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阿尔巴尼亚报刊发表文章
揭露苏修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剥削人民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道路》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苏修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
文章说，在苏联蜕变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就被修正主义的新资产阶级专政所代替。“今天苏联的国家，从其类型和本质来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专政，而从统治的方式来说，是法西斯式的军事专政（尽管它们企图保住社会主义的伪装）。在国内，苏修新资产阶级推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并把它们的统治建立在法西斯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基础上；对外，则推行法西斯式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文章说：“急剧加强暴力机关，增设监狱、集中营、‘精神病院’，增加警察和军队等，是苏联法西斯专政的显著特点之一。现在，苏联有一千多个集中营，关押着一百多万主要因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而被惩处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革命者。”“为了实行法西斯恐怖和暴力，苏联修正主义者加强并无限增加警察和国家保安机关，这些机构则用各种恐怖手段镇压劳动群众的斗争和反抗。”
文章指出，把国家经济和整个生活的军国主义化发展到高度水平以及肆无忌惮地进行军备竞赛，是苏联法西斯专政的一个显著特点。苏联军队也堕落为具有明显的法西斯和侵略特征的军队。它曾多次镇压苏联劳动人民的反抗。数十万苏军驻扎在他们占领的东欧国家也表现了这一军队的法西斯占领的特点。此外，苏联军队的数十万士兵以及军舰驻扎在世界上相当多的地区，直接威胁着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为了确保他们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驻扎和统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还使用了干涉、间谍活动、发动政变等法西斯手段和在各国人民中间制造分裂。”
文章说：“苏修党本身也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
文章指出，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国内建立法西斯军事专政，这同他们与美帝加紧争夺世界霸权有关。正是为了同美帝进行这一生死争夺，苏联修正主义者需要在国内确保“稳定”。要确保这一“稳定”，首先要依靠法西斯专政。文章说，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国内建立的法西斯专政和对外推行的法西斯侵略政策并不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强大，相反，表明了它的虚弱。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电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揭露苏联新型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掠夺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罪行。
文章指出，在苏联，当权的新型资产阶级控制着修正主义的党和国家政权，无情地剥削和占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地位越高，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也就越多。他们通过各种“物质刺激”和隐蔽手段进行剥削，通过贪污和盗窃等手段养肥自己。有一个苏修中央委员盗窃了五十万卢布的巨款，这笔款项相当于苏联四百名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
文章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已完全被资本主义所有制取代了。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而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则成为获得利润的基础。
文章揭露说，苏联农村的两极分化也很尖锐。据苏修官方供认，有大批的“集体农庄庄员”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这是苏联现有分配关系的直接后果。
文章还指出，苏修集团企图通过“物质刺激”激发人们的劳动兴趣，以便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用于“物质刺激”的资金都被新资产阶级分子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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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舆论痛斥勃列日涅夫的诽谤
警告苏联：日本人民坚决收回北方领土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电 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最近在苏修“二十五大”开场时的报告中肆意诽谤日本人民和政府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正义主张，胡说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没有根据的非法要求”，引起了日本舆论界和政府人士的强烈不满。
日本报纸近两天来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驳斥勃列日涅夫的诽谤。《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无论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有充分的根据”。勃列日涅夫说什么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是“在外来的挑唆下”形成的，“这是严重地看错了事实。”“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完全没有外来因素，而是日本国民的共同意志。”
《东京新闻》的社论说，对于勃列日涅夫关于日本北方领土的言论，“我们不能不反驳说，他才是‘毫无根据’的。我国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决不是他所说的‘一部分人’搞的，也决不是他所谓的‘受到外来的挑唆’所致。”
《读卖新闻》的评论说，“日本政府有必要提醒苏联注意，并向它指出：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法律上看，北方领土都是我国固有领土；一九七三年田中首相访苏进行的首脑会谈、去年和今年的日苏外长会谈，都确认了北方领土是‘第二次大战以来尚未解决的各项问题’，并要继续对缔结和约进行谈判。”
《日本经济新闻》说：“苏联如果要同我国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流，首先必须改变它在领土问题上的顽固态度，这是前提条件。”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一些官员二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如果勃列日涅夫所说是指日本要求归还苏联所霸占的北方领土问题，“那他是在狡猾地企图逃避他的尾巴再次被揪”。他们说，日本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苏联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是缔结日苏和约的先决条件，“这一点苏联应当完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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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勃列日涅夫集团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
新华社记者述评
勃列日涅夫集团最近抛出的“一九七六——一九八○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表明，今后的五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将进一步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变本加厉地扩军备战。
只要把这个“基本方针”以及这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计划和预算，同上一个五年计划稍加对照和分析，人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苏联经济的这种畸形发展趋势。这里略举几例：
