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回忆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诲
华罗庚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由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关怀，耳提面命，使我在迷雾中有了方向，徘徊中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的日子里，回顾以往，心情激动。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如在眼前，毛主席的谆谆教诲犹在耳边。想想二十几年来，我有所觉悟，有所前进，哪一点不是毛主席的教育，哪一步不是毛主席的指引？
那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次晚会上，我幸福地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对我亲切地说，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为我们多培养出些好学生来。当时，我十分激动，恳切地表示，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但是，那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毛主席这一教导的深刻含义，而错误地认为，培养好学生就是按照我在国外所见、所行的那样，培养一些业务尖子。因此，我在教学上、科研上，片面地强调业务训练，没有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糊里糊涂地、辛辛苦苦地跟修正主义路线跑了一段。
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我尝试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下楼出院，到群众中去。果然，尝到了甜头，收到了效果。但立足未稳，路线不清，听到一些错误议论，就又退缩到原来的小天地去了。
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苏修撕合同，撤专家，妄图逼使我国屈服于新沙皇的淫威之下。毛主席领导我们同修正主义斗，战胜重重困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步向前。这个时候，在科技战线也出现了技术协作运动的创举。沈阳、哈尔滨等地大批工人师傅不讲报酬，废寝忘食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这对我震动很大。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平日养尊处优，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正在矛盾重重，思想苦闷的时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表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伟大诗篇。这一篇反修防修的檄文，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教育，为了跟上革命的大好形势，必须脱胎换骨，彻底改造思想，才能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应有的贡献。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这一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一改旧习，写出了《统筹方法平话》。但是写平话还不等于重实践。我们第一次下厂搞试点，没有出成果，失败而归。正在这个时候，西南某工地约我到那儿去推广“统筹方法”。当时我顾虑重重，莫知所措。在北京试点还遭到了失败，到“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工地去行吗？但是想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鼓励，就决心放下架子，到了西南的施工现场。我们与工农兵在一起，先学后教，教学相长，用平话的形式介绍“统筹方法”，开始走上了“送货上门，取宝下山”的道路。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真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在西南，时间不算长，我仅仅向工人师傅们递了“统筹方法”这个小小的工具，自己就有了不小的收获，开始看到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
我刚刚迈出了这小小的一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又注意到了。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他老人家在百忙中又给予亲笔指示，为我能到西南工地学习、锻炼、与工农相结合，表示极为庆幸，勉励我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鼓励我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旧社会，我虽然出身苦些，初中毕业后就上不起学了。但先是为了养家活口，后是为了成名成家，当上了洋教授，日积月累，受着旧社会很深的熏染，一事当前，先考虑的是个人，哪里会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主席具体而明确地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我逐步懂得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每当想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鼓励，我就增添无穷的力量。如果说我有了一点进步的话，都是毛主席关怀的结果。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推广“统筹方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亲切地与我握手，高兴地向在场的其他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巨大的信任和深切的关怀，使我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我暗暗下定决心，抖擞精神，继续革命，不断前进，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送到我们的心坎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亲自批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走向工农，理论联系实际，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干劲和创造性，使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蓬勃发展，遍及化工、电子、纺织、机械、冶金、轻工等几十个行业，这是我以往在书斋中埋头研究，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时所完全想象不到的。
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工农学习，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一点成绩，有了一些进步，却引起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仇视。他们在教育部门的那个亲信，走宿舍，窜医院，搜集我的所谓“材料”，进行造谣中伤。大野心家江青在一次会议上恶狠狠地点着我的名，极尽诽谤之能事。姚文元控制舆论工具，在前几年就不让登我的文章，到今年九月竟扣压我悼念毛主席的文章。看，连我这样一个愿意为人民做点事的老知识分子，他们也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何其毒也！但是，想到毛主席的关怀和殷切期望，我就感到温暖，就受到鼓舞，就增添了力量。去年十月一日，我写信向毛主席汇报了十年来的体会和曾经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自己的决心。毛主席已经八十一岁高龄，每天不知有多少国内外大事要处理，但他老人家在十月五日又作了重要批示，再次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老人家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身体，要我大病新愈后，多休养一个时期。我在病中，看着毛主席那苍劲有力的笔迹，激动得热泪盈眶。是毛主席把我从迷途中引向了光明，是毛主席在我初学步时给我满腔热忱的鼓励，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是多么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啊！不幸今年九月九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了。我心欲裂，泪如潮，无法表达内心的悲痛。毛主席啊，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我们千秋万世铭记不忘。
毛主席英明伟大，高瞻远瞩，生前为我们选定了掌舵人华国锋同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使我们安稳地渡过了急流险滩，使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使中国人民免受了一次大灾难。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同志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光照史册，英明无比。毛主席啊，您的指示，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明灯，多次聆听过您的亲切教导的小学生的我，一定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努力，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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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发现一批鲁迅书信
这些书信，都是鲁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最后十年中写下的。其中对徐懋庸伙同周扬、张春桥之流，“以文坛皇帝自居”，围攻鲁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对我们今天深入揭批“四人帮”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讯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生前写下的书信，最近又新发现了十三封。
