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孔丘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读《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武汉师范学院 沙红文
冯天瑜同志写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六月出版),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孔丘的教育思想,从政治哲学观点、办学目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批判,揭露了孔老二办学的反动性、欺骗性和危害性。这本书观点鲜明,重点突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读一读这本书,是颇有启发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孔丘的教育思想,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它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教育思想相对立而存在,是这个特定历史时代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作者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孔老二的教育思想放在特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了剖析。在办教育的目的上,过去有人凭着“孔丘首创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为由,说孔丘抓教育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针对这种谬论,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露了孔丘办“私学”的真相。作者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私学”并不是孔丘创立的;孔丘办“私学”的目的,也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了“举逸民”,以便挽救“先王之教”的衰亡。所谓“有教无类”本来的含义,就是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强制教练奴隶的意思,根本不是什么“不分贵贱”、“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的进步主张,而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奴化教育。作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春秋战国时代,儒法两家竞相兴办教育,各自培养本阶级的人材,正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阶级斗争的反映。法家利用教育阵地,大力宣扬法家的革新思想和政治主张,让学生研究“权谋术数”、“严刑峻法”,培养一批冲决奴隶制罗网的斗士,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准备官吏队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孔丘抓教育,则是利用教育阵地宣扬“周公之礼”、“孝悌之道”,通过“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把奴隶主贵族下一代训练成为“守死善道”的顽固分子,驱使他们为奴隶主贵族尽忠效劳。在教育内容上,法家在宣传教育活动中,狠抓对“礼教”的批判,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则以宣扬奴隶制的“礼教”为己任,其教育内容浸透着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精神。孔丘说:“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不学周礼便不能站稳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就不能在社会上做人。可见孔丘的教育内容,完全是受他的“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支配的。在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上,过去的一些专家、学者撇开孔丘的方法论的阶级内容和哲学基础不谈,给孔老二的教学方法戴上了一顶顶桂冠。本书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一定的教育方法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方针,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孔丘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反动的。从这样的思想政治路线出发所派生出来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也必然是反动的。例如,孔丘提倡“不耻下问”,果真意味着他要向下层群众学习吗?不,决不是这样的。作者从春秋末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孔丘的唯心史观进行分析,揭示出孔丘所以提出“不耻下问”,是由于孔门师徒认为“王官之学”,“失坠”于民间,在下层有某些“贤人”、“逸民”掌握着“先王之教”,所以需要从这些人手里搜集失散了的“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不耻下问”仍然是一种先验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学习方法。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揭示了孔丘教育思想的阶级实质,说明孔老二办教育是为了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
这本书在剖析孔老二的教育思想的时候,还从下列几个方面考察了它对后世的影响:儒学“礼教”成为强迫人民信奉的“宗教教条”;“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闭门修养”办学方式的推行;“以儒者为师”的沿袭;等等。特别是从思想体系和历史渊源上分析和揭露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孔丘教育思想的亲缘关系,把历史的批判和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使这本书增强了战斗性。这对于我们认识教育的阶级性,认识无产阶级抓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如何办好教育,都有所启发。教育、科技等战线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的沉渣泛起,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思想体系和历史渊源来看,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奇谈怪论,都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孔老二幽灵的再现,是孔丘“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和为它服务的教育路线的翻版。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诬蔑、攻击教育革命总没有搞好,学校教育“今不如昔”,“现在的大学没有过去的中技高”,因而“就是要扭”。这一套货色和孔老二的谬论极其相似。两千多年前,复辟狂孔丘对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痛心疾首。他认为西周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而现今的政治制度则不如以前的好,就连学校教育包括治学态度也今不如昔。孔丘甚至说,古人犯错误也比今人高明。孔丘办“私学”,正是为了使他所认为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世,回复到讲“周公之礼”、行“孝悌之道”的往古去。孔丘这个复辟狂之所以拚命抓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妄图凭借这个旧传统最深的领地,从这里打开缺口,进而恢复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拚命抓思想文教阵地,以此作为复辟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的桥头堡。刘少奇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从右倾翻案风的种种修正主义观点,可以看出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了推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想从教育阵地上打开缺口。两千多年前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二十世纪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都千方百计地抓教育,力图把教育作为复辟旧制度的工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它告诉我们,文化教育领域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一个重要战场。如果革命阶级不抓包括文教、科技在内的上层建筑,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今天,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必须十分注意抓教育,抓科技,必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扑,回击右倾翻案风,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方面抛出“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的谬论,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社来社去”横加指责,反对学生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工人农民。他们的“设想”和“建议”,显然是要培养脱离工农、当官做老爷的精神贵族。两千多年前,孔丘及其门徒从反动立场出发,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和“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学而优则仕”加以制度化。在他们看来,当官就要读书,读书就应该当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而他们鼓吹读书当官的政治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一批“学而优”的“志士仁人”去“为政”,也就是维护反动阶级的专政。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贩卖“学而优则仕”的黑货,妄想培养一批旧制度的卫道士,搞复辟倒退,阻挡历史前进。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的教育事业不是培养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而是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我们一定要破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和制度,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奋斗。
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还诬蔑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讲“学文化”。这一类谬论也都渊源于孔丘的教育思想。孔丘从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出发,提倡关门读书,闭门修养,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接触社会实际。这种办学方式在汉代中期以后的儒家教育中得到进一步推行和发展。从思孟学派的“养气”、“修身”到宋明理学的“穷理”、“心学”;从董仲舒的“三年不窥园”到明清的“文墨世界”,儒生们成年累月钻进故纸堆,在那里摇头晃脑,只知背诵,不求甚解,结果成为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成为反动阶级的奴才、蠢才。然而,这种极端反动腐朽的办学方式,却被刘少奇、林彪全盘继承。刘少奇、林彪都鼓吹唯心主义修养经,猖狂反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引诱青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反对开门办学的奇谈怪论,恰恰是转弯抹角地鼓吹唯心论的修养经。如果照此办理,教育势必走进死胡同,把学生“修养”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应声虫。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是一个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发展前途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教师、学生同工农相结合。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这套黑货,我们并不陌生。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就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孔丘及其门徒老早就提出过“以儒者为师”。孔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就是说,只有那些“温故”、“好古”,热心“复古”的人,才可以当教师,管教育。战国时期,思孟学派明确规定了“以儒者为师”。封建社会中、后期,又把“以儒者为师”和“以儒者为官”紧紧相联,使学校教育成为剥削阶级所把持的世袭领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党派了一些干部去领导学校,但由于刘少奇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学校仍然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入学校阵地,才打破了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然而,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做梦都想夺回失去的领导权。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同孔丘及儒家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孔丘及儒家的影响还严重存在,说明以孔孟之道为重要精神支柱的修正主义,仍然是我国的主要危险。
