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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着“国际主义”招牌的国际宪兵
新华社记者述评
新沙皇正利用“国际主义”的幌子对安哥拉进行肆无忌惮的武装干涉和殖民扩张，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它那国际宪兵的狰狞面目。
在新沙皇统治的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不复存在。现在莫斯科所标榜的“国际主义”是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和充当国际宪兵的一种伪装，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莫大污辱和亵渎。
然而，越是假的就得越要使劲叫卖。莫斯科几乎每一篇关于安哥拉局势的文章和评论，总忘不了唱几句“国际主义”的调调，生怕别人发生“误解”。关于这一点，新沙皇大可放心，人们是不会误解的。因为全世界人民早已在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看清了你们那副国际宪兵的原形，早已领教过你们那套国际宪兵的理论。
趁此机会，把新沙皇数年前就曾阐明过的国际宪兵的论点再揭出来给大家看看，对于认清什么是新沙皇的“国际主义”不是没有教益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军队在一夜之间撒满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之后，莫斯科的报刊就此开始大放厥词，说什么：“把主权看成是最高的绝对的宝贵的东西”是“废话”。“任何企图把自己的民族利益放在首位，闭关自守和与外界隔绝的做法，必然会使主权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
从这些奇谈怪论中不难看出新沙皇的“国际主义”的真谛。在新沙皇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苏联除外）的主权都没有什么可宝贵的；任何一个民族（当然，俄罗斯族除外）的民族利益都无关重要，一切国家的主权和各民族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新沙皇的“国际主义”。“闭关自守和与外界隔绝”就会“损害主权”，因此新沙皇就打着“国际主义”招牌来替别国维护主权。在安哥拉发生的就是这么回事：排除一切外来干涉，由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它们的内部分歧，这在新沙皇看来正是“与外界隔绝”，会使安哥拉的“主权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所以苏联就应钻进安哥拉，使安哥拉不再“与外界隔绝”，其“主权”也就不致“受到损害”了。由此可见，新沙皇对安哥拉的干涉，是继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次运用它的国际宪兵的哲理。
别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是有限的，必须服从于新沙皇的“国际主义”。至于苏联的主权和利益，则与众不同。请看吧：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年六月曾公开叫嚣：“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使我国的对外活动负有特殊的责任。而我们也不回避这一责任。”葛罗米柯说得更加露骨：“苏联在决定涉及保障国际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涉及我国广泛的利益的任何一个问题时，从不向任何人乞求表决权。这一权利是我们的，这是由于苏联作为大国地位本身所决定的。”
新沙皇就是如此猖狂，只因为苏联是个“大国”，它就天赋地有“权利”要把“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统统管起来了。这是何等跋扈的国际宪兵逻辑！
苏联《新时代》杂志早在一九七一年第十六期上就对全世界说：“没有任何一个稍为重要的国际生活问题可以在没有苏联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好家伙，照这么说，没有新沙皇这个国际宪兵，地球就不转动了。因此，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向会议东道国发出恐吓信；一九七五年七月第十二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在坎帕拉开会时，苏联政府又发出“特别文件”，对这些与苏联毫不相干的国际会议挥舞指挥棒。这次在安哥拉，新沙皇索性派出军事人员，指挥雇佣军，进行武装干涉。它不放过“任何一个稍为重要的国际生活”来从政治上到军事上履行国际宪兵的“责任”。
《红星报》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九日也有言在先，它写道：“军事大踏步地前进了，我们武装力量的对外职能有所改变”，苏联的“爱国主义……正在越出国界”，要“展开积极的攻势”。这是说，由于疯狂扩军备战，苏联军队的“对外职能”也扩展到国外去了，要“越出国界”，去展开“爱国主义的攻势”。于是，一攻就攻到安哥拉。
