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汉奸卖国贼的可耻嘴脸
——批判张春桥一九三四年写的反动文章《济南》
国务院办公室 于翔
一九三四年十月，张春桥在上海《中学生》杂志第五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济南》。他在这篇反动文章中，无耻地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互相提携”、“共存共荣”，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屠杀中国人民“有理”，为蒋介石反动派的民族投降主义涂脂抹粉。这篇黑文，是张春桥背叛祖国，向日寇献媚，渴望充当汉奸卖国贼的铁证。
张春桥在一九三四年写《济南》这样的反动文章，决不是偶然的。一九三四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时候。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此相反，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加紧进行妥协投降活动，勾结日寇，反共反人民。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中日亲善谈判”，叫喊“中日提携”。一些反动文人，在蒋介石授意下，纷纷摇动笔杆，舞文弄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进行粉饰。张春桥的《济南》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炮制出笼的。
在这篇反动文章中，张春桥首先以介绍济南的地理、名胜为名，把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济南，描绘得异常“太平”、“安定”。说什么“现在这儿是万分地平静”，“安静的空气里动荡着三弦琴的余音”，“人们可以象雨后的蛙出来吸收舒适的气息”，青年人可以在这里“低低倾诉着各人的春风般软绵绵的心曲”，“正是骚人们吟咏太平的一个年头”……够了！在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的时候，在中国人民遭受残酷屠杀的时候，张春桥竟然把济南描绘得如此“平静”，如此“美好”，如此“舒适”，简直成了“人间天堂”！
事实是怎样的呢？饱受法西斯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长期遭受日本强盗摧残的山东人民最有发言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就伸进了我国山东省，攫取了修路、开矿、航行、投资、经商等特权。一九二八年，日寇一手制造了“五·三”惨案，肆意屠杀济南人民。蒋介石置济南人民的死活于不顾，竟下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就是在张春桥“吟咏”为“太平年头”的一九三四年，北平青年学生们控诉道：“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在？”这是蒋日勾结，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真实写照。明明是外寇入侵，国难当头之时，张春桥却硬说是“太平年头”成千上万的爱国同胞在遭受杀戮、监禁和毒刑，而张春桥却胡说人们可以任意呼吸“舒适的气息”。广大青年英勇抗日，慷慨捐躯，张春桥却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倾诉”“春风般软绵绵的心曲”。蒋介石投降卖国，中华民族遭受奇耻大辱，中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而张春桥却在暗夜里欣赏“三弦琴的余音”。真是汉奸卖国贼的丑态毕露，可恶又可恨！鲁迅在揭露投降派时指出：“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看，张春桥不正是这类万劫不复的奴才吗？
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也是张春桥美化济南的真正用意。在《济南》一文的结尾部分，这一点暴露得最为明显。他写道：“济南，这华北的都市，在马路不平，电话不灵，警察不行下经历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她已经成了一个华北的大都市，在两条铁路和黄河的联贯下，我们底都市渐渐地好起来了：站在千佛山或城头马路上可以看到向突飞猛进的路上走的房子。在平时颇为荒凉的经七路一带，现在也完成了民房的建筑，自来水在修筑，农村的人在往这儿跑，朋友，济南马上便可以成为一个华北的更重要的市镇。”“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惊奇，说这里的经济权大都操在日本帝国手里，那是一种胡说，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才能够把济南建筑起来”。真是一纸赤裸裸的投降书！张春桥这个汉奸文人在这里运笔之妙，在于突出了一个“变”字。什么过去的济南“马路不平”，“电话不灵”，“颇为荒凉”，“现在一切都变了”，而且是“突飞猛进”地变了，“好起来了”，甚至还给老百姓修起了“民房”、“自来水”。好家伙，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而这一切所谓的“变化”又是怎么来的呢？张春桥回答道，这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互相提携”、“共存共荣”的结果。画龙点睛，道出了张春桥想要投降日寇当汉奸的心声。
臭名昭著的“互相提携”、“共存共荣”是什么货色，世人皆知。它同什么“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所制造的强盗口号。日本帝国主义决心灭亡中国。什么“互相提携”，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任意侵略中国的领土。什么“共存共荣”，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财富。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有日本法西斯的“存”，就只有中国人民的亡；有日本法西斯的“荣”，就只有中国的毁灭。水火不容，誓不两立。中华民族只能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决没有与日本强盗“共存共荣”的余地。叫喊与日本帝国主义“亲如一家”，“有互相提携之必要”的，只是一小撮充当汉奸卖国贼的民族败类。张春桥按照反动主子的腔调，公然鼓吹“互相提携”，“共存共荣”，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为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尽力，与中国人民为敌，完全背叛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济南》一文表明张春桥从头到脚地钻进了卖国贼营垒之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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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话的破产
解放军某部战士 金辉
