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市文管会
编者按: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转载十二月八日江苏《新华日报》发表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一文。
今年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而无比悲痛。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要求报刊发表纪念、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以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和崇敬,更好地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可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利用他们篡夺的宣传大权,不让报刊登载。江苏省《工农兵评论》杂志编辑部组写了《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这篇文章,竟然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策动对这篇文章进行围攻。张春桥叫嚷“文章没有发表也要批”,姚文元污蔑这篇文章是“反动思潮”。他们还要追查这篇文章的背景,把它列为“反革命专案”。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仇恨周总理,仇恨爱戴周总理的全国人民,已经达到何等猖狂的程度!
“四人帮”用种种卑鄙手段,妄图从全国人民心目中抹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纯粹是痴心妄想。他们越是反对周总理,革命人民越是怀念和崇敬周总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亿万军民人心大快。本报今天转载这篇文章,是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
在全国亿万人民极其沉痛地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的日子里,我们怀着十分崇敬与悲痛的心情,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瞻仰周总理战斗过的地方。
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曾经在这里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十个月零四天的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的光荣历史使命。
今天,这儿的一花一木,每一件遗物,都使我们激情无限,思绪万千,仿佛敬爱的周总理同敌人英勇斗争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肃然起敬。
与敌人针锋相对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同志飞抵南京后,曾和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同志在梅园三十号庭院内合影留念。两棵苍劲挺拔的翠柏,沐浴着初夏的阳光,他俩站在宅前的葡萄树下,神情是那样坚定而安详。看了这张照片,谁能想象得出,就在周恩来同志和代表团住房的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国民党反动派设立了十多个特务据点。这里面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特刑庭的侦讯室,有伪首都警察厅厅长的
“公馆”……前后左右,门对门,窗对窗,虎视眈眈的对代表团进行严密地监视。特务专用的摩托车、吉普车、小轿车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卖报纸”的特殊人物,也日夜在周围窜来窜去。正如郭沫若同志当年目睹的:“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然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董必武同志处之泰然,犹如梅园三十号庭院中那两棵昂首挺立的翠柏,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地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梅园三十号门首加盖了小楼,围墙增高了一半,以阻挡敌人的窥探。代表团开会时,放下窗帘,并在窗外台阶上放着一架收音机,高声播送延安新闻,以扰乱敌人的视听。
在那些日子里,美帝国主义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用飞机、军舰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内战前线。周恩来同志用确凿的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调处”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阴谋。有一次,马歇尔派国民党的一个谈判代表到梅园来,说是请周恩来同志到他那里去举行会谈。周恩来同志拒不接见,这个“代表”坐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自觉无趣,灰溜溜地回去了。事后,周恩来同志派人到马歇尔那里去,义正词严地指出:“要谈判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双方共同约定一个时间,共同商定一个中间地带才行”。诡计多端的马歇尔吃了败仗以后,不得不伸出大拇指说:“周恩来将军真不愧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家!”
在中共代表团电讯组的电讯室,现在依然保存着一架BC610型大电台。代表团当时就依靠这架电台同毛主席、党中央进行联系。电讯室设在二楼,两面临窗。国民党特务在附近房屋设有侦察电台,专门窃听我方电讯。尽管特务费尽心机,始终无法破译我方密电。
国民党特务黔驴技穷,为掐断中共代表团的这个“喉舌”,卑鄙地对我电台进行发射干扰,使我电台无法正常工作,同志们万分焦急。周恩来同志很快想出了一个斗争策略。他对同志们说:“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敌台干扰我们,我们也可干扰敌台”。于是,在周恩来同志指示下,我方电台就专门对敌方机场的对空广播进行干扰,使敌机在空中失去和机场的联络,无法起飞和降落,窘态百出。这样就迫使愚蠢的敌人不得不对我方电台停止干扰。经过这场斗争,周恩来同志又指示电讯组的同志,在壁橱里架设了一架五瓦的秘密电台。为防止敌人切断电源,还设了一架柴油发电机。周恩来同志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绝妙的斗争艺术,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忘我地为党工作
梅园新村三十号楼下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内,当年他使用过的写字台、转椅,桌上放着的笔砚、铜墨盒、新华日报、分省地图和中共代表团的信笺,依然如故。门后,一个装满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的玻璃书橱在室内分外夺目。一九四一年,毛主席在延安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周恩来同志立即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了这次整风运动。后来,他把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带到重庆,又带来南京。现在,这本周总理亲笔署名的革命文献还在橱内闪闪发光。墙上,挂着一帧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同志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工作时,他的秘书拍摄的。从这张照片,我们能够想见,在那艰苦岁月里,周恩来同志是怎样送走一个个不眠长夜的。
