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工人群众完全能掌握科学技术
上海人民无线电厂七·二一工人大学
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指引下，我们上海人民无线电厂，坚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一九七二年，在厂党总支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办起了业余电子大学班，为工人群众掌握电子科学技术创造了条件。三年多来，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招生的范围越来越广，为发展电视机生产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力量。工人大学生又红又专，敢想敢干，不断改进我厂电视机的生产技术，使成本大幅度下降，质量稳步提高，产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列宁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我们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自创办以来，狠抓大事不转向，坚持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把转变学员思想放在首位。这样做，不仅使学员学会了搞电路、搭线路、画曲线，更重要的是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我厂原来是一个近五百人的生产玩具的小厂，职工文化水平较低，一九六九年开始转产半导体收音机，一九七一年试制电视机。开始办学时，有些同志看到我们厂小，技术力量薄弱，生产电视机有困难，偏重于让学员多学技术，对于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则认识不足。这说明，工厂办大学，这条路子是走对了，但并不等于办学方向就没问题了。因此，七·二一工人大学也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破除知识私有的传统观念。
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我们组织全厂职工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教导，反复学习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发动全厂职工都来关心工人大学的成长。通过学习，我们比较自觉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加强学校的政治领导，厂部成立有总支书记、一位总支委员和老工人参加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负责抓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车间各支部也都把如何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放在议事日程上。这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全厂工人群众共同管理学校，促使学员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前进。同时，我们还实行了每月开展一次群众性的评教评学活动，由工人和师生一起，评教师是否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教学，评学员是否正确处理学政治与学技术的关系，保证了工人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学员认识到，上大学首先是打好政治思想基础，一定要树立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的思想。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坚持抓大事，用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业务和技术，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技术的垄断。高频头的调试就是突出的一例。以前高频头的调试一直被一些所谓技术“权威”吹得很神秘。过去厂里曾请来一位调试技术人员作辅导，调好一只高频头要一、二个星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学班学员戴扣凤、江玉霞和教师蔡国平等，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毛主席的《实践论》中的有关教导，狠批林彪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孔老二的
“上智下愚”，刻苦钻研，细心摸索，跳出老框框，闯出了一条调试新路子，一天就可调出二十几只高频头，大大促进了我厂的电视机生产。又如老工人蔡月美，原来只有小学程度，来到七·二一工人大学后，她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目前，她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电视机通道线路板五个部分的生产调试技术，并能准确熟练地用比较复杂的仪表来计算波形曲线的有关数据，还对通道扫描线路作了设计改进，提高了电视机质量。她在政治上进步也很快，现在担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抓全厂的电视机生产。
为了适应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去年上半年，我们又开办了第二期电子大学班。原定名额三十名，结果招收了五十六名，还是不能满足需要。有个车间多送来二十多名学员，他们说，“车间已同意，你们无论如何要录取”。我们看到工人同志的求学热情，扩大了原有班级的招生，并根据一个车间单机自动化的革新要求，增设了一个机电专业大学班，学员三十名。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的工人大学不仅要为本厂培养人材，也应该为兄弟厂培养人材，不仅要为工厂企业培养人材，也应该为农村人民公社培养人材。为此，我们以朝农为榜样，决定进一步开门办学。去年已分别从部队、工矿企业、商业部门和教育单位等招收了近二十名学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上海市郊区许多公社和生产队都有了电视机，为了帮助贫下中农学会使用和修理电视机的技术，我们还在嘉定县桃浦人民公社开办了一个正确使用和维修电视机的短训班，招收了五十六名贫下中农学员。在人手少的情况下，我们派工人学员走出去开展教学活动，边上课，边向贫下中农学习，加强了工农联盟。我们还准备在这个公社增办电子机械应用专业班，决心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前一段时期，教育界、科技界有些奇谈怪论，嘲笑我们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不正规”、“不象样”。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要“正”哪个阶级的“规”？
“象”哪条路线的“样”？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看，我们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虽然创办的历史不长，但它已充分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厂办了大学后，原来只有小学或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经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理论水平，掌握了一定的电子生产技术，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学员们坚持实践——认识——实践的原则，把自己学得的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搞成了几十项技术革新，促进了本行业的技术改造。我们过去请有的大学教师来厂上课请也请不来，现在他们主动上门到我们工人大学来听课。外地不少工厂和高等院校还多次聘请我们的工人教师，带着自己编的“土”教材，讲授大学的课程。所有这些，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年多来，我们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实践证明，工人群众完全能够掌握科学技术，那种认为工人大学“不正规”、“不象样”的奇谈怪论，已在工人大学生掌握电子科学技术的事实面前破产了。我们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将会越办越好。