第一，关于计划期间主要任务的提法发生显著变化，更露骨地强调加强军备。勃列日涅夫集团前些年为掩盖其假缓和、真扩军备战，曾大叫大嚷“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但最近在关于今后五年任务的宣传中，则在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幌子下，强调与军火生产密切相关的重工业的“头等重要意义”和重工业是“提高国防力量和用最新式最优良战斗技术兵器装备陆海军的基础”。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强调要保证所谓“国防实力的不断增强”，“将竭尽全力”使“苏联武装力量今后仍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
第二，与扩充军备密切相关的生产资料生产同消费品生产的差距，越来越大。勃列日涅夫集团在“九五”计划开始时，曾经一再许诺要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率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率。但在目前的“十五”计划中，他们不仅根本不提消费品生产增长率要超过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率这码事，并且明文规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率要超过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率的四分之一。一九七六年计划规定的两者增长率的差距更大，相差达五分之四。这个差距不仅远远超过“九五”计划期间的年平均差距，而且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以来的最大差距。
第三，军费开支将大幅度增加。众所周知，苏联官方历年公布的军费开支都是虚假的，只是其实际军费支出的一小部分。苏联的实际军费也是不断增长的。但是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给其所谓“和平攻势”壮点声色，曾假惺惺地宣称，一九七四年的军费开支比一九七三年削减三亿卢布，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四年削减两亿卢布。然而，在一九七六年的预算中，他们就连这种虚假的把戏也不玩弄了，而是明文规定军费毫不削减，这实际上意味着其军费开支将更加恶性膨胀。据估计，苏联去年的实际军费开支约占其当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和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已超过战前希特勒德国和目前美国的水平。
很显然，今后的五年，勃列日涅夫集团将把苏联国民经济进一步纳入准备战争的轨道。最近英国《每日电讯报》在谈到苏联的“十五”计划时指出：“这是一项大炮优于黄油的经济计划”，“尽管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大大下降，但没有迹象表明俄国的军事计划有任何削减”。
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断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准备战争，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必然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关于“和平”、“缓和”和“裁军”的种种谎言，绝掩盖不了这一不容置辩的事实。
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断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寄生性和腐朽性加剧的一种表现。军事工业恶性膨胀，民用工业衰弱不振，农业一团糟，居民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劳动人民的生活贫困化，这一切必然不断加剧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无法摆脱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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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动腐朽的苏联教育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苏联教育领域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今天的苏联学校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线。十月革命胜利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制定了教育革命的纲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指出，为了“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彻底背叛了列宁的事业，在列宁的故乡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适应其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他们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方针和制度。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了教育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苏修叛徒集团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力推行“专家治校”的方针，把那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动权威安插在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使学校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工人阶级则完全被剥夺了领导和管理学校的权利。
列宁一再强调，学校必须培养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的“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整个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而苏修叛徒集团虽然口口声声要青年学习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向他们灌输的是一整套的资本主义思想。苏修叛徒集团篡改了列宁关于学习共产主义的内容，攻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竭力通过学校向广大青年灌输“阶级斗争熄灭论”，掩盖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法西斯专政的真相。苏修叛徒集团别有用心地把学习共产主义歪曲为主要是掌握科学和知识，胡说什么有了技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共青团真理报》则赤裸裸地鼓吹青年的任务就是“学习文化”，把苏联广大青年引上技术第一、追名逐利的邪路。
为了推行反动的教育路线，苏修教育界大肆鼓吹“天才论”、“智育第一”，竭力宣扬什么“特殊天资”、“先天素质”，赫鲁晓夫叫嚷要为“天才儿童”特设专门学校，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为有“特殊天才”的学生开办寄宿学校等。勃列日涅夫更是大放厥词，说什么“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重要的源泉”。苏联教育部长也鼓吹“必须把学业优秀的学生看成是高等学校的中心人物”，说他们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竟然拾起德国法西斯的牙慧，狂热地兜售“遗传天才”的反动理论。苏修教育科学院一位通讯院士按照资产阶级的人种分类学，煞费苦心地把苏联中学生划分为六个类型，归结为两种。那些资产阶级的子女属于“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组织家”类型，是预先决定的具有真正天才的人；而那些农村的学生，则属于“懒堕”型，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有用的劳动者和
“良好”的公民。在苏修叛徒集团看来，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是“庸才”，应当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活该当奴隶；而唯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子女是“天才”，应当受到特殊的教育，成为当然的统治者。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了使资产阶级的子女受到特殊的“培养”，专门开设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艺术等科目的“天才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天才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能升入研究班，成为高级“专家”。他们被看作是苏联学生中的“精华”，是“苏联未来的领导人”，过着“如同沙皇时代贵族一般的生活”。
