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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精心炮制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下简称《答卷》）连同“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转载。一时，《答卷》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答卷》作者也被吹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大肆宣扬：《答卷》作者“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更是得意忘形，到处狂叫：《答卷》作者“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份所谓《答卷》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它完全是“四人帮”蓄意炮制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要拣“石头”打人，是蓄谋已久的。
一九七三年四月，国务院下达了大学招生文件，强调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制度。明确指出：要坚持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这些规定，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招生办法，既同“以分取人”那种旧的招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又同否定学文化这种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文件发下不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北京，同“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亲信进行了密谋。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回去以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胡说什么：“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他们一方面同意搞文化考查，一方面却要“保留批判权”，这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存心要整人吗！
当时，兴城县是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的一个试点。本来，在兴城考区，考生可以翻书，考题不是偏题怪题，考试方法也不是突然袭击。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瞎说是什么“闭卷”，“搞得很紧张”，“从考题本身来看有些问题，考试方法也有问题”。他还别有用心地说，这“不是辽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大家知道，这次大学招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如何搞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一次试验，路线是正确的，即使有些地方由于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不难纠正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抓住文化考查大做文章，以百倍的疯狂咒骂：“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更是居心险恶地叫嚣：“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他们一个叫嚷“有人”，一个马上说是“修正主义”。此唱彼和，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把攻击的罪恶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同志，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心怀卑鄙目的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了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弄虚作假，真是费尽心机。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给领导写信一事。“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听了以后如获至宝，下令当晚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急送来。信一到手，他立即决定要《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当时，有不少群众反映，《答卷》作者在信中打击别人，吹嘘自己，暴露出他自己倒是个“大学迷”。“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心切，竟说什么：“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两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七月十八日，他在退给《辽宁日报》的送审小样上，竭力为所谓的《答卷》乔装打扮，把最能反映《答卷》作者写信意图的最后一段话，即“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统统删掉了，并亲自改写了“编者按”，为《答卷》涂上一层“反潮流”的油彩，指定第二天（即七月十九日）立即见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他精心改写的“编者按”中，胡说什么《答卷》作者在这次考试中“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却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是墨写的谎言。事实是，六月二十八日下午，这个自称为“自我表现胜似黄牛”的《答卷》作者参加语文考试，谈《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竟是不知所云，只得三十八分；二十九日上午，他参加数学考试，只得六十一分；下午，又参加理化考试，只答了化学部分的六道小题，得六分。结论很明白：《答卷》作者参加了所有的考试，每门考卷都答了题，他交的根本不是什么“白卷”。
《答卷》作者写信的目的，完全是乞求上大学，向上爬。考试前，他借书复习功课；考试时，他按期赴考。第二天下午考试，他睡过了时间，竟从窗子跳进考场应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答卷》作者就给领导写过乞求上大学的信。这次在县里考试，他答理化题时，“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深感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即将变成泡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故伎重演，把卷子翻过来，掏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本子，从上面抄下早已准备好的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答卷》作者在信中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现在一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答卷》作者的生父，解放前是兴城县一家粮业油坊的股东、经理，公私合营后每月还收房租，拿定息，政治历史也很不清白。“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所谓的《答卷》发表之前，也曾装模作样地派人到兴城县，作关于《答卷》作者“情况的调查”，但是不顾事实，美化《答卷》作者“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考试结束后，《答卷》作者还跑到县公安局找熟人挖门子，又到他原来的老师、县教育局长那里，请求“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的要求。《答卷》作者上大学临行时，还对他的生父说：“这回我可熬出来了！”大量事实证明，《答卷》作者根本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迷”。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把他捧起来，吹起来，“诱以：官、禄、德”，完全从属于“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揭露“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大量反革命罪行，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四人帮”需要有《答卷》作者这样的人，充当他们的前台打手，在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说他们想说的话，办他们要办的事。果然，《答卷》作者随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他打着所谓“反潮流”的旗号，到处大放厥词，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毛主席逝世以后，他公开跳出来，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堕落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
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驱散了我国上空的那股乌云。这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的炮制者——“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被揪出来了，《答卷》作者也现出了他真右派的原形，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要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乘胜前进，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辽宁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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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剥掉“四人帮”画皮 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南京大学师生员工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高潮，全校形势一派大好
据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电 南京大学六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和“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滔天罪行的高潮。师生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剥掉“四人帮”的一张张画皮，把他们的反革命的原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全校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南京大学师生员工，对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罪行，对于“四人帮”搞乱南京地区和江苏省的阴谋，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春雷一声震天地，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喜讯传来，南京大学校园立即沸腾起来了：人们扬眉吐气，心花怒放，人们纵情欢呼，热情赞颂英明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赤胆忠心地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勇无畏地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功勋，给我们党的历史写下了新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南京大学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工宣队员和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温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华国锋主席的重要讲话，越学心越明，眼越亮，斗志更加昂扬。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剥掉“四人帮”的画皮，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到处都是一派团结战斗的革命景象。
