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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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
我们是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坚决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
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编者按：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加给朝阳农学院的一条主要罪名，就是指责他们不该讲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朝农这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批判了这一奇谈怪论。
可以看出：凡是象朝农那样敢于批判修正主义，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单位，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就感到特别不舒服，攻击也特别厉害；而象朝农那样，凡是毛主席怎样指示就怎样办的单位，由于有了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他们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很坚决有力。
我们朝阳农学院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高潮中诞生的。在批林批孔运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把我们的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坚决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努力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但是，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说什么“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应当怎么估计？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应当如何评价？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一、旧农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新农大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学校，由于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宏大知识分子队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在数量上占着优势，而且学校成了他们独霸的一统天下。虽然当时党和工人阶级也派了一些人进学校，但是由于当时教育阵地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也没有搞清楚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致使有的人被排挤出去，有的被资产阶级化掉，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学校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尖锐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阶级和它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配合解放军战士进驻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确立了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揭开了无产阶级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也就从这时候起，我们农学院才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工宣队、军宣队冲破重重阻力，把师生们从城市引导到农村。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多年前发出的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在我们学校得到了落实，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师生们到贫下中农当中去办学，把农业大学直接置于贫下中农的管理之下。在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初具规模。学校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顶住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和多次的攻击，坚持了毛主席的《七·三○指示》、《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巩固和发展了教育革命的成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和工农群众的直接参加，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根本保证。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却说什么工人不懂教育，“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无非是要排斥工人阶级的领导，重新恢复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实践说明，工人阶级完全懂得怎样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旧教育。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在学校这块阵地上，对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任何攻击，都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都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和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重温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伟大指示，倍感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带领全院师生共同努力，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那样的旧学校，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过来。
二、旧农大集中办在城市里，新农大分散办在农村
多少年来，农业大学都办在城里。庄稼院和农学院之间好象隔着十万八千里。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恶果。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指出：“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毛主席这一指示，为改造旧农大指明了方向。但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沈阳农学院，不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硬是留在城市里不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象这样的大学，不如黄了好。”
一九六九年底，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校广大革命师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执行辽宁省委关于沈阳农学院分散办学的决定，在工宣队的带领下，来到朝阳山沟创办社会主义农业大学。一到农村，立即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他们高兴地说：“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才能到这儿来。”
到农村后，师生们立即投入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生产队办夜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科学实验队，宣传农业“八字宪法”，和贫下中农一起挑沙垫地，改良土壤，搞科学种田，使所在大队当年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师生们还帮助生产队管理果园，修剪果树，打药灭虫，苹果产量当年就翻了一番。大家深有体会地说：“农大办在城里就是见鬼，只有办在农村才能见太阳！”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说什么“五年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的水平能行吗？”这不是说，按照毛主席指示，农业大学搬到农村就不能提高了吗？这是不是要我们再从农村搬回到城市呢？农业大学从城市搬到农村，绝不是简单的地点转移，而是一个为谁服务、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农业大学离开农村，就谈不上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服务，也不可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总结六年农村分散办学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从城市搬到农村，是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起点。
