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江河日下的五年
啸楼
从一九七一年苏修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迄今，已经五年。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即将开场的二十五大鼓气，连月来厚着脸皮吹擂二十四大以来的所谓“成就”。苏修在这五年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是经济“迅速而稳定的发展”，还是经济更加混乱、畸形和困难？是政治上
“坚如磐石的一致”，还是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是为“坚决捍卫普遍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推行所谓的“和平纲领”，还是在“缓和”烟幕下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并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策源地？是“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是在搞地地道道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五年过去了，苏修二十四大确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业已破产。这个举世皆知的事实，表明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暴露了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极大腐朽性，完全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二十四大上吹嘘的“高速度”发展和“福利计划”的骗局。请看：
国民经济基本指标落空。其中国民收入仅达该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七四年的水平，即五年只完成四年的任务；
消费资料生产奇差，据计算，消费资料生产的总产值仅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九左右，市场上许多重要消费品严重短缺；
农业衰败，五年内年平均农业总产值远未完成，粮食生产更糟，五年中就有四年减产，年平均产量只达计划规定指标的百分之九十一左右，特别是在“灾难性”的一九七五年，即使按照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粮食产量也只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二；按人口平均计算，粮食产量甚至比沙皇时代的一九一三年还要低，“九五”计划期间进口的粮食相当于“八五”计划期间的五倍；
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据苏修报刊透露，目前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低于“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的水平，主要食品等零售价格不断上涨，苛捐杂税越征越多，据苏修自己公布，苏联每个职工平均缴税额一九六○年为八十四点一卢布，一九七三年则为一百五十七点六卢布，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四；
债台高筑，据不完全统计，从勃列日涅夫上台的一九六四年以来，苏修向西方国家借债已逾二百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九五”计划期间达成的协议；
如此等等，已足够说明问题。
不过，应当指出，苏联“高速度”发展的项目确是有的，那就是军工部门以及同军工有关的某些重工业部门一直保持恶性膨胀的势头。五年来，苏修继续竭力发展军工生产，一再强调要“尽量发挥军工经济潜力”，继续贯彻在重工业中首先发展同军工生产有关部门的“不变原则”，同时提出要把一切先进科学成就首先用于发展军事技术。据估计，苏联目前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业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军工生产，有关从业人员约为三百五十万。“九五”计划期间，同军工生产有关的机器制造业、自动化仪表和工具以及计算技术方面的产品，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八十和三倍。据西方估计，苏联军事研究费用在一九七三年便超过了美国。
苏修大搞扩军备战，只能靠压低人民的消费，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结果使国民经济严重畸形发展。这就是：工业庞大而农业十分脆弱，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断膨胀而轻工业生产严重不足，军工技术迅速发展而许多民用工业技术相当落后，拥有大量核武器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以扩充军事实力为中心的基建投资越来越多而投资效率日益降低。这种情形，在“九五”计划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苏修“九五”计划根本无法完成，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所决定的。他们既要加强官僚国家的垄断控制，又要加强利润刺激，这本身便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央垄断集团与地方垄断集团之间，企业资产阶级集团与中央、地方垄断集团之间为争夺利润的支配权，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企业内部为追逐利润，弄虚作假，贪污盗窃，挥霍浪费，新技术得不到充分应用。特别是，劳动人民不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经常以停工、怠工等形式进行抵制和斗争。这一切，使苏修进行垄断控制的主要手段——国家计划不断陷入破产之中。
事实充分表明，最近五年是苏修“九五”计划落空的五年，“福利”口号破产的五年，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五年，经济困难日益加深的五年。
二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上曾经鼓吹，说什么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什么苏联“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各大小民族之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和“坚如磐石的一致”。但是，事实却截然相反。