二十世纪初期,列宁为了批判俄国的马赫主义,曾经详细研究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的著作,从贝克莱那里查到了马赫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攻击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今天,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继续批孔,继续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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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复礼”!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战士 张建伟
我们从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中清楚地看到,这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跟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完全是一个腔调,都是开历史倒车的破烂货。
孔老二向得意门生颜渊传授“克己复礼”的时候,说:“克己复礼”就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说,一切言谈举止都得按照周礼去作,丝毫不差。凡是不符合周礼的,连“看”、“听”都不准,更不许“说”,不能“动”了。这就是孔老二在奴隶到处起义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向他的门徒传授的反动政治纲领,煽惑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效劳。
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于孔老二这套“克己复礼”把戏,可以说是一丝不差地仿效。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看得同周礼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一切都要照此奉行。凡是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革命行动,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风头上,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只得暂时认输。但一旦他们上了台,掌了权,就又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了。
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所用的一个手法是“颂古非今”。他曾自我标榜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叫“西周的奴隶制度是多么好啊,我非常想念它”。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公开宣称:不要怕复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成绩”,明目张胆地美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颂古必非今。什么今天的新型大学毕业的学生质量“没有过去的中技高”呀,什么“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呀,如此等等,把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塌糊涂。然而,大量的事实给了右倾翻案风以无情的回击。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孔孟之道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批过了,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拣起了“克己复礼”的破旗,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了更好地批判右倾翻案风,我们必须继续批孔。
“复礼”就是复辟。我们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深深懂得,搞复辟倒退将会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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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七连战士、共产党员王培洋同志,到驻地丹东市郊区同兴中学和师生一起回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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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扭”向何方?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战士 张厚良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总没有解决好”,
“就是要扭”。这个“扭”字,道出了他们搞复辟倒退的反动实质。历史上的复辟狂孔老二,至死也想扭转奴隶主阶级“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兴盛的历史潮流。当时,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陈成子在齐国搞革新,最后杀了齐国奴隶主头子齐简公,掌握了政权。孔老二听到这个消息后,对陈成子的革命行动恨之入骨。于是不顾重病,马上去求鲁哀公出兵攻打陈成子,要把被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夺得的政权再夺回去。
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妄想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诬蔑和攻击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总没有解决好”,因而要“扭”。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失败的阶级总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伺机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以求达到复辟的目的。
斗争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紧密相连,同出一源。它的代表人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被批判过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或者从不认错,或者口头上说“永不翻案”,一旦上了台,掌了权,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坚持刘少奇、林彪相继推行、并且接连破了产的修正主义路线。
孔老二当上了鲁国的警察总监以后不久,就杀害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他想用革新派的鲜血和尸骨,铺一条“扭”回奴隶制的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同样是利用窃取的权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妄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扭”到相反的方向去。如果让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得逞,党的基本路线就要被“扭”成修正主义路线,马列主义的党就要被“扭”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被“扭”成资产阶级专政。我们革命战士绝不允许这样的悲剧重演。我们要继续批孔,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坚持推行的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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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举逸民”,此路不通!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副班长 李战
教育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散布种种奇谈怪论,遥相呼应。一个说学校“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一个说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大权。说法不一,实质相同,都是反对党的领导,都是要资产阶级来专无产阶级的政。这同孔老二的
“举逸民”何其相似。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为了“克己复礼”,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所谓“举逸民”,就是让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重新出来当政,由他们“兴”奴隶主阶级的“灭国”,“继”奴隶主贵族的“绝世”。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孔老二的这一套心领神会。他在阴暗的角落里狂叫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牛鬼蛇神,“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他这样做,是为了网罗搞反革命阴谋的死党。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放出这类论调来了,沉滓又泛起了。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武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走资派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教育、科技领域里的一统天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批判的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
“权威”,大多数承认了错误,并有改悔的表现。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党的政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然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利用这一点,想把无产阶级刚夺回的大权再夺回去。他们在用人问题上,不讲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反对老、中、青三结合,不问这个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如何,不问这个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统统加以重用。这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完全是两回事。
应该指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就是党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但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表示认错,“永不翻案”,但风头刚过,马上翻案;有的则至今没有认错。他们一上台,就顽固地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歪曲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梦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过的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孔老二“举逸民”,挽救不了奴隶制的没落和灭亡;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搞这一套,同样是没有出路的。“举逸民”,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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