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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
文化部批判组
今春以来，在“四人帮”控制的文坛上，突然掀起了一阵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喧嚣。“四人帮”亲自策划，亲自发布黑指示；“四人帮”的亲信则奔忙不迭地四处活动，死心塌地贯彻执行。他们召集会议，举办座谈，组织创作，撰写文章，上窜下跳，熙熙攘攘，忙得不可开交。
人们不禁要问：“四人帮”明明是害人帮、复辟帮，是一伙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为什么偏要打出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旗号？他们煞有介事地演出了这样一幕闹剧，究竟是要干什么？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剖析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是一个阴险卑鄙的政治大阴谋，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伎俩。“与走资派作斗争”是假，向无产阶级进攻是真。这是“四人帮”利用文艺这一舆论工具，紧密配合他们政治上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部署，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猖狂进攻。
精心策划的卑鄙阴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进行反党活动的罪恶目的，都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他们窃取了宣传大权，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为其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策划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大阴谋，就是通过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进行的反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人帮”为什么要鼓吹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四人帮”的一个亲信说得很明白：“这不光是文艺问题，要引起连锁反应。”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四人帮”哪里是搞什么文艺，他们是在搞政治，搞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治。
今年一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举国悲恸，哀思如潮。但是，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却按捺不住他们幸灾乐祸的反革命心理，以为篡党窃国的时机到来了。他们采用种种卑鄙手段，上下配合，八方呼应，一面鼓动某些人在上海贴出反革命的大字报，叫喊要张春桥当总理；另一面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整政治局其他同志的黑材料，还擅自召集十二省会议，点名整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他们违背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公然把矛头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对于“四人帮”分裂党的宗派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曾多次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毛主席就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并且明令不准她“组阁”。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布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这对于野心勃勃、权欲熏心的“四人帮”，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四人帮”恼恨交加，疯狂反对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充分暴露出他们迫不及待要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他们策划于密室，阴谋利用文艺这个阵地，来制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四人帮”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张春桥把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叫了去，面授反党机宜，布置“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对写什么和如何写，也一一作了黑指示。他还叮嘱说，你们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江青下令要赶快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
主子一声令下，奴才倾巢而出。“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立即着手大干。“四人帮”在上海和北大、清华的亲信也遥相呼应，通力合作。他们按照“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部署，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
为了贯彻“四人帮”的旨意，他们首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三月二日，召开了几个剧团负责人会议。三月十八日，又开了一个所谓重点创作题材的座谈会。在这两个会上，“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以个人谈体会的方式，传达了江青、张春桥的黑指示，反复强调“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是“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一般的任务”，指令到会的创作人员都要订出创作计划，并煽动说：“要写的高一点”，“可以写到省一级、部一级”，叫嚷“不要怕”，要冲破“阻力”。他还声称：“中央负责同志（按：这里指“四人帮”）最近特别关心这个工作，我们必须坚决完成！”凡此种种，清楚地说明“四人帮”是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幕后策划者；他们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有着见不得人的罪恶目的。
接着，就抓创作。根据江青的旨意，他们立即着手炮制反动影片《反击》，并指定改编四部影片为现代京剧，准备在塞进他们的私货后树为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黑样板。他们下令把这些戏里的走资派一律都要改成不肯改悔的，而且原来是副职的改成正职的，级别低的改成级别高的，以体现“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意图。为了加紧炮制，“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频繁来往于京、沪、鲁之间，督促审查，限期完成。此外，还根据江青写的“可以从《序曲》中选材改编成电影和戏”的一段批语，指令有关单位要从这部上海出版的文艺作品选集中选材，炮制出更多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戏剧、曲艺、音乐、舞蹈作品。他们毫不掩饰地说，所有这些作品要在适当时机拿出来“开排炮”！露骨地道出了他们借助文艺制造篡党夺权炮弹的险恶用心。
再有，就是抓评论。他们根据“四人帮”的旨意，指令一个御用的写作班子，炮制出一篇署名“初澜”、题为《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的黑文，拼凑了一套十分反动而又不通的“理论”，企图为他们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立论。此稿虽经政治文痞姚文元几番指点，终究由于漏洞百出，马脚太露，以致三易其稿亦未敢公诸于世。但是，黑文中所包罗的种种谬论，他们已通过各种渠道，在评论、创作人员中广为传播，而且已经付诸实践了。