五年来，随着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地位日益孤立和虚弱，他们顾不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伪装，不断地强化法西斯专政。用来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军队，在近年内由三百多万急增到四百二十万以上。间谍特务机关“克格勃”（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权力大增，无孔不入，并为其特务、密探装备了最新式的侦察审讯器材以及现代化的监视和电讯联络装置。“精神病院”日甚一日地成为政治迫害的场所。不仅如此，这几年苏修还扩大和新建了许多法西斯专政的辅助组织。它把那些矛头对着人民群众的所谓“志愿纠察队”和“监督组”等加以扩充，建立了各种专业纠察队和行动队。还新建了许多由特务警察机关一手操纵的“群众性”组织，例如什么“公众委员会”、“违法现象预防委员会”、“公众与民警社会治安站”等等，其任务主要是对付那些持有与苏修统治“格格不入的观点和习惯的人”。为了遏制人民的反抗，苏修还先后通过了禁止未经批准的任何集会和限制使用电话的法令，颁布了加重惩处“非法获得发火武器”的补充条款，并且多次出动军警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镇压。
然而，残酷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并没有吓倒人民。这几年苏联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有增无已。据报道，五年来地下组织和地下刊物不断出现，在基辅、罗斯托夫、利沃夫、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第聂伯捷尔任斯克、维切布斯克、第比利斯等许多城市，都发生过工人的罢工示威，至于怠工形式的斗争更是遍及城乡。广大党员尽管受到严密的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但斗争并未停息，从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始的“更换党证”的两年期间，据估计清洗了近百万名具有所谓“异己思想”之类的“消极党员”。许多知识分子不满勃列日涅夫集团反动统治的抗议行动，也逐渐成为苏联人民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是苏修面临的又一个严重问题。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所谓“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这个欺骗口号下加紧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越来越自我暴露，不得人心。五年来，从外高加索到中亚地区、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黑海之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的斗争连绵不绝，声势相当浩大。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这些加盟共和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大搞清洗，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一九七二年以来先在格鲁吉亚，接着在乌克兰，以后又在亚美尼亚，都大搞所谓“思想整顿”和组织清洗，不仅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横加迫害和摧残，而且撤掉了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第一书记。今天在这些加盟共和国，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伏彼起。
苏联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最近五年也发展得更为严重。投机倒把猖獗，贿赂舞弊成风，偷盗、卖淫、酗酒、吸毒、宗教迷信和青少年犯罪等等，已是司空见惯。这些造成社会污浊混乱的弊病，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并无二致。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反映到统治集团上层，使其内部倾轧加剧，统治地位动摇不定。最近五年来，苏修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先后四人下台，两人降职。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则是政治“病”缠身，窘相毕露。他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以支撑门面，有时竟采取一些近乎滑稽的卑劣手法。例如一九七三年开始更换党证时，他将第一号党证发给列宁，自己领取第二号党证，并就此事大加渲染，恬不知耻地俨然以“列宁第二”自居。一九七五年又借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三十周年之机，捞了个“大将”军衔，给自己这个卫国战争初期的上校脸上贴金，传为笑柄。
事情很清楚，最近五年既是社会法西斯专政不断强化的五年，又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陷入新的孤立境地的五年，同时也是苏联各族劳动人民为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五年。
三臭名昭著的所谓“和平纲领”，是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抛出来的。此后，苏修把它的一切对外侵略行径都同这个“和平纲领”挂起钩来，叫叫嚷嚷，吹吹打打。事实上，五年来苏修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它搞的不是什么“争取持久和平”，而是在“缓和”的掩盖下加紧争夺世界霸权；不是什么
“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威胁”，而是极力制造新的战争危险；不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不择手段地进行渗透、干涉、颠覆和破坏，梦想统治和奴役世界人民。
五年来苏修干的坏事、丑事，罄竹难书。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遍及全球。欧洲、中东、南亚、非洲南部和世界其他地区之不得安宁，无不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渗透相关。它经过多年的策划，搞了一个名曰“欧安会”实为“欧危会”的名堂。它一面叫嚷什么“缓和物质化”，“缓和具有不可逆转性”，要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等等，一面则向东欧调兵遣将和更新武器装备，在南欧、巴尔干兴风作浪，对葡萄牙等国大搞渗透，在北欧加强军事部署，从而使欧洲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它口头喊裁军，结果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越搞越多，军队人数急速增加，军费不断膨胀，几年来的实际军费开支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它大搞全球性军事演习，庞大的海军舰队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它利用签订所谓“友好合作条约”，攫取军事基地以及进一步通过所谓“军援”和“经援”，对一些国家加强掠夺和政治军事控制。它把一些修正主义政党作为自己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别动队，它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肢解另一个主权国家。