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第1版()
专栏：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辽宁大学大批判组
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这本来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告诉我们，那时的教育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倒是资产阶级在这里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从实际出发对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教育所作的正确估计，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却总是想推翻这个正确的结论。围绕着这个问题，近十年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去年夏秋之交，教育界有些人又在这个问题上挑起了争论。他们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妄图证明教育从根本上来个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从这里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是多此一举。
然而，事实俱在，他们的用心是徒劳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拚命叫嚷“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那么，他们所极力肯定的“十七年教育”，占统治地位的到底是一条什么路线呢？建国初期的教育，是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接收过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一套东西。虽然校长换了，派去了党委书记，但是其他如教员、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等都不可能换掉。这种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部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指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但是把持教育大权的刘少奇一伙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基本照旧”的反动口号，不许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在原有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教育中，又大量增加了修正主义的货色。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批驳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但是，革命刚刚兴起，刘少奇一伙就大泼冷水，用“乱、糟、偏”的罪名，把它压了下去。接着，他们大搞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了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统治，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黑货更加系统化，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精神贵族更加合法化、制度化。从一九六二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又作了一系列指示，再一次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极其愤慨，“很不赞成”，要求完全改变。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推行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来继续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
纵观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两条路线斗争，可以看出，那时的学校虽然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根本性质没有变。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此，那时的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场所，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资产阶级学术体系、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腐蚀和毒害广大青少年的场所。不许同这条反动路线对着干，难道要我们同它顺着干吗？很显然，如果这样干下去，不仅劳动人民不能在文化领域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而且连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当家做主的地位也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丧失。这也许正是那些猖狂反对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人们的真正目的吧？！
“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这是奇谈怪论制造者们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唱的一曲赞歌。所谓“很大成绩”表现在哪里？在他们看来，就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高，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教育质量问题，总是和一定的阶级、一定的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培养目标是精神贵族。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则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绝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高质量。先从政治上说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公开鼓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渠道，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学生从进校门开始就打上“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的烙印。旧辽大有些受毒害的学生，发誓“熬尽最后一滴骨髓油，也要一鸣惊人”，而政治上则只要求“过得去”就行了。但是，甘居中游，中游难保，想“过得去”者，却往往“过不去”，有的人一遇风浪，就左右摇摆，甚至走向反动。这样的学生的政治质量，能够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农兵学员相比吗？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业务上也一样。那时候，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是教学的“台柱子”，他们本身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因此只能用他们从旧学校学来的那些陈旧不变的本本和条条来填塞青年的头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关起门来读十几年书，结果是，学哲学的不会分析矛盾，学文学的不会进行创作，学历史的只知道死记硬背帝王将相的家谱，不会用历史唯物论总结历史经验。和奇谈怪论者的估计相反，就这些学生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说，说他们许多人赶不上今天的“中技”水平，倒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呢！“十七年”大学的学生成分是有变化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工农子弟增加了。但是，他们进了这样的学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工农群众花那么大力量办了学校，结果自己的子女上学之后，却在思想上背离了自己。修正主义教育的这些“很大成绩”，我们早已领教够了，它不是别的，恰好是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痛心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又在那里津津乐道这样的“成绩”和“高质量”，到底要把我们的教育“扭”到那里去，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当然，“十七年”毕业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但这绝不是什么旧学校的“功劳”。他们今天能有所进步，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最基本的是从学校毕业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长期参加社会斗争实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结果。不少人刚从旧大学出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和工农没有共同语言，到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以后，不少事情需要从头学起，无产阶级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气力帮助他们转变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才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为工农服务。