周恩来同志的工作是非常紧张和劳累的。白天,除了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外,还要接见来访的革命群众、新闻记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揭露美蒋反动派扩大内战的阴谋,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做统一战线工作。晚上,既要听取代表团新闻组、外事组、军事组等部门的汇报,进行分析研究,亲自起草电文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和请示工作,又要挤出一定时间,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尽管周恩来同志觉睡得很少,但临睡前,总是念念不忘地叮嘱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争取时间就是胜利,消息发表在前面就能争取主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有重要指示和各地发来急电,你们要随时叫我起来,千万不要误了时间。”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我党经费开支很困难。代表团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津贴费只有伪法币一万七千元。当时买一件蹩脚的短袖衬衫就要花一万二千元。周恩来同志生活十分俭朴,膳食极其普通。有时在外工作来不及赶回来吃饭,就找一家小饭馆随便吃点东西。同志们经常劝他说:“小饭馆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别到那里去吃了。”他总是笑着说:“没关系,在南京,蒋介石还不敢把我怎么样”,“至于卫生,我注意一点好了”。
在周恩来同志的卧室内,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张单人棕棚床、一张五斗橱和一个衣架,床上的棉被是代表团一九四六年所发,直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去北京征集时,周恩来同志仍在使用着,已用了十多个年头。那只摆在五斗橱上的小皮箱,已经磨损得发白,这是周恩来同志装衣服及生活用品的,从一九三六年在延安带出来以后,它跟随周总理南征北战十几年了,一直用到北京。
当我们的目光移到高高悬挂在衣架上的那顶周恩来同志戴过的帽子时,我们尤其感到亲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为了彻底揭穿美蒋反动派玩弄的反革命两手阴谋,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从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同志也同机前往。当毛主席临上飞机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敬仰、爱戴的心情,亲手把这顶太阳帽给毛主席戴上……想到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震撼着辽阔的太空,仿佛看到了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照亮了祖国的大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敌斗争更艰巨了,周恩来同志的工作更紧张了。看到周恩来同志常常通宵不眠,同志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一次,党支部开会,同志们一致提出要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周恩来同志又是笑着说:“我休息得很好嘛!”鉴于周恩来同志休息太少和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会上做出决定,要他一定在晚上十二点钟之前睡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周恩来同志内心十分感激。可是,由于形势和工作的迫切需要,使他不能不严肃地对同志们说:“我们代表团受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委托,担负着谈判斗争的重大使命,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相比之下算得了什么呢?”在场的同志们听了这番感人肺腑的话,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从来就是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
邓颖超同志当年在中共代表团负责领导妇女界的工作,经常出席一些妇女界的会议。但主要是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在谈判斗争最紧张的日子里,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梅园轮流值班,处理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敌人巢穴里,邓颖超同志不畏艰险,不计名利,与周恩来同志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尽管工作非常紧张,谈判斗争十分激烈,可是,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却经常挤出时间到雨花台去凭吊革命烈士。每次去都要拾一些雨花石回来,放在中共代表团会客室中间桌子上的一只碗里,对同志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邓颖超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每当我一看到这些雨花石,就会回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来。”郭沫若同志当年是中共代表团的常客,这碗雨花石曾使他感慨万分,他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作了这样一段评价:“雨花纹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为机要人员“把门、放哨”
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处在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包围之中。只要代表团的汽车或工作人员一出来,立即就有国民党特务尾随盯梢。同志们的生命安全每时每刻都受到敌人的威胁。
周恩来同志始终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地带领同志们去战斗。同志们十分关心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周恩来同志更关心同志们的安全。他总是关照外出工作的同志提高警惕,甚至和他们一起议定行车路线,直到他们平安归来才放心。
在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和卧室的上面,是代表团机要科的办公室。周恩来同志让机要科设在楼上办公,是为了保密和安全。
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国民党反动警察发动突然袭击,以“查户口”为名,公然要搜查梅园新村三十号。当反动警察窜进三十号院内,就要走进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和卧室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拦上去,严正斥责反动警察说:“我们代表团是来同你们进行谈判的,不许你们随便闯进周团长的办公室里来。”经过斗争,反动警察不得不龟缩了回去。
机要科的同志因此更关心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周恩来同志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机要科的办公室,共三间低矮的小阁楼,一抬手几乎就能摸到八字形的阁顶。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这里简直象个大蒸笼,而仅有的几个可以透风的小窗,还不得不日夜蒙上红黑两色的双层窗帘,来挡住那些国民党特务狼犬般的眼睛。同志们就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同志们的健康,经常上楼来看望大家,拉着那些汗流浃背的青年同志的手,亲切地说:“你们是机要人员,是党的上通下达的命脉。叫你们住在上边,为了叫你们工作安全。我住在下边,给你们把门、放哨。为了党的事业,你们安心工作吧!”并对机要人员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要保密,第二要准确,第三要迅速。”同志们坚决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
胜 利 属 于 人 民
刚一踏入梅园新村三十号的会客室,一排沙发映入眼帘,我们好象看到周恩来同志正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和来自各方面的友好人士商谈国事,周总理的面容是那样和蔼可亲,周总理的话语是那样情挚意深……这是一间多么不平凡的会客室啊!
