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切实加强领导 制订长远规划
什邡县计划生育工作出现新局面
据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电 四川省什邡县各级党组织把计划生育工作当作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深刻革命来抓，切实加强领导，使全县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全县育龄夫妇的节育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未婚青年订了晚婚计划。
什邡县各级党组织注意运用政治夜校、有线广播、文艺演唱、板报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深入批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男尊女卑”等孔孟之道，破除婚姻、生育问题上的种种旧的传统观念，发动群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同时针对不同对象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这个县的马井公社三大队，过去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只注重抓技术措施，没有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结果措施落实不了，也坚持不好。后来，党支部接受这个教训，在政治夜校里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孔老二在婚姻、生育问题上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和好处，结果广大群众自觉地起来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全大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育龄夫妇都落实了节育措施，未婚的青年全部订了晚婚计划。
最近两年来，什邡县委还在全县范围内先后进行了两次人口调查，摸清了人口年龄组合和育龄妇女的婚姻状况、生育要求、节育措施等情况，制订了全县人口增长的长远规划，克服了盲目性，掌握了领导计划生育工作的主动权。县委每年召开几次常委会，研究解决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每年召开几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总结研究计划生育工作；并及时推广典型经验，使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深入发展。他们还在县、社两级建立了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或节育手术队，基本上适应了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需要。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九七五年，什邡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千分之十一点四。许多妇女从繁重的家务拖累中解放出来，投入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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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孜县农业试验场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攀登高峰
在西藏高原创我国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冬小麦平均亩产达一千六百一十斤，是我国农业科研的丰硕成果
新华社拉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电 西藏自治区江孜县农业试验场的藏汉族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探索高原地区发展冬小麦生产的客观规律，一九七五年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我国冬小麦单产的最高纪录——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千六百一十斤。
一九七四年秋天，江孜县农业试验场在海拔四千零四十米的高原上种了五点二五三亩冬小麦高产试验田。一九七五年收打时，在一块面积一点七七七亩的地块上，平均单产达到了一千六百一十斤；在一块面积三点四七六亩的地块上，平均单产达到一千五百二十八斤。试验场创造的这一小麦高产纪录，是经中共江孜县委验收小组验收，又经自治区农牧局和日喀则地区农牧局联合复查核实的。
江孜县农业试验场地处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年楚河畔。这里无霜期一百一十天左右，年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二十一至二十二度。每年从十月到来年五月，经常刮大风。此地历史上都是种春青稞、春小麦，从来没有越冬作物。
江孜县农业试验场的职工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于一九七二年开始试种冬小麦。当年秋天，他们种了十四亩，越冬时死苗较多，但第二年秋天收获时仍然取得了好收成，平均亩产三百一十一斤，最高的达到六百八十斤。一九七三年秋天，职工们又种了十八亩，一九七四年平均单产九百五十五斤，最高的单产达到一千三百零八斤。
两年试种成功并获得高产，使职工们大大增强了信心。一九七四年秋天，他们进一步总结经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决心攀登冬小麦生产纪录的高峰。职工们大搞科学种田，充分利用高原有利的自然条件，采取了许多关键性的生产措施。播种前对麦田普遍进行了深耕细耙，施足了底肥，越冬时进行了两次冬灌，两次镇压。从小麦返青到黄熟以前，他们松土两次，施追肥五次，先后共浇水十多次。
江孜县农业试验场职工在西藏高原上创造冬小麦高产纪录，是我国农业科学研究上的一个丰硕成果。它帮助人们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启发人们去进一步探索怎样利用高原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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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连蔚副委员长会见并宴请伊拉克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今天下午会见以伊拉克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伊拉克政府青年部次长卡里姆·马哈穆德·穆拉为团长的伊拉克青年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姚连蔚副委员长设宴招待伊拉克朋友。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萨马赖参加了会见并出席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中联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有关方面负责人吴学谦、贾学谦、毛宝忠、白宝贵。（附图片）
姚连蔚副委员长会见伊拉克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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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两代话生育
女社员刘新花，家住山东省文登县小北山大队。结婚以后，接连生了两个女孩。她常想：“我还不到三十岁，再生个男孩，儿女双全该多好啊！”新花的心思，被婆婆丛敏滋看透了，就同新花拉起了往事。她告诉新花，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她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她工作学习样样积极带头，一心一意跟党闹革命。可是结婚以后孩子生得太多，自己受了累，也影响了革命工作。她语重心长地对新花说：“今天，党为我们创造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好条件，咱可要听党的话呀！”婆婆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儿媳妇的心。新花愉快地进行了绝育手术。