三、旧农大大搞“学而优则仕”，新农大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历来一切剥削阶级无不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办学宗旨。旧农大打着培养所谓“红色农学家”、“高级建设人材”的幌子，实质上贩卖“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一套货色，学校成了修正主义的染缸，培植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温床。我们新农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要一反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同旧的教育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是彻底摧毁封、资、修反动教育传统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们实行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的办学方向，是毛主席这个光辉指示在我们农业院校的具体落实。社来社去，就是学员从农村人民公社中来，毕业后仍然回到社队去当农民。这个制度一实行，就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学院已有三届长期班三百四十多名社来社去的大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当上了一代新型农民。他们反了几千年来“读书做官”的旧传统，向资产阶级法权勇敢挑战，实现了巴黎公社“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的原则。他们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为农业学大寨做出了新贡献。贫下中农对社来社去的大学生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领导班子的好参谋”，“一批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社来社去，是学校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一出现就遇到资产阶级和旧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现在奇谈怪论制造者又跳出来拚命攻击，胡说什么强调社来社去“打起仗来怎么办？”诬蔑社来社去是“投机取巧”。他们这样攻击、诬蔑，就是因为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拆了“读书做官”的梯子，戳到了资产阶级的痛处，因而他们叫喊说：“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 按照他们的逻辑，培养工人、农民，就用不着办大学，上了大学就不应该再当工人、农民。这不就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吗？苏联变修的教训是我们永远应该记取的。在苏联，很多原来的工农子弟，大学毕业了，爬上领导岗位，却背叛了无产阶级，成了修正主义分子。从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奇谈怪论者的险恶用心了。
四、旧农大大搞“智育第一”，新农大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
旧农大强调所谓专业分工，说农学院不是党校，不是干校，而是培养农业技术人材的地方，是传授农业科学知识的场所。就这样，旧农大以“专业分工”为名，推行资产阶级“智育第一”，把学校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严重状况，我们在实践中提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必须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因为：第一、学校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然要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任何专业学校，如果想办成什么“纯业务大学”，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势必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在教育阵地上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工农兵学员虽然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有一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但他们毕竟年轻，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缺乏长期斗争锻炼，有的学员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比较弱。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让他们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第三、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农业生产上不去，技术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根本的是方向、路线、道路问题。我们培养的学员，必须首先懂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头上生角”、“身上长刺”，成为敢于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士。这样，所学的科学技术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必读课；每年有一个月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上阶级斗争主课，以农业学大寨和参加生产劳动为基础课。我们还组织学员定期回本社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按照两个“彻底决裂”的要求，把学员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教育，贯穿整个学习的始终。结业不毕业，学员离校后学校仍然采取多种办法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的成长，业务上帮助他们提高。
但是，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竭力反对我们这样办学。说什么这样搞不全面，“工学院总得学工吧？农学院总得学农吧？讲一面总是不成”。奇谈怪论的制造者真不愧是折中主义的诡辩家。把一个严肃的明白的政治问题，竟弄得这样糊涂。我们这里明明讲的是政治与业务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谁是统帅的问题。难道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是缺乏起码的常识吗？很清楚，他们贩卖的仍然是旧学校那套“智育第一”、 “业务挂帅”的货色。
五、旧农大极力标榜“正规化”，新农大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农大，教育同生产劳动相分离，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用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去充塞青年的头脑，这就是关门读书的所谓“正规化”。我们新农大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几年来，我们坚持把生产劳动纳入教育计划，学员半工半读，教师半工半教，不仅用脑来劳动，而且用手来劳动，努力促进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结合，逐步使劳动成为学校生活的基础。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房屋自己盖，没有土地自己开。从一九七二年到现在共建大寨式拱房一百二十间，开荒造地一千亩（去秋造地五百亩）。一九七二年生产粮食六万斤，一九七五年增加到三十万斤，争取逐步做到粮、菜、油、肉“四自给”。半工半读，工读结合，使学生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又学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我们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工农兵学员只有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才能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可是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把按照“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方针办起来的朝阳农学院和“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都当成“不能提高”的学校，打入“另册”，说什么“提高也不能丢，否则，四个现代化问题就解决不了。”他们就是这样打着“提高”的幌子，维护过去“正规化”一套旧制度，反对半工半读的办学方针。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教育同生产劳动、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理论同实践的分离，是一个历史的现象，阶级的现象。这种分离，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都有精辟的论述。早在一八四七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也明确指出：“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为我们制定教育方针时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给江西共大的信中又明确指出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并没有贯彻执行，反而极力鼓吹孔老二那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货色，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让学生脱离工农，结果扩大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强化了资产阶级法权。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攻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实质是要把教育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老路上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
六、旧农大搞“三中心”、“老三段”，新农大建立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新体制
旧农大为了培植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大搞“三中心”（以教师、书本、课堂为中心），“老三段”（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专业课）。我们新农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指出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重要性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几年来，我们以农、林、牧三系为试点，建立了以科研和生产带动教学的新体制，把教学、科研、生产结合在一个课题组内，使半工半读的制度得到落实。如农学系，学员一入学就分别编到高粱、栽培、植保、土肥等八个课题组里，根据生产需要确定研究课题，又根据生产、科研课题要求确定专业教学内容。课题组内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相学习。象高粱课题组的师生，一边学习高粱栽培与育种理论，一边进行高产试验和新品种的选育。几年来他们已选育了两个新的不育系和两个新的恢复系，每年都配制几百个杂交组合。这样，就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中，遇到一个新梯田如何熟化、当年创高产的问题。土肥课题组师生就利用校内一块十亩左右的生土地进行实验。师生自己动手，整平、深翻、灌水、压肥、改土，并进行各种肥料熟化土壤的试验，发现利用腐植酸铵改良生土效果明显。他们就是在这块地里结合学习土壤“诊断”知识与技能。结果，去年获得单产八百斤的好收成。结合课题研究进行学习，学员学得积极主动，生动活泼，不仅学到了真知，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丰富和发展了科学。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指责我们：“学农学的不学土壤学，不学栽培学”。这真是闭着眼睛瞎说。上述事实驳倒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不过我们决不再象旧农大那样，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讲什么“西伯利亚的土壤”，不联系生产实际在黑板上讲什么“稻、稗区别”，而是把教学、科研、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七、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新农大坚持同三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