用鲁迅讥讽托派的一段话，移赠惯唱高调的“四人帮”是颇为合适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唱高调，是“四人帮”的拿手好戏，并且越唱越高，越离奇。鲁迅说：“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但这种“不是人话”的“帮话”曾泛滥一时：你把社会主义生产搞上去了，他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甚至说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象“人话”吗？唐山地震后，“四人帮”一伙根本不管人民死活。胡说什么“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冲淡批邓”。这有“人话”味儿吗？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而且，“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
“四人帮”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靠的就是搞阴谋诡计，就是说空话、唱高调。但是，“四人帮”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指鹿为马，却未必能画饼充饥。讲完空话，唱完高调，总不能饿肚子，于是这些“人肉筵宴”的厨子们就更凶狠地向人民举起了砍刀，更残酷地剥削人民。但是，鲁迅还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我们要记住斯大林对列宁说的话：“至于对付疯狂分子——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会发抖。”（《列宁全集》第27卷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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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野心·虚伪·谎话
钟屏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常讲这样一句话：
“伯达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我呢，比他就更小了，是小小小老百姓。”
大野心家陈伯达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足见其虚伪奸诈；大野心家江青在陈伯达的“小小”后面再加上一个“小”，其虚伪奸诈可说又高一等。
不过，这恰好说明，江青与陈伯达思想象，语言也象。他们原本就是一伙：
那时候，江青与陈伯达是此呼彼应、一唱一和的。他讲话，她“完全拥护”；她发言，他“举双手赞成”。挑动武斗、煽起“全面内战”，是他们一起干的；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大批干部打下去，也是他们一起干的。陈伯达为林彪篡党夺权摇笔杆，写黑文，吹林彪为“天马行空，知无涯”，效劳卖命可谓尽心竭力；江青为林彪黄袍加身大造舆论，又是喊叫，又是拍照，更可谓“呕心沥血”。那个遗臭万年的什么祝“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口号，第一个喊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江青。就是这个江青，在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前夕，还为林彪拍摄了一张大幅光头照片登在画报上。江青动不动就骂这个、骂那个，其实她对林彪不是比谁都更忠心，更“紧跟”吗？
紧跟也罢，忠心也罢，只要认帐，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但是，江青最擅长伪装，变脸。陈伯达垮台了，她说：“我和陈伯达早就有斗争的。陈伯达和王、关、戚是一派，我和张春桥、姚文元是一派”。林彪自我爆炸了，她急忙分辩：“我让林彪迫害得厉害了！”什么“有斗争”，什么受“迫害”，什么这“一派”，那“一派”，你们分明是一个土丘上的丑类，一个角落里的反派——反革命派！
林彪一伙奉行孔老二的处世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江青自称批林批孔的“带头人”，恰恰正是林彪、孔老二一类的巧伪人！
江青自吹说：“劳动是我的第一需要。”然而就是这个江青，看电影坐沙发还嫌累，要在特制沙发上躺着看；她外出煽风点火，游山玩水，不仅叫人带着高级食品，还要带上专用的矿泉水。有一次，她到北京一个棉纺厂去，说是要“参观参观、劳动劳动”。她一进厂，听说离车间还有二百米，马上又上了汽车。到了车间，又捂耳朵，又掩口鼻，怕声音，怕飞花。转了一圈，啥也没干，说她自己想做两条裙子，要了二十多米料子走了。这是什么“劳动”！明明是吮吸工人的血！
以前，人们都在想：江青那样一个“大人物”，为何如此的伪善呢？现在，人们明白了：
“江青有野心”。伪善是她的画皮，用以掩藏着野心；伪善是她的手段，为其实现反革命野心放烟幕，捞资本。“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9页）
江青想作党的主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她以为时机到了，于是扯去了包着头脸的黑纱，更加肆无忌惮地表演起来：
当有人称她为“首长”时，她大发雷霆：“我既不是‘首’，也不是‘长’，不要叫我首长！”她是谦虚吗？不，这是她篡夺党政大权尚未到手时的一种歇斯底里大发作。
她到处大讲什么“母系社会”、“女人管理国家”、说现在“男人都把权力抢去了”，等等，说得十分下流，不堪入耳。为自己篡权造舆论，竟到了荒唐无耻的地步！
江青野心大，作恶多，既猖狂，又心虚。她训人的时候，又拍桌子又瞪眼，张口“老娘不怕”，闭口“老娘教训你”，可是末了，总要夹上一句：“你是不是听到我什么了？”色厉而内荏，嘴硬而心惊，完全是个怀有鬼胎的小丑。
捣鬼虽然有效，但是终归是不能长久的。江青的那些怕人听到的“什么”，是怎么也逃不过亿万人民的耳目的。如今，江青的反党丑行，不是一桩桩、一件件被排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吗？挥起铁扫帚，扫除害人虫。人们象欢度节日一样，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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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本家乏走狗的自供状
——斥张春桥的大毒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
林清源 李振玉
一九五六年，我国人民在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就在这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曾经混迹在上海“三月的租界”里的老投降派张春桥，又挤进“数不清的人群”来到南京路上。面对着社会主义革命势不可当的革命洪流，“资本家的命运”，引起他深切的关注。于是，一篇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便抛了出来。这篇毒草，与刘少奇鼓吹的“剥削有功”如出一辙，又是赫鲁晓夫“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生动描绘，也是张春桥继续投靠资产阶级，充当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自供状。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资本家失去安身立命之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本家行将失去自己的天堂，把自己的“毛”附在资本家“皮”上的“乏走狗”，正面临着“丧家”之危。张春桥这个与资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乏走狗”，于是跳了出来。
这篇大毒草，首先竭力掩盖资本家剥削的阶级本质。张春桥别有用心地借助几个资本家的“亲身经历”，为资产阶级“塑造”了几个艰辛创业、守成不易、拱手合营的“可敬”“可爱”“可信”的形象。