它霸占日本北方四岛不还，并施展种种讹诈和恐吓手段。目前，它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干涉安哥拉，这集中地暴露了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嘴脸，给它的“和平纲领”的实质加上了最好的注脚。总之，这个野心勃勃的超级大国在同美帝的争霸中，处处显示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具有更大的冒险性，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但是，疯狂并不说明它的强大。它插手的地方越多，给自己脖子套上的绞索也越多。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认清了它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面目。五年来，大量事实充分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的狼狈相。它策划制造的掩盖苏美争夺的种种缓和假相不断被戳穿。在所谓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苏美两家各怀鬼胎，明争暗斗，互不相让。曾被吹成是对加强苏美关系作出“富有成果的贡献”的苏美贸易协定，宣告失效。苏修一心想要召开的欧洲各党会议，几经筹备，迟迟开不起来。它鼓吹的“和平过渡”的荒谬理论，在被称作“样板”的一个拉美国家彻底破产。修正主义集团内部争吵不休，一片混乱，苏修的指挥棒更加失灵。继一九七一年九月一百零五名苏修间谍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几年来在全世界各地大批的苏修特务、间谍不断被揭露。它企图控制埃及而派去的几万名顾问和军事人员被迫撤走。中东十月战争以来，苏修出卖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的叛徒面目愈加暴露。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使苏修这个同朗诺集团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反革命两面派大出其丑。它为了称霸亚洲而鼓吹建立所谓“亚安体系”，响应者寥寥无几。苏修对东欧一些国家限制原料、燃料供应并抬高价格，同时加紧榨取这些国家资金和劳力，引起了新的不满。凡此种种，都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十分头痛并引起内部倾轧的问题。
由此可见，最近五年既是苏修大肆侵略扩张、加紧争霸世界的五年，又是“和平纲领”日益败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的五年。
四
苏修在二十四大上正式打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勃列日涅夫当时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并把“从理论上探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定为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五年来，苏修头目及其御用文人把这个“理论”当作一根救命稻草，简直吹得天花乱坠。
那么，什么是苏修所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呢？
人们记得，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上曾经提出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八○年这“二十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骗人口号。他在开这张空头支票时，勃列日涅夫是其同伙。后来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破产，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这个小丑终于滚下了台。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收藏起
“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破旗，代之以“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企图借此掩盖假共产主义的破产和苏联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演变的现实。所谓“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原是一路货色。不过，从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集中性越来越强，从而矛盾和困难也越来越深。
勃列日涅夫之流抛出“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还有一个目的。他们滔滔不绝地宣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民国家”。这显然是在为早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全民国家的谬论编造一条理论根据，仿佛全民国家乃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既然“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民国家的谬论也就站住了脚。他们这样说，其实为的是掩盖今日苏联在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幌子下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严酷现实。
苏修叛徒集团还利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来为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服务。他们把这一谬论说成是同“社会主义一体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说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使各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高度国际化”，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的“更完善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形式”，并说实行经济一体化“是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等等。这就是说，苏联既然“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有理由在一体化名义下控制和掠夺“大家庭”其他成员国；而“大家庭”其他各国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必须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苏修根据这一谬论，不仅大搞经济一体化，而且进一步提出并正在搞什么意识形态一体化、军事一体化和外交一体化，目的是要对“大家庭”中的伙伴们实行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现在苏修还在拉拢和诱惑亚非拉某些国家加入经互会这个一体化组织，岂不是说“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还有理由以“一体化”为纽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世界？可见苏修所谓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代名词。