但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是任何国际宪兵也阻挡不住的。列宁在揭露老沙皇侵略扩张的罪行时曾说：“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而现在新沙皇又重操旧业，充当了当代的国际宪兵。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际宪兵能够逃脱历史的法网，新沙皇这个打着“国际主义”招牌的国际宪兵也绝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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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政界人士和土耳其报纸谴责苏联干涉安哥拉
苏联缓和谎言掩盖不住侵略扩张事实
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对古巴出兵非洲表示十分关注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电 英国前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二月十七日在英国上院说，如果俄国对安哥拉的干涉被认为是符合赫尔辛基协定的，那么，对西方国家来说，缓和就是一个陷阱。
他在上院就有关安哥拉问题的一个动议开始辩论时发言，这个动议要求从安哥拉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包括由苏联指使进入安哥拉的那些军队在内。
他说，俄国人已经跑到非洲南部去。他们对安哥拉的干涉，具有俄国扩张的战略计划的烙印。对西方国家来说，现在应当慎重地记住捷克斯洛伐克，因为俄国人仍然在那里。
英国前驻美大使卡西亚勋爵说：“如果对俄国人来说，安哥拉意味着缓和，那么，这种缓和，用简明的英语来说，就是干涉。”俄国人正在把缓和变成一个“肮脏的字眼”。俄国人对他们企图达到的目的的表述还不如希特勒坦率。
英国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戈伦韦—罗伯茨勋爵在下院辩论中回答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并不接受苏联的观点：即苏联卷入安哥拉与缓和问题毫无关系。他说，如果苏联认为“我们会忽视和放过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记录，那他们就是对现实完全不了解了。缓和意味着双方负责任和克制，而不是仅要单方面这样作”。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电土耳其《早安报》二月十七日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的真正目的，除了取得战略基地外，还为了控制这个国家丰富的原料资源。
文章指出：“在苏俄大规模干涉安哥拉内战的背后，隐藏着苏联企图在大西洋取得一个战略基地”和“把非洲的原料也攫为己有的目的”。
文章说：“安哥拉有钻石、黄金、铁、石油、锰和铜等许多重要矿藏。俄国一直在企图把别国的矿藏资源弄到自己国家去。”
新华社加拉加斯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电委内瑞拉总统安德烈斯·佩雷斯二月十七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安哥拉问题时说，委内瑞拉“关切地看待一些国家破坏和不尊重各国人民自决权原则而对别国进行的任何干涉”。
佩雷斯总统说：“特别在当代，我们这些小国、不好战的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行使干涉别国事务的权利或者提倡这种权利的行为，应该始终保持警惕。”他说，这样的事会在世界任何地区造成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局面。”
这位总统指出：“委内瑞拉一贯抗议这类干涉，不管是来自何方。就象我们曾大声疾呼地抗议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我们也曾斥责美国军队过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采取的行动。”他还说：“我们对古巴派军队去非洲十分关注。”他对南非的行动也表示关注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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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巴格达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电 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统塔哈·毛希丁·马鲁夫二月十八日在巴格达接见了中国驻伊拉克大使赵行志。
赵行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将一部关于马鲁夫副总统去年七月访问中国的彩色纪录影片赠送给他。
马鲁夫副总统同赵行志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对赠送影片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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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罗出版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书