新发现的这些书信，都是鲁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最后十年中写下的。其中对徐懋庸伙同周扬、张春桥之流，“以文坛皇帝自居”，围攻鲁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对我们今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书信再次表现了鲁迅为革命坚韧不拔、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这对我们今天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是个巨大的鼓舞。
鲁迅的这十三封书信，在迄今为止搜集比较详备的《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付印时尚未发现，是最近在收信人及其家属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由有关单位搜集到的。其中有手稿的计有八封：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致欧阳山、草明的一封（前缺收信人姓名、后缺鲁迅署名）；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致欧阳山的一封
（曾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收获》）；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致江绍原的六封。另外两封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四月九日致魏猛克的书信，发现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和七月二十一日《北平新报》的《文艺周报》，其中第一封信同时刊载了手迹制版。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致曹聚仁的一封信，发现的是根据手迹制成的锌版；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致齐涵之的信，曾刊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的《西北风》半月刊。还有一封书信的手迹，发现于天津的《北洋画报》，收信人姓名及鲁迅写信的日期不详，但从信的内容看，当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写的。
一九三六年，鲁迅根据毛主席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针对王明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革命口号。周扬一伙对鲁迅提出这个正确的革命口号发起了围攻。八月三日至六日，鲁迅在病势垂危中，公开答复徐懋庸写的围攻信，写下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战斗的檄文。在这次发现的八月二十五日致欧阳山的信中，鲁迅又愤怒地指出：“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我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一发表，一批徐派就在小报上哄哄的闹起来，煞是好看，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后，再作一文，此辈的嘴脸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鲁迅在这里所说的“一批徐派”小丑，正包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老投降派张春桥。一九三六年九月张春桥在上海的《文学大众》上发表《纪念九·一八》的黑文章，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文坛的纠纷”，表示对此不能“容忍”。虽然鲁迅一个多月后就因病逝世，没有能够实现再作一文揭露张春桥之流嘴脸的计划，但张春桥今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亿万人民的口诛笔伐中，他的嘴脸正“更加清楚而有趣”地暴露在革命人民的面前。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鲁迅曾多次愤慨地揭露周扬、张春桥一伙倚势“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象“工头”式的“手执皮鞭，乱打苦工”，“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但是，鲁迅又说：“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在这次新发现的致欧阳山、草明的信中，鲁迅再次指出：“中国要做的事很多，而我做得有限，真是不值得说的。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现在是想每天的劳作，有一个限制，不过能否实行，还是说不定，因为作文不比手艺，可以随时开手，随时放下的。”这生动地表现了鲁迅为革命要“赶快做”的忘我精神。
鲁迅致魏猛克的两封信，再次深刻地阐述了对旧文艺的“采用”，即批判继承的问题。鲁迅指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既是采用，当然要有条件，例如为流行计，特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那不消说是不对的”。鲁迅的这些论述，对于批判“四人帮”歪曲和割断历史，鼓吹无产阶级文艺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种种谬论，对于揭露他们对封资修文艺顶礼膜拜，在旧文艺中讨生活的丑恶嘴脸，也都是有力的战斗武器。
鲁迅在致江绍原的六封信中，对宗教研究、文艺翻译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在新发现的其它几封信中，鲁迅谈到了出版、翻译方面的一些事务。
新发现的鲁迅十三封信的全文，即将在报刊上发表，今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鲁迅书信集》新版本时也将全部收入，其手稿则将收进正由鲁迅研究室、文物出版社编印的《鲁迅手稿全集》中。
鲁迅一生写下了大量的书信，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的就有五千余件，目前已经收集到的仅有一千余件。今后在各地各单位和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协助下，鲁迅书信的搜集工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附图片）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鲁迅致欧阳山的信。 新华社发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鲁迅在致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谈到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想每天的劳作”，坚持译作，表现了鲁迅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彻底革命精神。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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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批“四人帮”妄图利用历史篡党夺权
《历史研究》第六期即将出版
本报讯 《历史研究》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六期即将出版。揭露和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篡党夺权，是这一期的主要内容。
在编辑部写的《〈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一文中，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封锁和破坏毛主席关于恢复《历史研究》等刊物的重要指示；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一九七四年控制《历史研究》，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以及他们在该刊一九七五年冬被迫交还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后，又指使其党羽策划从外部夺权等罪恶活动。编辑部写的《痛打落水狗梁效、罗思鼎》，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稿》编写组写的《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与“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野心》，李祖德等人写的《评“四人帮”歪曲秦汉之际阶级斗争历史的奇谈怪论》，庞朴写的《评梁效的假批孔》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利用其反革命喉舌，借“批孔”和“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歪曲、篡改马列和毛主席有关指示，宣传唯心史观，篡改历史，利用历史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丑恶表演。
本期刊登的吴江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考察了作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法家学说的产生及其在封建社会中的演变过程，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把法家和法家学说超越一定的历史范围，大加美化、颂扬的险恶用心和谬论。
靳岱同的《李贽与〈水浒〉》一文，肯定李贽作为明代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的历史作用，但指出对李贽必须进行全面分析。作者指出，李贽评点《水浒》时，宣扬宋江是忠义的化身，颂扬“招安”政策，反对农民起义，这说明李贽攻击孔孟之道，不过是为了引起当道者猛醒，而一当农民起来造反，他就主张交替使用“剿”、“抚”两手来镇压农民起义了。
本期还刊登了李新的《西安事变》。作者指出，四十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引起国内一系列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文中记述西安事变的经过时，着重追述了由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以及周恩来同志肩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托，做了卓越的工作，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这对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