这不仅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相反，只能说明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妨碍了青年的健康成长，影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建立，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喜看今日社会主义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农兵大学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较大作用，与旧大学生形成了鲜明对照。辽宁大学七二届工农兵毕业生有十二名回乡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树一代共产主义新风。这十二名同学，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干社会主义有本领，批资本主义批得深，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的深刻变化，充分说明，只有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过去是路线错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错了”。这也是奇谈怪论制造者著名的奇谈怪论之一。表面看来，他们好象承认过去路线错了，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方法同路线不能绝对分开。教育方法总是由一定的教育路线决定并为它服务的。象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们所说的那种脱离一定阶级路线的超阶级的教育方法是从来没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招生到分配，从教学到考试，哪一种方法不是受那时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支配并为它服务的？大学招生，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录取与否，决定于分数高低。修正主义教育把大批工农子女拒之于学校门外，不正是用的这个方法吗？旧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基础上，严重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工农群众，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大搞烦琐哲学。讲授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整天处在精神紧张状态中。整个教学工作死气沉沉，形式主义，一切生气蓬勃的、健康的东西都被扼杀掉。学生让死人、洋人牵着鼻子走，窒息了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这种教学方法，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传下来，被资产阶级接过去，用以培养“五分加绵羊”式的驯服工具，也正符合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再看过去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整学生，专出一些怪题、偏题，搞突然袭击。考试多如牛毛，考场如法场，监考似法官。升级、留级、毕业，全由一张考卷定命运，使学生拚死争那个五分。有一些工农子女不合于他们定的标准，被赶出了校门。至于分配，大学一毕业，学生就再也不当工农兵，实际是让他们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从工农兵中分离出来。这一套方法是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扩大三大差别相一致的。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从根本上结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也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教育方法。毛主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同毛主席这一教导相反，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妄想把那些旧的方法一个个地复活过来，这不就是要复活那条“十七年”占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对“十七年”的旧教育，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身受其害，深恶痛绝。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紧密结合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变化，正是在批判“十七年”旧教育的过程中出现的。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就是“旧世界”的维护者。他们“颂古”是为了“非今”。他们要为教育战线“十七年”翻案，就是要否定整个教育革命，进而否定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阻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革命洪流。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我们应该向这些人大喝一声：必须改正错误，赶快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教育革命大辩论是一件大好事。剥削阶级的教育延续了几千年，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至今仍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一些人，使他们对彻底否定“十七年”旧教育总是有些想不通，对教育革命新生事物总是有些看不惯。这些习惯势力是不能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加以克服的。通过这场大辩论，首先是有力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也将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促使那些想不通和看不惯的人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更快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实行决裂。这就会推动教育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斗争当然还是长期的，但不管斗争如何曲折，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就一定会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第1版()
专栏：
以阶级斗争为纲 夺取新的胜利
——上海钢铁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体会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兄弟省、市的支援下，上海钢铁工业战线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抓纲促钢，推动了全市钢铁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钢的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大增长；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没有建造一个新钢厂，没有增添一座炼钢车间，依靠工人群众，走革新、改造、挖潜的路子，钢的平均年产量比“三五”计划期间的平均年产量增长一百多万吨，钢材平均每年增长近一百万吨。到一九七五年底，上海已能生产一千三百多个钢种和四千多个品种、两万多个规格的钢材，不少产品填补了我国冶金工业的空白。“四五”期间，上海冶金工业为国家积累的资金，比“三五”计划期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三。上海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事实说明，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把生产搞好。这个事实，也是对
“唯生产力论”的有力批驳。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抓纲促钢
上海钢铁战线的大好形势，从根本上说，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头脑，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广大职工认为，社会主义工厂企业决不单纯是一个生产单位，它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阵地。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钢铁工业战线各级党委组织广大职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近五年来，仅冶金局就轮训了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一千八百多人。全局系统培养了一支上万人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理论队伍。经过几年的认真看书学习，广大职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并为党的“九大”、“十大”一再肯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什么时候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认识明确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也就提高了。一九七二年，当出现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一些表现时，一些工厂的工人就敏锐地觉察到了，坚决起来抵制、斗争；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右倾翻案风时，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工人理论队伍很快就识别出来，狠批了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他们深深体会到，工厂企业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不抓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并且用来指导思想和行动，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那种认为学习只是