十分清楚，苏修叛徒集团所鼓吹的“天才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货色。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天才教育”对工农及其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学校为谁开门，这是关系到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重大问题。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代，苏联曾经实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为他们进入学校创造了有利条件。列宁指出，在受教育方面“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学校首先应当“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子弟。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取消了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而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在教育上和一切社会生活方面根本不可能“平等”。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辟，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控制了各级领导权，占有整个社会财富。而广大工农群众则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的子女在受教育方面怎么能同特权阶级的子女“一律平等”呢？事实上，苏联广大工农及其子女在学校里处处受到排斥和打击。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只受过小学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广大工农子女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被迫中途退学。与此同时，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大棒挥舞下，大批的工农子女被扣上了“智力落后”、“知识水平低”的罪名并被赶出学校大门。
广大工农子女既然连初等教育都受不满，当然更被排斥于高等学校之外。正如一家日本杂志所揭露的那样，“苏联的大学考试对各阶层的子女赋予客观的‘教育平等’的权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上大学，而农民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不上”，因为“在入学考试之前家庭环境给苏联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异”。苏修在关于新西伯利亚青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不同社会集团出身的青年在升学问题上也是不平等的。在出身于农庄和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十八，而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当权者）的子女中却占百分之八十二。有些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即使侥幸进入大学，也会被用种种借口“淘汰”出去，不少人因考试不及格而被迫中途退学。在乌拉尔地区，工农子弟的退学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七。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揭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自由、平等的虚伪性。
在今日的苏联，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级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垄断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特权阶级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政治地位、权势和金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高等学校。他们不仅可以进入各种收费昂贵的“补习班”、“预备班”、雇请“家庭教师”，取得入学考试的好分数，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左道旁门”进入大学。在今天苏联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依靠权势、行贿、收买、舞弊等等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风行全国。特权阶级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塞进大学是极其普遍的事情。第比利斯市一家工厂的厂长花了一万三千卢布的巨款，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的数目，买通一家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高等学府”。官僚、特权阶级的子女，有些即使是刑事犯罪分子，也可以依仗父母的高级社会地位，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能钻进高等学校。苏联《共青团真理报》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透露，苏修一名机器制造部部务委员兼局长曾利用职权，使其因犯强奸罪而被判刑的儿子得到“赦免”，并为他安排了工作，入了团，而且送进高等学校。至于那些雇工代考的“商号”、假造文凭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只要得到巨额卢布，就会给有钱人的子女提供方便，使他们钻进大学或买到“文凭”。
在苏联学校中，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各类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也有着严格的界限。广大工农子女很难进入大学，也只能在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毕业后，从事所谓“低贱”的体力劳动。而特权阶级的子女，则可以沿着高等学校的阶梯向上爬，毕业后成为“专家”、“学者”，从事“高贵”的“领导”职务，世袭其父母的特权地位。这反映了苏联教育鲜明的阶级性。这种教育上的等级制度是由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决定的，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的。一个日本作家在分析了苏联教育方面的情况后指出，“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半仍然是知识分子，农民的子女大半仍然是农民，这种社会现象如果一代、两代、三代这样重复下去，岂不就会超越阶层而形成一种阶级吗？”
历来一切剥削者无不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办学宗旨。苏修叛徒集团同样在教育界贩卖“读书做官”的货色。高等学校成为资产阶级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苏修头目公开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高等学校学生是未来的生产指挥者和组织者。
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利用学校来培育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来巩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专制。
为了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苏修叛徒集团把商品交换原则推广到教育界。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就公开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青年们上大学，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本”。苏修的御用学者们也拚命鼓吹
“求知识就是为了赢利”，要苏联青年“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学习、掌握知识，完善专业经验”方面，学成“能够生产高额利钱的贮钱匣”。在今天的苏联，把知识当成私有财产，把掌握知识做为资本积累，爬到特权阶级的一种手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界，他们不仅疯狂地摧残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而且让糜烂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到处泛滥。他们在学校里散布西方生活方式，向青年灌输“知识私有”“享乐至上”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毒化他们的思想，腐蚀他们的灵魂。于是，一批批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从高等学校这个修正主义温床上不断地产生出来，构成苏修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
苏修教育制度的反动、腐朽和没落，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一定会再一次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重新做文化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