苏修叛徒集团黔驴技穷而抛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除了象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个老的字眼已被社会主义叛徒玷污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而外，丝毫也挽救不了他们的败局。五年来的无数事实，乃至苏修为总结和体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炮制已久的新宪法至今难产，都证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极端虚弱和贫困。
综上所述，从苏修二十四大以来的五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行动上，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都说明了疯狂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色厉内荏，内外交困，江河日下，正在沿着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走下去。“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对苏修的形象写照。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历史将会表明，在今后的五年内，日暮途穷的苏修叛徒集团势必更深地陷入不可解脱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将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旗帜，浩荡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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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记者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
苏联农业减产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把苏联农业搞得一团糟，粮食不断出现大幅度减产，创造了苏联历史上粮食进口的新纪录。为了推卸罪责和欺骗苏联人民，勃列日涅夫每逢谈到农业减产的原因时，总是推到气候身上，说是“天气非常糟糕”造成的。果真是如此吗？苏联杂志《我们的同时代人》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天气只不过暴露了这个弱点，而绝不是歉收的主要原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专门研究苏联农业问题的记者，他曾“几乎走遍了苏联广阔田野的所有‘重点’地区，亲眼看到了许多东西”。
作者在文章中虽然未能指出苏修复辟资本主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是农业减产的主要原因，但从他透露的情况可以看出，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尽管化肥不断增加，机械化水平也有提高，但农业生产却是一片混乱，许多地方不能及时播种，禾苗大量被冻死，水土流失，水利失修，成熟的谷物也大量丢失在田里。
文章在谈到苏联南方的农业歉收情况时透露，“在农艺师会议和地区讨论会上已经对困难年头的教训进行了分析。事实显然给老天爷恢复了名誉”。
文章列举事实说：“严寒的问题。据新切尔卡斯克配尔西亚诺夫卡站的统计，以一八九一年起，每三个冬天中就有一个冬天同一九七二年同样寒冷。”
“降水量的问题。顿河地区的降水量已经连续第五年没有减少，而是明显地增加。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期。”
“尘暴的问题。尘暴降临的次数确实增加了。而且与其说是偏离常规，不如说成了家常便饭。据斯塔夫罗波尔科研所观测：拿最近一百年来看，第一个四分之一里发生了四次黑风暴，第二个四分之一里是六次，第三个四分之一里是七次，而现在这个四分之一里却是十六次。从六九年开始，基本上每年春天都要闹一次风蚀……所以对风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说得清楚些，南方的大自然并没有越出它多年来的范围，因而不应该受责备。”
“回收率的问题，先讲讲亏损以及附加开支，这是国家保险局和庞大的种子谷仓都已习惯了的事情。只有在一九四八年，播种过的土地上冬小麦都收回来了。一九五五——一九六四年，平均死了百分之十一点六的幼苗。在下一个十年（一九六五——一九七四年），这种‘赋税’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五，而且不是非黑土地带的几个州，而是整个南方。罗斯托夫在它的大片粮田上平均损失了百分之二十的禾苗，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损失了四分之一，伏罗希洛夫格勒和别尔戈罗德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假如六十年代黑土地带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下冻死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秋播作物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初，在同样寒冷的情况下却冻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禾苗！”
文章透露，在经营管理上为了“得到多两倍的利润”，“讲究农艺的南方”根本不搞“土壤保护”，使农田受到严重破坏。
文章说：“为了说明农业上的毛病，我们还有什么原因没有找到呢！你要搬出十年二十年前的杂志吗，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文章说：“战前，顿河地区的秋播作物几乎全都种在‘整修过的’地里”，而“在理想的情况下，‘整修过的’田地提供的收成应当多一倍。”但这一耕作制度遭到了破坏。
文章接着说：“在值得纪念的一九七二年，死掉的秋播作物的面积为一千零五十万公顷。其中有一半的播种方式和播种时机，使种子根本就发不了芽。还有四百万公顷是在‘听天由命’的情况下过冬的，它们的命运只取决于大自然的宽大了。
文章说，近四年来，仅俄罗斯联邦的“农场农庄在播种前一个月这段最有利的时期内准备好的用于秋播的土地往往不到计划规定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文章认为这是“对播种期最粗暴的破坏”。它“暴露了由于‘强迫命令’而不得不提前播种的情况。在大面积土地上幼苗夭折，仅仅是由于人们一直拖到夏天才去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