旧农大办在高楼深院，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使学生越学越蠢。对于这种旧教育制度，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为了改变这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状况，我们实行了“几上几下”的教学制度。“上”就是学员在学校或科教基点集中活动；“下”就是学员回到所在社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回队实践的时间和次数也不一样。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几上几下”是教学制度上的一个革命。第一、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办学的思想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学员“上”的期间，由学校进行管理教育；“下”的期间，由社队党组织和贫下中农进行管理教育。学生既是学员，又是社员，和贫下中农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过去那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的情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了。广大工农兵学员深有体会地说：“社来社去是方向，几上几下是桥梁。”第二、使学员学习目的明确，“上”是为了“下”。学员带着自己社队生产中的问题，到学校学习，学了马上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应用。在实践中遇到新的问题，又带到学校来学习，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应用。这样，使学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第三、不断促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学生回队，带回了贫下中农提出的一系列生产实践问题。这就促使教师和学员一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广大贫下中农的实践经验，不断充实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在这当中师生互教互学，共同提高。第四、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能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落实了伟大导师列宁关于“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的教导。
“几上几下”拆掉了农学院和庄稼院之间的高墙，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和社队连在一起，使教育革命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广大学员在风雨中炼思想，斗争中长才干，实践中学真知，学习中做贡献。教育革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是对那些诬蔑我们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等谬论的有力回击！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哭丧妇”去胡说八道吧！我们将继续沿着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勇往直前。
八、旧农大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受教育
毛主席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在旧中国，存在这种严重现象是不奇怪的。可是全国解放以后的旧学校，仍然排斥工农子女，搞“小宝塔”，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向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积极改变这种现象，使广大群众有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我们开始在全地区六个县建立了六个科教基点。后来这些基点下放给所在县，与县办的五·七大学合并。这样，地、县两级都办起了农业大学。公社办起了五·七中学，有的还办了五·七大学，大队办科学实验队，全区开始形成了农业科教网。我们同县、社各级学校密切配合，积极办好科教网。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又陆续在各县建立了七个科教基点。这些基点的任务是：组织教师、学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协助社队把基点办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组织在校学员的“几上几下”活动和毕业生的工作；办好短训班，培训技术骨干。我们的目的是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便利贫下中农，努力满足朝阳地区的需要。全区三百万贫下中农都是我们的老师，又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几年来，我们采取办科学实验队、农民业余大学、分段教学班、短期培训班、流动教学班等形式，培训了一万六千多名农业学大寨的骨干，为普及大寨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百般攻击学校越办越向下，是他们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行将灭亡的哀鸣。然而，哀鸣和咒骂都是徒劳的。那种少数人垄断文化的资产阶级教育是一定要灭亡的，而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必然会由于学校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而蓬勃发展起来。
九、旧农大只让学生受奴化，新农大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
旧学校引诱学生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实行关、卡、压，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搞师道尊严，学生只能俯首帖耳，听从摆布。“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
现在的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为了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我们在全院建立了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各级组织。院一级建立“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各系建立了“上管改领导小组”。各级“上、管、改”组织的负责人，有条件的都参加同级党组织的领导。这样，工农兵学员发挥上、管、改作用，在组织上得到了保证。
在院党委领导下，在工宣队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广大工农兵学员在创办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斗争实践中，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击各种错误思潮，捍卫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他们勇敢地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决心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一代新人。他们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刻苦学习，勇攀高峰，同教师共同承担教学、科研、生产任务，从各个方面做学校的主人。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对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加攻击，叫嚷对工农兵学员“不要捧得那么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在他们看来，工农兵学员不应该有“上、管、改”的权力。学生到学校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读书，不要去管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实际是为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制造舆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是由无产阶级学校的阶级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大学要由工农兵自己来上，也应当由工农兵自己来管。几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大批工农兵上了大学，使学校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有了工农兵学员这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才能得到巩固和加强。
十、旧农大教师脱离工农，新农大坚持教师同工农相结合，努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旧农大把工农排斥在大学讲台之外，对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原有教师队伍，又不去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彻底改造世界观，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只能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不能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我们新农大，要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努力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几年来，我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组织学员到先进社队和部队，拜工农兵为师，还聘请了一批专职和兼职的工人、贫下中农做教师，并从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中选留一批拿工分的新型农民教师。这些做法，使更多的贫下中农直接参加教育革命，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优势。工人、贫下中农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登讲台，讲课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学员欢迎。