资本从原始积累，就是用血和火写下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固然有不同之处，但是它的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它为着追求最大的利润，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血腥搜刮、残酷剥削的阶级本性却是一致的。可是，在张春桥的黑文中，是这个资本家创业艰辛的历史，那个资本家惨淡经营的始末。他们“满怀着振兴实业的心情，盼望着祖国的强盛”，“大家为着一个目标而工作”。张春桥煞费苦心地硬要人们相信：“翻开每一家民族工商企业的历史”，“那一个不是在鲜血淋漓的斗争中被咬得遍体鳞伤的”；资本家同工人一样，“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遭受到的痛苦和折磨也特别多”。资本家不仅仅苦苦地承受着“惨痛的命运”，而且还在“惨痛的命运”中养活工人，当了“养老院院长”。啊哟哟，说得多么可怜、可爱！刘少奇说资本家“剥削有功”，称他们是“红色资本家”，张春桥就抬出一个养活工人的“养老院院长”。资本家血淋淋的发家史，资产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阶级本质，到了张春桥笔下，都变成了人们应该感恩戴德的“伟绩丰功”。吸工人血汗的资本家，竟然成了养活工人阶级的“大恩人”。真是颠倒黑白，无耻之尤。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实践。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了解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正确途径。一九五六年初，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我们已经建立了优势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占领了农村阵地，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被迫接受无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全国各地先后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无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里的这一场革命，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生死搏斗。这场革命，同一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样，不允许有什么和平共处、平等关系。
但是，张春桥不仅根本抹煞和抽掉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而且恶意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说成是“资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劝导”。是因为资本家“眼光放远了、放大了”，考虑“国家地位”、“国内建设”、“不怕共产”；资本家放弃了“相信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信念，“甘心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真是妙笔生“花”！凭着他舞文弄墨，混淆黑白的惯伎，赫鲁晓夫宣扬的“和平共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谰言，在张春桥的笔下，便成了一个阶级融合，不分彼此，目标一致，安乐与共的“天堂”。绘声绘色，煞有介事。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唱赞歌、丑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从一九四九年上海获得解放以后，南京路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过去受三座大山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掌握了政权。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初取得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早已成为南京路的主宰。
可是张春桥在为资本家歌功颂德的时候，对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业绩、对新的社会主义的上海南京路，却没有甚么“印象”，这些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有他的主子资产阶级才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因而充斥在黑文里的，是一个又一个被尽情美化了的资本家。是他们主宰着南京路的“命运”。他们是南京路上的“当代英雄”，是南京路的主人翁。
一处在提到工人的时候，却诬蔑说他们象“算盘珠”一样，只能“拨一拨，动一动”。另一处谈到私营企业的职工，说他们只知道“埋怨着在私营商店里是埋没青春”。公私合营以后，也只是做一点“把橱窗擦亮，货物摆齐”的改换门面的琐事，被资本家拉来一起共享“主人”乐趣的小伙计而已！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张春桥的“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些被歪曲了的“猥琐小人”，根本就没有充当主人的资格，也完全不象一个主人翁的样子。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对资本家说“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你干不干呢？”刘少奇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给资本家画了一幅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妙蓝图”。资本家的乏走狗张春桥，则用上海南京路的资本家现身说法，为刘少奇的提问作了圆满的答案。在资产阶级面临着寿终正寝的历史命运的时候，这两个混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要为它“永葆青春”，一个要使它“长命百岁”。可是螳臂当车，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张春桥在黑文收煞的时候，憋足了力气，喊出了“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但是，张春桥高呼“万岁”的“社会主义”，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三大差别，限制和逐步取消资产阶级法权，铲除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土壤，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前途，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张春桥妄图用“社会主义万岁”来混淆视听，妄想以偷梁换柱的办法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来为资产阶级保存他们失去的天堂，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