第3版()
专栏：
坚持开门办科研 破除知识私有观念
本溪矿务局综合机械化办公室副主任、工程师 王赞平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受资产阶级教育熏陶多年的旧知识分子，在矿山机械这一行里，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一直担任矿务局机电工程师的工作，由于世界观没有很好的改造，受修正主义的“成名成家”、“知识私有”的影响较深，总觉得自己比工人“高明”，成天关门搞科研，蹲在图书馆和办公室里查资料、翻图纸，脱离工人群众，脱离生产实际，虽然也搞了一些科研项目，但大都成效不大。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深深地触及了我的旧思想，使我走出高楼深院，向工人学习，向实践学习，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进行科研设计。党组织发现我在思想改造上有了一些进步，就积极鼓励我，并决定让我担任设计我国第一台大型倾斜钢丝绳驱动皮带运输机的技术领导工作。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但又担心一旦搞不成功，面子上不好看。“三结合”小组里的工人同志看出了我的思想顾虑，在设计过程中，热诚、坦率地找我谈心，帮助我分清路线是非，克服知识私有观念，增强了搞好设计工作的信心。
有一次搞试验，为了排除机械故障，不慎，我的右手受到损伤。工人同志们立刻把我送到医院，每天都派人来看望，一再对我进行安慰和鼓励。联系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感情上的深刻变化，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在住院治疗期间，我托着伤残的胳膊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面又用左手同工人们一起在地上画草图，反复研究实验中的问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伤好出院以后，我把行李搬到了实验现场，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研究，进一步洗刷了自己头脑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类的肮脏东西。在正式安装过程中，矫正运输机的支架固定位置，是一项技术上要求很严格的工序。按照书本上的办法，矫正一个支架就得三、四个小时，如果几百个支架都这样矫正，至少也得上千个工时，给工程进度带来很大障碍。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工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快地制造了一个“土仪器”。用这个仪器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矫正一个支架，而且误差比设计规定的小多了，有力地保证了质量，加快了安装进度。就这样，由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大型倾斜钢丝绳驱动皮带运输机，经过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正式投入生产了。这一重大设计的成功，是开门办科研，实行知识分子同工人相结合的成果。
毛主席教导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开门办科研的实践，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从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中，越来越尝到了开门办科研的甜头。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们在检修矿山液压支架时，碰到了一个技术上的疑难问题，即液压支架支撑能力不足。我和有关老技术人员反复讨论了近五个月，也没有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后召开了多次工人座谈会，一位青年工人，出乎我意料地提出了一个很精辟、很有说服力的见解，这个见解与我们过去的意见恰恰相反。晚上，我连夜翻阅了资料，发现这位青年工人的意见，在理论上是完全可靠的。后来，我们按照这个意见，调整了油压缸的部件数据，经过实验，液压支架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深深地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展生产的强大推动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我们伟大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后继有人，日益发达兴旺。
开门办科研与关门办科研，一字之差，反映了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我从文化大革命前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中，切身地体会到，只有坚持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破除“知识私有”观念，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才能把书本知识变成真正有用的知识，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第3版()
专栏：工业学大庆
新的人物 新的风貌
——上海汽轮机厂工人大学毕业生回厂后的调查
遵照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教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汽轮机厂有九十一名工人，接受阶级的委托，在大学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岗位，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他们路线斗争觉悟高，思想感情同工人贴得紧，技术革新中敢想、敢干、敢闯，是一支生气勃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力量。
工人大学毕业生回到生产实践中以后，继续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工人顾伯良是复旦大学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回厂以后继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他担任理论队伍学哲学小组的组长，积极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并且经常关心和参加学校的教育革命，热情支持开门办学。他还不辞劳苦地到学校去，主动反映工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关键问题，并对教材提出修改意见，受到教师和工人们的赞扬。