打那以后，新花的工作、学习、劳动，样样走在头里，如今她还当上生产队理论学习辅导员。去年春天，村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许多妇女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搞不明白，新花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常常抽出一些时间来钻研这个问题。她的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孩子大了，有些零碎活，如收拾碗筷、喂鸡等，还能帮着妈妈干一些，使她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花初步弄懂了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政治夜校里，她把自己的学习心得讲给大家听，社员们都称赞她讲得好。
新花亲身体验到计划生育的好处，心里十分高兴，经常给别人宣传：“要不是实行计划生育，别说我当不了理论学习辅导员，就是家务活也会把我累垮！”大家看到计划生育确实好，队里又有好几对夫妇主动要求做了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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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带这个头
许红敏今年二十八岁，是辽宁省新金县泡子公社北台大队许东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几年前，她和本村参军入伍的青年曹有传订了婚。为了坚持晚婚，她三次推迟婚期。队干部和贫下中农都赞扬红敏做得对，但也有些人风言风语，说她不想同曹有传结婚啦，说晚娶晚嫁误儿误女啦！许红敏在党支部的帮助下，顶住了这些压力，决心做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闯将。她对母亲说：“我推迟婚期是为了对革命多作贡献。我还年轻，应该为革命多出力，晚点结婚有好处。”前年，红敏二十六岁的时候，趁小曹从部队回家探亲，这才结了婚。
打结婚起，她就采取了避孕措施。婆婆知道后很生气，说：“人家和你同岁的好些都有两个孩子了，你还要往后拖到什么时候？”姐姐也劝她要早生小孩。红敏主动地做她们的思想工作，跟她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批判旧的传统观念，帮助她们提高了认识。
结婚以后，红敏和从前一样，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生产劳动和各项社会活动。她想，决不能结了婚就变成只看见自家小天地的人。她样样工作走在前头，从来没有随便误过一个工，是全队女劳力中出勤率最高的一个。人们夸她是破旧立新的好媳妇，计划生育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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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传统观念决裂
北京市宣武区建筑工程队第八施工队工人李士荣，前年三十五岁上才结婚。他爱人三十四岁，是再婚的，带来一个女孩，十四岁了。婚后，他们一家子相处得很幸福。夫妇俩商量好，以后就不再生孩子了，决心把唯一的女儿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作出不再要孩子的决定，李士荣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对他也有一定影响。他母亲也常念叨：“一个女孩子，又不是你亲生的，再好也没有亲生的亲，将来李家还指靠你生个儿子接代呐。”爱人也感到不生个孩子好象从夫妻感情上过不去。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李士荣提高了认识，决心移风易俗，用革命的态度来对待生儿育女的事情。李士荣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管是带来的还是亲生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革命的后代。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就不要再生孩子了。”
李士荣结婚是到女方去落户的。到了爱人家里以后，他处处注意用革命的新思想来处理好家庭关系。他爱人担心孩子比较大，不肯叫他“爸爸”。李士荣说：“要尊重孩子，不要勉强她。”开头，父女在一起很不习惯。李士荣就主动同孩子接近，关心她的进步，关心她的生活。时间长了，父女感情逐渐建立起来了。李士荣每天下班回来，孩子总是亲热地叫他，主动帮他刷鞋洗衣服。晚上全家又在一块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街坊们都赞扬说：“这真是革命家庭。”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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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业衰微破败危机重重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讯 台北消息：在蒋帮反动统治下，连续十年衰退的台湾农业，去年更加衰微破败，危机重重。
台湾农业危机的突出表现是农业生产逐年下降。据台湾报纸报道，过去二十年的台湾农业增长率，前十年平均为百分之五，后十年为百分之三点七，到一九七四年已下降到只有百分之零点八。一九七五年农业生产总指数又比一九七四年下降百分之二点二，其中农作物减产百分之一点四，畜产减少百分之十点一，林产减少百分之九点九。
台湾农业生产不断下降，无法满足台湾人民的食粮需要，只好依靠大量进口。据报道，近几年来台湾每年生产的稻米，只能供应省内食物需要的一半，其余如麦类、黄豆、玉米等均需自外国进口。一九七四年台湾进口谷物二百八十六万公吨，一九七五年进口三百四十七万公吨，预计一九七六年将进口三百九十三万公吨，创造台湾进口粮食的空前纪录。蒋帮《中央日报》承认，近十年来，台湾进口的外粮增加了十一倍以上。
台湾省位于我国的亚热带地区，农作物全年都可生长。过去，台湾生产的稻米除供应本地需要外，还可输出一部分。现在，台湾粮食供不应求，这主要是由于蒋帮推行媚外卖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造成的。蒋帮把台湾变成外国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地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场所，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在台湾占地设厂筑路，不仅使台湾耕地每年减少四千多公顷，而且使台湾农业劳动力严重散失。据报道，台湾农村每年约有四万农民外流。目前台湾农村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四十五岁，“乡村劳力正趋老化”，“后继无人”。
蒋帮对台湾农民横征暴敛，加上封建地租剥削严重，农业生产成本很高，农民终年辛勤耕作，到头来收益甚少，有时甚至还要赔本，因而普遍厌耕、弃耕，任凭农田荒废，这是造成台湾农业生产衰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蒋帮曾限令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以前，将荒废的农田复耕，否则重征三倍荒地税。但是，到去年年底，仍有很多荒废农田没有复耕。现在台湾九十五万户农民中，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入不敷出，靠借债过日子。各地的农民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抗蒋帮的反动统治。
面对台湾的农业危机，蒋帮头子蒋经国忧心忡忡。为了挽救危局，蒋帮在去年春天声言要摆脱农业困境。但一年过去，台湾的农业危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深了。蒋帮无可奈何，去年年底只好将原来规划的今年农业增长率百分之四降为百分之二点七。蒋帮出卖民族利益，倒行逆施，只能导致台湾农业生产的进一步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