府照顾他的棉衣，他又转送给有困难的贫下中农。群众都说：“我们只要看到老万，心里就热乎乎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万述荣光荣地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临走前，县委组织部交给他一百五十元钱，并对他说：“用了回来补助。”万述荣推辞不过，只好接过钱，贴身放好。
开会期间，万述荣细心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认真阅读大会文件，抓紧时间反复学习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开了十多天会，万述荣身上的一百五十元，一分钱也没有动。回来时，他立即如数交给了组织。“你怎么一分钱也没用？”接钱的人惊奇地问。老万说：“这是人民的钱，我没有权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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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胸怀革命
共产党员、退伍战士于乐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在山东省栖霞县寨里人民公社，人们传颂着一位退伍十九年的优秀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事迹。他就是这个公社的郭家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于乐周同志。
于乐周同志在淮海战役中负伤，一九五七年春，组织上根据他的身体条件，决定让他退伍。
于乐周扛着扁担回到家乡——栖霞山区。迎接他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当年送他参军的老支书。于乐周深情地看着老支书斑白的两鬓，握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眼里不禁滚出了泪珠。他暗暗地下决心：这些当年出生入死同敌人斗争的老同志、老党员，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艰苦奋斗，自己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党支部分配于乐周到大队林业队劳动，他高高兴兴地领着七个社员，扛起大镢上荒山，挖坑栽树，每天从早干到晚。经过他们的艰苦劳动，五十多亩荒山全部栽上了刺槐，使郭家店村有了第一坡刺槐林。
党支部安排他管理公路，他又把全部精力用在保养公路上。不管火辣辣的酷暑日，还是寒风刺骨的三九天，他每天拖着一条负过伤的腿，乐呵呵地推着耙子，在公路上往返五六十里。他负责管理的一段公路，沙子匀，路面平，溜光闪亮。
于乐周当了大队干部后，仍然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什么活最重、最累，他就干什么活。有人说：“你们干部的事情多，少劳动点，群众也谅解！”于乐周说：“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是反修防修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俺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乐周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他带领群众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惊恐和仇视，也引起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的不满。一些好心人对于乐周说：“你这样丁是丁，卯是卯，不怕得罪人？”于乐周严肃地说：“共产党员不搞阶级斗争，党还要俺这个党员干什么？”由于大队党支部敢抓阶级斗争，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不敢抬头。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新成绩。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过了“长江”，一九七五年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多斤。
于乐周办事公私分明，一尘不染。有一次，他爱人从山上拣来一段枯树桩，他发现后，对爱人说：“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集体的。俺们当干部的公私要分个清，小的能占集体的一根草，大的就会占集体的金银宝。”并要爱人把枯树桩送给队上。于乐周当治保主任好几年，每天晚上出去巡逻看山，可满山的苹果，他从未摘过一个，遍地的花生，他从未吃过一粒。有的同志认为他对这些小事太认真了。于乐周严肃地说：“一个苹果，一粒花生，看起来是小事，但沾染上多吃多占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可是大事。公私不分的事，俺们不能干，损公肥私就会变质啊！”
于乐周过去在部队参加过许多次战斗，先后八次立功，保存着不少纪念章。可是他回到农村十九年了，贫下中农没有听见他讲过一次功劳，没见他挂过一块光荣章。后来有人知道后责备说：“这是好事嘛，你咋不吱声？”于乐周说：“那是过去的事了，革命战士哪能眼睛往后瞅，和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