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以造谣惑众、涂脂抹粉等种种无耻手段，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功臣”，以此为“资本”，到处招摇撞骗，欺骗人，吓唬人。
“四人帮”果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吗？南京大学师生们愤怒地痛斥：不，根本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伙叛徒，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政治系教师胡福明在批判大会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一层层剥开了“四人帮”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画皮。他列举事实说明，长期以来，“四人帮”采取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偷梁换柱、肆意歪曲、肆意篡改、拚命封锁、无耻伪造、顽固对抗等种种恶劣手段，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例如，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红与专、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四人帮”任意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强调一面，去反对和否定另一面。你要是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他就给你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努力搞好生产的工人被骂为“路线觉悟低”、“思想保守”。你要是抓提高教学质量，他就说你是“智育第一”。他们就是要把你思想搞乱，工作搞乱，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以便他们乘机浑水摸鱼，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他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黑文中，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式，胡说什么“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他就是这样篡改社会发展史，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说成是首先由政权的变更造成的，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张春桥的这种谬论，与林彪的满口“权、权、权”的谬论是一路货色，其罪恶目的，都是大造反革命舆论，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还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报道，鼓吹一种荒谬透顶的公式：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大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又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过来的，因此老干部大部分是走资派。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把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任意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打下去，同时掩盖他们自己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真面目。大量事实说明，他们自己才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还拚命封锁毛主席为电影《创业》所作的极其重要的光辉批示，以掩盖他们篡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和政策，破坏文艺革命，打击革命文艺工作者，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罪恶行径。他们无耻伪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竟然在报纸上发表《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把矛头直指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对王张江姚进行了多次严肃的警告和批评教育，可是，他们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背后捣鬼，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他们毫无悔过之意，而是变本加厉，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堕落成为阴谋家、野心家和反党集团，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中文系教师栾景芳愤怒地指出：“四人帮”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货色，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他们不懂马列，却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式，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四人帮”的种种奇谈怪论，完全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的，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谬论。
“四人帮”果真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功臣”吗？南京大学师生员工们愤怒地痛斥：不，根本不是！恰恰相反，他们一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贪天之功为己功的政治扒手。校革委会常委、新干部徐开明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亿万人民群众高举革命红旗，运用“四大”武器，打垮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大发展了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以我们南京大学来说，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校广大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在南京地区最先起来造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当我们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的时候，是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首都北京接见了我校师生员工的代表，赞扬了我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支持了我们的斗争。可是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姚文元却窜来南京，竭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革命群众组织的团结。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又抛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把我们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和分歧，推上了大动干戈、全面内战的境地。就在这个重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又一次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和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又是敬爱的周总理耐心做工作，要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我们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没有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联合起来了，不久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校、系两级革命委员会。这一切，都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周总理做工作的结果。“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打扮成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真是无耻之尤！
南大师生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打击、陷害大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四人帮”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在批林批孔中，他们还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到处送材料，乱点名，大反所谓“走后门”，三箭齐发，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打着评法批儒的幌子，借古喻今，含沙射影，诬蔑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他们颠倒历史，抹煞阶级界限，无耻地吹捧武后、吕后，为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梦想当今日女皇帝寻找历史根据。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另搞一套，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造谣惑众，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设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且插手各地，制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四人帮”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说，现在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已经被粉碎了，我们一定要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揭深揭透，批深批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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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镶黄旗文贡淖尔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龙东巴拉在阿拉腾毛都草原建设工地，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