工人大学生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运用自己学得的知识满腔热情地为工人服务，改善了劳动条件。钢炉加料，历来要冒着高温，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把料送进炉门，工人们迫切要求改革，有的技术人员却缺乏改革热情。厂办工人大学毕业生朱金荣、王永新回到铸钢车间后，与工人一起画草图，订方案，找材料，搞试验，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造出一台自动加矿机，把加料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老工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看教育质量，首先要看思想和路线，工人大学生时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跟旧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一样！”
工人大学生从生产实践中来，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较好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生产和技术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汽轮机车间转子装配组黄庆祥，是个有十多年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他在厂办工人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原来的班组担任组长。过去，转子装叶片要靠人力转动，不仅费力，而且容易发生事故。黄庆祥运用在学校学到的涡轮杆原理，与工人一起调查研究，设计、制造了一台转子自动旋转台，既保证了安全，又提高了生产效率。他还与工人一道，创制了焊接隔板自动磨头、龙门架汽锤多用机，将安装叶片的工艺，由手工磨敲，改成机械操作，大大缩短了安装叶片的时间，使这个组一直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木模车间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靠手工操作，一、二百斤重的木料也要靠人工搬上跳板，堆到四、五米高。工人大学毕业生顾宗良回到车间后，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地设计了一部五吨行车，笨重的木料，轻轻一抓就能起来。现在，整个木模车间已基本上实现了“平板不用刨，榫眼不用凿，曲线铣床铣，堆料行车吊”，生产能力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
工人大学生来自工人，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与工人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热爱劳动，联系群众，能上能下，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共产党员王永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清华大学进修班毕业的首届工人大学生，刚回厂时，有人劝他到科室去找个“象样”的办公桌，搞搞“象样”的技术工作。王永林说：“我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的，决不能走修正主义的‘三脱离’的老路。”他是车间党支部委员，又是工段的领导干部，但他经常到最困难、最紧张的地方去劳动。一次，他在运零件时，眼角不慎被撞破，裂了一寸长的口子。第二天，他头上缠着纱布，又出现在车间里。王永林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哪里工作繁重，他就到那里去。老师傅喜欢和他拉家常，小青年愿意和他谈思想，大家称他是工人群众的贴心人。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造就了一代新型大学生，他们又红又专，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上海汽轮机厂的工人大学毕业生，除原有的党员外，回厂后又有十三人入了党，有二十一人参加了工人理论队伍，他们在生产实践中，搞成了二十八项较大的技术革新，充分显示了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道路无限宽广，广大工人大学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必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赞工人大学生
公冶平
上海人民无线电厂和上海汽轮机厂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在大学和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几年之后，豪情满怀地战斗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他们拿起工具能干活，拿起笔杆能批判修正主义，敢想、敢闯、敢干，在科学技术上做出了贡献。读了这两篇文章，令人振奋！
从这些工人大学生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正在茁壮成长，看到了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光辉前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和工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实在好得很！
千百年来，学校是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工人、农民被阻挡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剥削阶级鼓吹什么“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等，目的是为了训练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工人、农民进大学受到排斥。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致使不少的青年学生，念了几本书就觉得比工人、农民高一头，轻视工农，嫌弃农村，厌恶体力劳动。有些人平时想的是“读书做官”，成名成家；毕业分配时不愿去农村、边疆和艰苦的地方。今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一反历代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陈规，工人农民成了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主人翁。工人大学生，来自工人群众，不忘工人群众，毕业后回到工厂，仍和工人群众一样劳动，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们把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许多贡献。
可是，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对工农兵大学生，对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一革命新生事物，却大肆进行贬低和歪曲，他们老调重弹，旧案重翻，说什么“不正规”，“不象样”，鼓吹“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一句话，他们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妄图再把工人、农民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我们的学校。由此可见，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何等尖锐！工矿企业应当积极支持教育革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击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和科学技术阵地上深深扎根，让“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的一代新型大学生，更多地涌现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