周恩来同志卧室的窗外,有一架葡萄树,代表团到南京时,正是夏天,葡萄树浓荫覆盖,生机勃勃,周恩来同志有时就在葡萄架下,向来访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阐述我党坚决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
当时,蒋介石集团一面与我党谈判,一面依仗美帝的支持,调动一百多万军队到内战前线,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进攻中原解放区,七月进攻苏皖边区。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民主人士对我党能否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缺乏信心,对和平谈判的前途表示忧虑。周恩来同志总是满怀胜利信心地和他们交谈。他经常依据毛主席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样子看起来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它背信弃义的进攻,撕毁了亲手签订的协议,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从而陷入了空前孤立,它在军事上的所谓“优势”是暂时的。周恩来同志坚定乐观地鼓舞朋友们说:“对于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争取和平,我们是有决心的,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打,对于胜利,我们是有信心的,最后胜利肯定是属于人民的。”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下关惨案”,用法西斯手段,殴打从上海来南京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的请愿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周恩来同志闻讯后,深夜两点多钟赶到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并紧紧握住他们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使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日日夜夜地为争取和平、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而奔走、而斗争,真是呕心沥血,终于使许许多多的人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周恩来同志早已洞察到,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援助下,完成内战部署以后,必定要撕毁停战协定,谈判必然要破裂。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在梅园十七号分析形势时曾经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延安去了,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打的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的多。”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梅园十七号的中共代表团会议室,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的中外记者很多,不少记者不得不拥挤在门口、窗外和院子里。周恩来同志站在一张地图前面,右手指着地图,向中外记者痛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的罪行,阐明我党坚决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主张,并发表声明,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派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后,有个记者提出:“假如国大通过对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
周恩来同志泰然自若地笑笑,回答:“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都经过了。我们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周恩来同志略为停了一下,对发问的记者说,“假如你是替我们担心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你,不要紧。”记者们原来很紧张,听到这儿,都为周恩来同志洞察未来的惊人气魄所鼓舞,不由地笑了起来。周恩来同志接着说,“一切靠自力更生,譬如我们这次回延安去,要吃饭,就要参加生产,自食其力。只要我们永远勤勤恳恳作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永远有事做,有饭吃,永远有新的活力,永远有新的希望。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愿意把这种光荣分赠给诸位”。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返回了延安。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立即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不出周恩来同志的预料,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撕毁了和谈假面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令中共代表团驻在上海、重庆、南京三地的全部工作人员五天内撤离。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同志离开南京时,各方面的代表都来送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对董老说:“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董必武同志爽快地答道:“两三年以后我们就要到北京去了,到那时候我们要来接你了,你就要变成客人了。”当董必武同志临上飞机时,向送行的人们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在梅园新村的预言很快实现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赶走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事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二十六年来,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从事革命斗争的不朽功绩,一直鼓舞着江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敬爱的周总理并没有离开我们,他那光明磊落、充满革命活力和必胜信心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自己一切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就象梅园新村三十号庭院里那两棵高耸入云的翠柏,世世代代,万古长青!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安息吧!写于一九七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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