苏联干涉埃及内政再次碰壁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电 苏联就最近在开罗出版的一本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书而干涉埃及内政，在埃及再次碰壁。
这本名为《俄国人来了》的书的作者是埃及《今日消息》周刊副主编易卜拉欣·萨阿达。这本书揭露了苏联在中东的军事扩张，特别是揭露了苏联情报机构对埃及和埃及人民所进行的肮脏活动。这本书还详细介绍了埃及领导人希望从苏联取得武器以抵抗以色列侵略时所遇到的困难。
这本书在埃及广泛发行，引起了苏联霸权主义者的恼怒。据悉，苏联驻开罗大使馆曾就这本书向埃及外交部提出抗议，要埃及政府取缔这本书，但是遭到了断然拒绝。人们还记得，去年在开罗上演讽刺苏联霸权主义的话剧《代表团万岁》时，苏联曾蛮横地要埃及政府禁演，遭到过埃及人民的迎头痛击。
当这本书最近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书籍博览会上展出时，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官员企图对博览会和对这本书的发行人施加压力，要他们从展览会上撤去这本书，但是没有得逞。埃及人告诉这位苏联外交官，他不能命令埃及人。这位苏联官员见硬来不行，便换个花样，说他要买下已出版的所有的这本书。发行人回答说：“我已出版了一百万册，并且准备再出版一百万册，你是不是都要买下来？”这一下使这位苏联官员张口结舌。
《俄国人来了》一书的作者易卜拉欣·萨阿达告诉新华社记者说，由于他揭露了苏联的政策，俄国人对他的书感到恼怒，并且恨他本人。
发行人说，他出版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说的都是事实。他说，俄国人从埃及拿走了一切，而他们向埃及提供机器，却又不给零件；他们以低价从埃及拿走了棉花，却以高价卖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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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哥通讯
友谊之花结硕果
——记多哥和中国医务人员合作用针麻切除四十公斤大瘤子
洛美市总医院附属医院的多哥和中国医务人员，在连续为两位多哥妇女用针刺麻醉施行切除瘤子手术后，去年年底又一次成功地为一位多哥劳动妇女用针刺麻醉切除了一个重达四十公斤的大瘤子。这件事一时成了多哥各界的谈话中心，人们交口称誉。这是多、中两国医务人员紧密合作的新成绩，是多、中两国人民友谊之花结出的又一丰硕成果。
这位多哥劳动妇女名叫索娃，现年五十九岁，家住离洛美市一百七十二公里的帕利梅村。她从一九七○年开始得病，肚子逐渐鼓了起来。经过四处求医，一直没有找到病源，病情日益恶化，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到去年下半年，她的体重达到九十公斤，不仅寸步难行，而且躺不下，睡不着，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正当索娃处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一天，她的弟弟兴冲冲跑去对她说：“你可以得救了。洛美附属医院的中国医生和多哥医生一起，已经连续治好了两个同你患同样病的妇女。”长期被病魔缠绕的索娃听到这个喜讯后，露出了笑容，她家里的人也为此感到高兴。十一月二十八日，索娃由她的子女和亲属送进了洛美市总医院附属医院。
索娃一住进医院，院里的多哥和中国医务人员就迅速给她进行各项检查和会诊，断定她患的病是卵巢囊肿。确诊后，多、中两国医务人员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用针麻施行切除囊肿手术。接着，两国医务人员紧张地分头进行手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这家医院没有血库，医院的院长科姆拉加姆·埃登·普拉克托不辞劳苦，亲自到别的单位去联系，终于找到了手术所需要的血浆。
当索娃听到要用针麻施行手术时，思想上很紧张。多、中医务人员就耐心地对她做工作，并且多次给她试针。两位刚刚动过同样手术的多哥妇女也向她介绍自己的体验，帮助她解除思想顾虑。十二月九日，索娃满怀信心地进了手术室。
这天清早，医院手术室外面就挤满了人，一双双充满热切期待神情的眼睛从玻璃窗向室内注视着。医院院长、本院和其他单位的一些医务工作者，也来到现场，关心这次大手术的进行情况。
八点三十分，手术开始了，参加手术的多、中两国医务人员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室内十分安静。在手术台的一侧，负责针麻的医生在病人下腹扎下了几根银针，并不时地调节针麻仪器；控制心电图机的医生仔细观察病人的血压、心机等各项指标。在手术台的另一侧，有的医务人员注视着输液管的滴液速度，有的不时问病人感觉如何，并给她桔子水喝。一位护士拿着一叠洁白的纱布，随时给紧张战斗的医务人员擦去额角、面颊上的汗珠。整个手术室充满了为抢救多哥姊妹而同心协力、密切合作的感人情景。
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困难，都在多、中两国医务人员团结协作、并肩战斗下加以排除了。
当打开病人腹部后，发现囊肿同腹腔大面积粘连，这给手术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病人体质虚弱，必须尽量缩短手术时间。时间关系到索娃的生命。怎么办？多、中两国医务人员在困难面前毫不畏缩，沉着应战。为了争取时间，负责手术的主治大夫和另一位大夫分别从刀口两侧同时剥离粘连的瘤子。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把一个直径长约半米、重四十公斤的大瘤子完整地从索娃的腹腔中取了出来。整个手术在四个小时内全部完成了。