此外，“四人帮”及其亲信还把文化部的一切工作都绑上他们的战车，纳入他们的轨道。“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曾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节目都要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要照此办理，重新组织节目。他们还指使文化部各司局和一些办事机构派人以“调查”为名，外出搜集各地领导阻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材料”，特别强调“要地委以上的材料”，哪怕是道听途说，只言片语，也要上报。有的不经整理打印，就将原始材料直报“四人帮”。这样不择手段地摸动态、搞情报，又怎能使人相信他们是在抓什么“文艺创作”呢？！
“四人帮”扯起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大旗，以为可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怀疑、抵制和反对。那时，有的人就义正词严地责问：“中央要求集中批邓，写各级走资派会不会打乱中央的部署，引起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写那么多走资派，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 有的尖锐地指出，这样写所谓斗走资派的作品，实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这些朴素而锋利的话语，就象一把把尖刀，剥下“四人帮”及其一伙假革命的画皮，刺中了他们的要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所包藏的反革命祸心，在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面前，很快就被识破了。
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
文艺作品究竟要不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这一点本来是毫无疑义的。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艺作品反映这一客观存在，用艺术手段揭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是完全应该的。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创作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请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们赋诗撰文，谱曲作画，对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痛加“笔伐”，迅速反映了革命人民同这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进行的激烈斗争。这些作品不是深受群众欢迎么？
问题在于“四人帮”提出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是另有一番含意的。
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走资派”呢？象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这些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类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是不准你写的。谁要是写了，“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就会给你苦头吃，就要对你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提出，写走资派重点要写“当年的民主派，今天的走资派”。什么是“民主派”呢？“四人帮”在某学院的一个亲信说得更加露骨：“走资派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过去只是党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革命对象。”这就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亮出了他们的底牌。原来，他们把我们党成千上万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通通都要打成“走资派”。换句话说，他们与之不共戴天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党的大批革命老干部，就是这些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四人帮”与党为敌的反革命真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走资派，他们嫌写“小”的不过瘾，提出要写“大”的，要写“大走资派”。这里，他们又抛出了那套被他们弄得玄而又玄、混乱不堪的所谓“广度”和“深度”的理论，出来招摇撞骗。张春桥在谈到一个写走资派的电影时说：“只写一个公社，概括的广度不大，思想深度也差。”“要写一个省，一个部。”“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拾起主子的牙慧，叫喊“广度就是要写的高一点。”说什么“不一定写一个工厂，一个公社，敢不敢写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个部！敢不敢写党委书记是走资派？”他们所谓的“广度”和“深度”，就是要把走资派写得越大越好，级别越高越好，就是要把县以上的党委书记，国务院的部长，甚至中央领导同志，都写成走资派，把矛头指向那些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更有甚者，他们对于走资派的结局，一律都要求写成不肯改悔的。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他们却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胡说什么“一般的走资派，改的少；大的走资派，改不了”，甚至叫嚷什么如把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写成“犯错误的好人”，这就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还不甘心，还要捏造出荒唐的“理论”，把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律下台，统统打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又何其毒也！
“四人帮”在鼓吹所谓“揭露”“走资派”的同时，还强调什么要写好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英雄人物”，目的是为了标榜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在他们授意炮制的那篇黑文里，有一句十分引人注目的妙语，这就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始终要占领第一把交椅”。这句话说得何等露骨！一下子就把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内心隐秘和盘托出。闻其言，知其人。原来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为了“占领第一把交椅”！这真是“四人帮”狼子野心的维妙维肖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利用文艺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绝妙注脚。他们煞有介事地叫嚷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目的是要把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统统诬指为“走资派”而一棍子打死，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占领第一把交椅”扫清道路。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杀机毕露的黑标本
在“四人帮”策划炮制的所谓“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中，反动影片《反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是“四人帮”利用文艺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黑标本。要懂得“四人帮”到底为什么要打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旗号吗？请看看反动影片《反击》，请听听“四人帮”及其亲信在炮制这株大毒草的过程中所发出的赤裸裸的反革命叫嚣！