对原有教师，我们努力按照党的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引导和鼓励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农村先进社队插队落户，分期分批到科教基点蹲点，同学员一起到社队上阶级斗争主课，在校内实行半工半教、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从而促进他们的世界观改造，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扬言什么知识分子改造过了头，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等等。这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歪曲和攻击。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表明，知识分子越是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划清了界限，越是愿意同工农兵相结合，世界观改造得越彻底，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越高。我们许多教师过去不关心农村生产，而在故纸堆里求名利；现在是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贡献力量。老教授龚畿道在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过程中，焕发了青春，积极和贫下中农一起培育高粱新品种。他为了及时地给制种田做好杂交套袋，扛着羊皮纸，趟过了齐腰深的大凌河，步行四十里山路赶回基点。他说过去走错了路，现在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晚年为人民多做些贡献。广大教师深有体会地说：这几年有所作为，就是因为坚持了同工农结合，逐步转移了立足点。谁想挑拨我们同党的关系、同工农的关系，拉我们倒退，那是痴心妄想！
六年来，我们在教育革命中取得的成果，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干出来的。“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口号，表达了革命师生同旧教育制度势不两立，彻底决裂的决心，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创建新教育制度的气魄。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是一切旧制度的辩护士，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我们与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不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们都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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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 回击右倾翻案风
临泽县委积极领导教育革命大辩论
新华社兰州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电 中共甘肃省临泽县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领导全县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有力回击了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旬，教育界一个刊物的第十期发行到临泽县后，立即在一部分学校中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议论。县委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实践加以衡量，敏锐地觉察到这期刊物特别是放在首篇的《评论》，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幌子，采取折中主义手法，贩卖了“智育第一”、“关门办学”的黑货，目的是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县委认为，对这些谬论必须进行严肃批判，决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于是，县委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连续召开了各公社、中学负责人座谈会，县委宣传部、文教局干部会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分析教育战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动向，明确表示要对这个刊物散布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县委还坚决支持在全县第一个站出来批判这些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板桥中学革命师生，并组织力量深入学校、农村进行调查，写了六篇批判文章。
临泽县委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能够及时识破，敢于带头组织反击，并不是偶然的。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临泽县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选派代表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以后，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县委一直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支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九七二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否定教育革命的歪风，把矛头指向在沙窝里建校、坚持开门办学的板桥中学。有人指责这个学校“劳动多了”，“教育质量低了”，还要学校缩减学农基地。县委清醒地认识到，围绕板桥中学的斗争，是一场教育要不要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县委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板桥中学教育革命的大方向，并在全县大力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去年年初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时，在蓼泉中学发生了赶走进驻学校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的严重事件。县委通过调查，认识到这一事件反映了教育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反扑。县委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且通报全县，使各级领导和广大革命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临泽县委总结历次斗争经验，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县委主要负责人首先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把教育革命纳入县委议事日程，一九七五年一年中县委常委就对教育革命问题讨论了九次，并派出调查组到各个学校，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党管教育、办学方向、教师队伍等方面的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则给予热情支持。县委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教育战线虽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很激烈。县委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发表后，临泽县委专门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问题。县委结合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在全县各种会议上宣传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大意义，并组织县广播站反复播送有关教育革命的材料，业余文艺宣传队和电影队创作、演出、放映歌颂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文艺节目和幻灯片，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县委还多次召开公社党委和中学负责人会议，教育部门干部会议，使这些同志先学一步，学好一些，成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骨干。这个县的板桥中学从一九六九年建校以来，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办学，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县委抓住这个典型，不断总结他们开展大辩论的新鲜经验，在全县大力推广。今年一月中旬学校放寒假后，临泽县又以公社为单位，举办全体中小学教师、贫下中农和学生代表参加的专题学习班，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由于县委认识明确，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现在教育革命大辩论已从少数学校发展到多数学校。板桥中学许多师生白天外出开门办学，晚上写批判稿到深夜。平川中学组织师生到农村作社会调查，使大家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弄清楚哪些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及其优越性，从思想上同奇谈怪论划清界限。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一些社队的贫下中农也参加了教育革命大辩论，使大辩论更富有战斗力。在倪家营公社举办的专题学习班上，贫下中农代表安尔明用本公社工农兵大学生宋玉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事实，批驳了所谓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公社也有进大学念书的，可是就没有一个回农村的。现在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同我们贫下中农心连心，回农村就是顶用。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只有那些屁股坐到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并代表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人，才会发出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谬论。
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了全县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最近，这个县办起了“五·七”红专学校和“七·二一”工人业余大学。新华公社大寨大队还办起了一所农民业余政治大学。板桥中学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最近举办了三期短训班，为社队培训了评论《水浒》、开展文艺活动和土壤普查的骨干共一百九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