手术刚做完，又发生了新的情况：索娃突然血压下降，心率混乱，引起了休克。多、中两国医务人员立即投入了又一场抢救索娃生命的战斗。经过调节针麻仪器，使一股股电流迅速通向扎在索娃身上的一根根银针，终于使索娃的血压和心率恢复正常。索娃苏醒了。多、中两国医务人员为索娃脱险而忘记了紧张战斗带来的疲劳。
从人体内取出一个四十公斤重的大瘤子，这个消息顿时轰动了整个洛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在一个星期里，洛美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前往医院观看切除下来的大瘤子，并向多、中两国医务人员热烈祝贺。人们纷纷谈论说：“针灸实在灵，一根小针能治大病。”“中国人民是多哥人民的真正朋友，两国人民心连心……”“这个四十公斤的大瘤子的切除是多、中两国医务人员汗水的结晶。”
手术后，索娃在多、中两国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刀口愈合情况良好，体力恢复很快。手术后第四天，她已能下地行走；第二十天，她完全行动自如了。她含着激动的眼泪，向中国医务人员热情称颂多、中人民的友谊，并且恳切地邀请中国医务人员去她家作客。中国医务人员深受感动，表示决心进一步同多哥医务人员密切合作，为加强中、多友谊作出更大的努力。
新华社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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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短评
作贼心虚
不久前，埃及出版了一本新书——《俄国人来了》。埃及人民热烈欢迎这本书，竞相阅读，争购一空。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苏修统治集团的恼怒和恐惧。苏联驻埃及大使馆竟提出抗议，蛮横要求埃及政府取缔这本书。但是苏修对埃及内政的再一次干涉，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拒绝。
去年，在开罗上演讽刺苏修的话剧《代表团万岁》所引起的风波，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为什么又引起苏修如此咆哮呢？
据报道，苏联当局认为该书诋毁了俄国人在中东所发挥的作用；它还威胁说，该书将引起两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到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埃及和中东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勃列日涅夫之流一再自吹自擂，说什么苏联对埃及“没有任何私利”，是为了“帮助”埃及，因此，“苏埃关系是真正平等、完全相互谅解和兄弟声援的光辉榜样”。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埃及人民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了多年交道，深受其害，深知在动听的词藻背后所包藏的祸心。埃及人民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了实现我们一切民族愿望的主要障碍”；苏联的“癖好是设法在阿拉伯世界各个政权之间制造矛盾”；“苏联已经抹煞了友谊的全部意义和失去了朋友的一切感情”。他们是些“不知羞耻，你给他一个指头，他就会把你整个胳臂都吞掉”的家伙。“俄国人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口袋敞得开开的、手伸得长长的……”。这就是苏修来到埃及的真相。《俄国人来了》这本书，正是以大量的事实戳穿了苏修的谎言，揭露了苏修通过高价出售军火和以“援助”为名，行控制、掠夺之实的卑鄙手段和霸权主义面目，这也就再次点穿了苏修在中东“发挥作用”的实质：妄图控制埃及，作为它在中东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跳板。
到底又是谁恶化苏埃关系的呢？多年的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修当局一直在恶化着埃苏关系，现在反而倒打一耙，把责任推给别人，实在是既可笑又愚蠢。试问，苏联在埃及撕毁协议，卡住武器不给，难道是在加强同埃及的关系吗？他们干涉内政，施加压力，强行逼债，难道也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吗？苏修在埃及干了这么多坏事，还想拿大帽子压人，不让埃及人民说话，这种十足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不正是只能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吗？
苏修的丑恶表演，只能更加暴露他们作贼心虚。推行霸权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能命令埃及人”！这就是埃及人民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严正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