“空谈”、“政治讲多了，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钢铁工业战线广大职工以阶级斗争为纲，比较集中地、系统地批判了唯生产力论。上钢五厂年年批，年年有新进展。这个厂的干部、工人认识到，唯生产力论实际上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继续进行革命，是一种修正主义谬论。老修正主义分子总是利用唯生产力论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修正主义分子又一再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此，在工厂企业里，只有不断批判和肃清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上钢五厂年年批唯生产力论，使广大干部对毛主席制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事实证明，坚持批判唯生产力论，人的觉悟提高了，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自觉性提高了，生产不是下降了，而是迅速上去了。那种认为批判唯生产力论会影响生产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工人们说，我们有些同志有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愿望，但往往看不到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当有人利用我们这种愿望的时候，就容易受骗上当。我们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这个“总纲”。如果认为只要能把钢铁搞上去，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可以，那就势必滑向修正主义的邪路。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惨痛教训，切切不可忘记。不抓党的基本路线，钢铁生产不可能沿着正确方向上去。发展钢铁生产，一定要抓“纲”促钢。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的政治优势，让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这对于反修防修、建设社会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工人搞管、卡、压，搞物质刺激那一套，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东西，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还会冒出来。要肃清这些影响，还要经过反复的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不少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从“管群众、怕群众”到
“靠群众”的深刻变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要推动革命和生产，都必须依靠广大工人群众。上海许多钢铁厂每年都要开展学先进、找差距、揭矛盾、促转化的活动，发动群众把好路线关。上钢三厂第三轧钢车间大修改造后，一度生产不够正常。有些干部开始认为单纯是技术问题。工人理论队伍对大量技术问题作了调查，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了分析。他们列出好多图表，具体说明大量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只是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因为路线不够端正，没有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找到了根本原因，采取了措施，车间生产很快就正常了。上钢五厂一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车间生产活动，写出了《炼钢炉前政治经济学》，使干部和群众更自觉地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钢铁企业在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管理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异型钢管厂在自力更生发展异型钢管的过程中，受到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那时，搞新品种的地方，门口挂着“试制重地，闲人莫入”的牌子，把大批工人挡在门外。工人们说，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是科学技术的主人，怎么成了“闲人”呢？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规矩冲掉了。在试制大口径波纹管时，这个七百多人的工厂，有三百多人参加了试制方案的研究、制订，在短期内就试制成功了这项极为重要的尖端产品。“四五”计划期间，这个厂发展了一千六百多个新品种，试制速度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现在，上海的许多钢铁厂企业管理上出现了新面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冲掉了，合理的坚持执行，并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不断加以完善，而且还制订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新的规章制度，这样就使工人群众在企业管理方面更好地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在斗争中革新、改造、挖潜
上海的钢铁厂多数是老企业，设备条件比较差。这五年来，发展钢铁生产，主要不是靠基本建设，而是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走“革新、改造、挖潜、赶超”的路子，使老企业作出了新贡献。广大职工学习革命理论，批判“上智下愚”、“生而知之”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持续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活动。上钢一厂开坯车间，一九七○年产量就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四十八，有些人曾经说它是“瘪壳芝麻，挤不出多少油水了”。但五年来工人们不断闹革新，硬是榨出了油水，一九七五年的产量就超过了设计能力一点三倍。上海绝大多数炼钢车间在技术改造中采用了新工艺、新技术，使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几十，甚至翻了番。五年来，上海钢铁工业还狠抓了氧气炼钢和连续铸锭这两项对发展钢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改造。一九七五年，上海钢铁工业采用氧气炼钢技术炼出的钢，占整个钢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点八。在全部钢产量中，有百分之二十点五采用了连续铸锭，达到了先进水平。
上海钢铁工业战线广大干部、工人，深入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保证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速发展。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当前，上海钢铁工业战线广大职工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词二首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今年元旦社论，决心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树雄心，立壮志，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第1版()
专栏：
应中共中央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
希尔主席布尔副主席等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讯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副主席爱·艾·布尔和夫人，应中共中央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以及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肖白、邢竹芳、林棠等。
希尔同志等是七日到达广州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雍文涛曾设宴招待希尔同志一行。希尔同志等今天路经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张敬标到机场迎送。
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唐恺前往广东深圳迎接希尔同志一行，并陪同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