影片《反击》是在“四人帮”亲自策划下赶制出来的。于今年三月开始炮制剧本，至九月即全部摄制完成。它密切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
《反击》摄制前，“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亲信麇集一处“审查”提纲，要求尽快写出剧本。随后，“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一个亲信，亲自督阵，叫喊“抓《反击》是大局”，“要快点搞出来”，“总之要快”，迫不及待地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局”制造舆论。在创作和摄制过程中，他指令创作人员，“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把矛头直接指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他大叫大嚷地说：“走资派不光是邓小平一个人，是有一层人，是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邓大平，还有王小平，唐小平”，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华国锋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关于批邓的方针唱对台戏，丧心病狂地鼓吹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要揪“一层人”的反动谬论。他还把“四人帮”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抛给炮制《反击》的有关人员“参考”，这究竟要干什么，不是很清楚吗？在讨论《反击》剧本时，他又恶狠狠地说：“走资派也就是反革命，也可以抓起来，判刑，还可以枪毙他几个。”真是杀气腾腾，凶相毕露。难怪原剧本中的走资派校党委副书记被指令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原来写的已经改悔的走资派被改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剧本的主题思想也被改为“要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在剧中人的台词中，还格外加上了“从中央到地方，他们还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的对话。“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和在某大学的亲信并且硬性限定这部影片必须在“十·一”出片，急不可耐地再三催促：“哪怕粗一点，就是要快。”“四人帮”平时总是叫嚷反对写真人真事，在“真人真事”问题上曾给《创业》定了可怕的罪名。可是，在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时竟一点也不避讳真人真事。《反击》中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实际上就是“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化身。请问，他们这是在搞文艺吗？不！用“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亲信的话说：“《反击》这部电影，不光是文艺问题，要引起连锁反应。”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是要把《反击》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个重要步骤。他们妄图用这部片子煽动各省都来揪省委第一书记，矛头直指中央。怪不得片子一出，“四人帮”在文化部的另一亲信就手舞足蹈起来，说这是一部“好片子”，叫嚣“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准备到适当的时机放映。到时候，《反击》一放，天下大乱，玉玺到手，他们的主子从此黄袍加身，登基即位，而他们自己似乎也可以加官晋爵了。
一声春雷，惊破黄粱梦。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清除了一大祸害。“四人帮”反党集团妄图乱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幻梦宣告破灭。他们策划的“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阴谋也被戳穿。现在，这个祸国殃民的反党集团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宜将剩勇追穷寇。让我们乘胜追击，向着“四人帮”反党集团猛烈开火，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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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责备”是为了扼杀革命文艺
解放军某部 谢英雷
凡杀人者，大抵总要借助某种东西来“杀”，例如砍刀、手枪、毒药之类。“四人帮”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也有种种毒辣的手段，其中之一，叫作“求全责备”。
一部革命文艺作品，要是不合这一“帮”的胃口，他们就要极尽“求全责备”之能事，开列“罪状”，大加指摘：这也不对呀，那也不行呀，这一点有问题呀，那一处有错误呀，进行种种刁难。更有甚者，他们还动辄给作品扣上“路线问题”的帽子，要查什么“政治背景”，真是危言耸听，令人惊骇！在他们的横加戕害之下，革命的文艺作品轻者被打入冷宫，不见天日；重者公开批判，置于死地。这种形式的“杀”，虽然不见血，可对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来说，也并不亚于砍刀、手枪和砒霜！
谁都知道，影片《创业》一问世，就以它鲜明的主题，感人的情节，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赢得了广大工农兵的热烈赞赏。但是，工农兵喜欢的，“四人帮”就是不喜欢。他们大兴问罪之师，野心家江青也亲自出马，操起“求全责备”的棍子恶狠狠地打向这部影片，“罪状”竟有十条之多！仅此一例，“求全责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很清楚了。
本来，世上绝对的“全”是没有的。即使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也不免会有一些缺点。马克思主义的健康的文艺批评，应当是只要符合毛主席规定的六条政治标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就是说，只要主要倾向是好的，那就要满腔热情地肯定它，扶持它，帮助它更快地成长起来。但是，“四人帮”这伙“恶意的批评家”，非要什么“全”不可，否则就横加责备，这完全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求全责备”，是货真价实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货色。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四人帮”对革命文艺的“求全责备”，这个“全”不过是一个幌子。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求全责备”的人，不过是“……合于自己私意的，……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捺它到地里去。”“四人帮”不正是如此吗！文艺作品如果合于他们的“私意”，能为他们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能为他们篡党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他们非但不责备，不求全，而且要吹，要捧；反之，他们就凶相毕露，“求全责备”，想方设法捺它到地里去。拆穿了看，他们的“私意”，就是要让文艺完完全全地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服务。
反面教员的作用是轻视不得的。“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所犯下的罪行又一次告诉我们，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党内资产阶级总要采用种种卑鄙手段控制文艺，并用它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其中，“求全责备”就是他们打向无产阶级的一根棍子。不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求全责备”，不揭穿他们“求全责备”的反动实质，无产阶级文艺就不能繁荣。这正是“四人帮”从反面给我们的深刻启示。